傳統中國對外貿易，往往是政治意義考量遠重於經濟利益，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的興盛，主要是來自於民間的力量，官方並未加以重視。明清以後，由於沿海一帶屢受海寇之患，因此為了維護國內治安與民眾生活的穩定，而實行海禁政策。在此政策下，民間的海外貿易幾乎停頓，只剩下官方所主導控制的「朝貢貿易」。所謂的「朝貢貿易」，實際上就是四周藩屬鄰邦對於中國天朝的進貢，鄰邦必須接受中國的冊封，才能藉著朝貢的名義與中國進行有限制的貿易活動。如果不肯接受中國的冊封，就不能進行貿易，足見政治考量遠大於經濟利益。而為了展現天朝上國的富足，中國官方不僅賞賜給外人的禮品相當豐厚，而且對於外人貿易活動也不進行徵稅，因此造成了「貿易逆差」的現象。因此明清時代的朝貢貿易體系實際上對於中國不僅沒有經濟利益可言，反而造成貿易逆差的不利現象。

泰雅族分佈於北部中央山脈兩側，東至花蓮太魯閣，西至東勢，北到烏來，南迄南投縣仁愛鄉，是分佈面積最廣的一族。族群人口分佈以花蓮秀林鄉最多，總人口數僅次於阿美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泰雅族居住地域境內的高山相當多，例如插天山、棲蘭山、合歡山、大霸尖山、奇萊山等都是。新店溪、大甲溪、秀姑蘭溪等河川也有泰雅族的分佈，他們主要在河岸階地與台地建築聚落，以山田燒墾和和狩獵採集為生。古時候的泰雅族婦女習慣在耳朵上穿洞後，塞進細長的容器，容器中裝的便是種子，當他們在開闢土地時，便沿途灑下這些種子，等到種子發芽長成樹木的時候便是通往新土地的標記，這樣一個小小的巧思中也可以看見泰雅族的智慧。大體而言，泰雅族社會組織分成下列幾個團體：1.部落組織 2.祭祀團體 3.共負罪責團體 4.狩獵團體。這四個團體的成員有互相重疊的特質，有人可能同時屬於部落組織和祭祀團體。在不同部落的差異性頗大，有的祭祀團體可能大於狩獵團體，有的部落可能狩獵團體大於任何一個團體，各地無法一概而論。泰雅族是一個平權的社會，由領導能力強的人出任部落領袖，狩獵、出草也由英勇的族人擔任領袖。但遇到部落有重大事情時，則由長老會議決策。在泰雅族社會中原來是沒有「頭目」的，每當族人需要一致行動時，大家才共商推派一位有能力的人為代表，這個代表者的地位並非恆久也非世襲。直到日治時期，日本人為治理之便，才產生「頭目」。目前，泰雅族分為二個族群，以南投縣北港溪與花蓮縣極北和平溪相連之一線為分界線，以北為泰雅亞族的居住區，以南為賽德克亞族的居住區，兩者之間的親族組織、生活習慣、生命禮俗、歲時祭儀與天生體質幾近相似，而使用的方言相同者約47％，語言結構方面仍大同小異。

雖然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自強運動的失敗，但是它絕非毫無所獲。這段時期陸續在軍事、經濟、交通、教育等事業上創辦了不少措施，諸如國防設備的建設、外交、技術人才的培養、西書的介紹翻譯等，都為中國近代化奠定下一步發展的基礎。如果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因為此次巨大的衝擊也加速了中國人觀念的轉變，體會到光是器物改革是不足以面對西方的挑戰，還必須進一步更深入到制度的變革。因此，自強運動的失敗不應該將其視為是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它只是沒有達成其原本所設定的目標，卻為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奠定往前繼續邁進的基礎。這場因戰爭而起，也因戰爭而宣告失敗的近代第一次改革的自強運動，過往討論焦點，總是想找出失敗的原因，或解釋它為何失敗，甚至常拿同時在進行的日本明治維新相互比較，試圖解答為什麼日本成功而中國卻失敗了。假如自強運動的預定目標，訂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上，那麼甲午戰爭的失利，的確證明自強運動失敗了。但如果自強運動的目標，重新設定為維持國家的繼續生存上，自強運動可說是有貢獻的。1860年代，清朝所面對的是外有英法聯軍、內有太平天國的存亡關頭，而清朝順利渡過了此一危機，就這一點來看，它並非一無所成。

布農族的（pasibutbut）是一首在傳統布農社會於每年二月播種祭之前，郡社及巒社群人所唱的一首祭歌。由於其演唱的複雜性及禁忌的限制，因此無形中增添了很多外加的神秘感及不同的解釋法。以小米（dilas）為主食的布農族人，在每年整地完畢到播種祭之前，就運用一套嚴肅的祭儀，透過pasibutbut的集體演唱，把布農族人的心願及祈求傳達出去。台灣原住民當中，最先被國際人士知曉的，是以「八部合音」聞名於世的布農族。西元1952年日本的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將布農族的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寄至聯合國的文教組織，當代的知名音樂學者聽了之後，驚訝於古老的部落為何會有如此繁複的和音，當時西方的音樂學家認為音樂的起源是由單音、雙音而發展至和音的理論也不攻自破，從此重寫了音樂起源說的論點。每年十一?十二月之間，布農人舉行小米播種祭，為了祈求小米能夠豐收，因此社裡的男子圍成一圈，一起合唱「祈禱小米豐收歌」。族人相信，歌聲越好天神越高興，今年的小米就會結實累累。因此，每一個人都以虔敬的心情唱著。歌聲一開始，其實只有四部合音，但當音域高到某一個層次時，軌出現了八個不同的音階，因此被世人稱之為八部合音。這也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音方式，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堪稱世界音樂的瑰寶。除了「祈禱小米豐收歌」以外，布農人和音唱法是無所不在的，凡飲酒歌、祭槍歌都以和音的方式來表現。雖然布農人的傳統生活習性已經改變，祭歌之類的吟唱，只在某些表演場合才聽得到。西方宗教進入布農部落以後，以傳統曲調配合宗教涵義的歌詞，使傳統歌謠的發展呈現了新的生機。就連四、五歲的小孩，都能以和音的方式唱誦布農族的歌謠，不禁讓人羨慕上天賦予布農人的天賦與才華。

(一)日月潭逐鹿邵族人說他們的祖先原來住在阿里山，也有另外一說，說是原來住在台南府城附近。在很久很久以前，邵族的一隊獵人在山中打獵時，發現了一隻肥碩的大白鹿，大夥兒於是驅趕著獵狗，一路翻山越嶺地追大白鹿，邵族祖先在追逐白鹿進入深山後，沿路在樹林上以獵刀削下一片樹皮做為路標記號，追了好幾天正當大家精疲力盡時，看到眼前竟然展現出一片湖光水色，邵族人追逐的那頭白鹿走投無路，衝入了湖泊之中，一路奔逃的熱蹄被冰冷的湖水一凍，更是僵硬難動了。邵族祖先獵得了白鹿之後，白鹿紅色的血和內臟吸引來多得數不清的魚類爭食，隨行的長者族人把撈得的魚類謹慎地先試食一番，不但沒有中毒，而且發現湖中的魚群美味可口到極點，其後才允許成年的族人食用。大家真是高興極了，湖泊區不但景色優美怡人，而且湖中有那麼多取之不盡的魚類，這真是上天賜給族人安居的好處所，於是趕緊循著削下樹皮的記號回到原社去帶來族人，從此邵族就在日月潭定居下來，日月潭變成了他們的故鄉。(二) 祖靈籃(公媽籃)的由來邵族人剛來日月潭定居的時候，頭人的妻子懷孕生子，生下的是一黑一白的孿生兄弟，這在當時是件大大不祥的事情，於是頭人把黑嬰丟到潭中淹死。第二天夜裏頭人夢見被丟棄到潭中的黑嬰來託夢說：「今我已死，此後全族每戶人家都必須以一籃置放祖先的衣飾，作為祖靈的居處而供奉之，不得有誤，否則將有大禍。」次日，頭人將此事告知族人，大家都非常驚恐，於是每家都準備一只籃子，內置祖先衣服和飾物，作為祖靈的象徵，此後族人遇有重大事情，都以祖靈籃做為祭告求佑的對象，而族人也因此享有平安、健康且衣食無缺的生活。

歐洲人對於中國最早的一個印象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物質條件非常富裕的地方，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是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等旅行家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印象長期都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尊重理性的風潮。由於強調理性的價值，連帶的也對富有人本精神的中國儒家文化，熱烈的加以歌詠盛讚，例如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歌德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正面的評價。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的瓷器、刺繡、絲綢、建築等都非常著迷。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到了十八世紀末逐漸消退，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雍正禁教使傳教士遭到驅逐，失去最重要的文化宣傳者。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所重視的，不再是迷人的文化，而是龐大的資源與市場。雍正禁教使文化交流中斷後，雙方隔閡日深，到了大英帝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前往中國時，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已經是「中國人對一切中國以外的事情無知到令人難以相信，其他國家都被雜亂無章的放在四周，只有向中國進貢或乾脆不被人知道的份兒。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給中國人看一個地球儀，他們不是感到無知的窘迫，而是根本不信。」

夏代建立，第一個王朝出現，王權大有發展，從此便以「夏」的稱號為中心而摶擬，如「區夏」、「華夏」，不一而足。許慎《說文解字》稱：「夏，中國之人也」，若從夏民族有較高的文化程度這一點來考察，或許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孔穎達《五經正義》提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所以「華夏」之名，意即衣冠華美的大國。蠻夷戎狄，並不在於他們東南西北的方位，而是文化水準較低，與華夏不同特徵之一，即未著衣冠。所以，衣冠為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區別夷夏的明顯標記。或許夏代即已具備了以衣冠為特徵的較高文化，為其他落後的部族所不及，直到春秋時代，戎狄被髮左衽，與華夏衣冠不同，成為鮮明的對比。

農業活動對於水源的仰賴，使得農民們不得不把埤圳的修築，當成開墾要務，埤圳除了可以增加單位面積的產量外，亦可以用來穩定每年的生產量，分擔因氣候因素帶來的收成風險。所以，水利設施的修築和農民的開墾是分不開的，自荷蘭人招募漢人來臺灣開墾開始，就有埤圳的記載，到了移民最盛的清領時期，民間的水利修築活動更是蓬勃。

土牛溝其實就是人工的「漢番之界」，這條人工界線原本是清政府為了劃分漢番不同生活空間而設置。但隨著漢人用不同手段越界開墾，平埔族人從一開始出租田地、典當土地，到漸漸失去土地，終至遷徙的歷史進程來看，地圖上的土牛線，是不斷地向山區推進，也見證了平埔族群生活空間的日漸縮小。

平埔族要向清政府納餉（大多是鹿皮）以表示歸順之意，並且由於對臺灣較熟悉的緣故，清政府官員們更是要求他們服各式勞役。隨著鹿皮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的各式勞役驅使，使平埔族人疲於奔命，雖然名義上擁有土地，但是卻無力耕種，加上不熟悉漢人的耕種方式，最後則土地漸漸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