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高原位於西藏自治區北部，是指介於崑崙山與岡底斯山之間的廣大高原範圍，藏語稱為「羌塘」，意思是「北方高原」。平均海拔四千五百公尺，遼闊廣大，氣候嚴寒，人煙稀少，南區是藏族夏季放牧區。區內有五百多個大小湖泊，景色秀麗，又盛產魚類，許多珍稀動植物生存其間，而溫泉是當地天然的財富，豐饒的資源有著無限的開發潛力。

有「台灣茶業之父」稱呼的李春生，一八三八年出生在福建省廈門。一八五七年，李春生二十歲時，進入了廈門英商怡記洋行當掌櫃，由於負責認真，勤快工作，身受老闆愛利士的賞識一八六六年，他隨英國商人約翰?陶德到臺灣，以十年的時間，致力於引進大陸茶工、茶師等，在大稻埕設立工廠，焙製茶葉，全心全力協助陶德經營茶業。「北臺茶葉」的名氣因而崛起，成為台灣最重要的產業之一。一八六九年，李春生用兩艘的帆船，裝載了二十一萬多斤的茶葉，打著「臺灣茶」的名號，運送到美國東岸的紐約販賣，受到廣大的歡迎。這是台灣茶葉進軍國際市場的開始，也因此打擊了福建、廈門的茶葉生意，使福建一帶茶業衰落，臺灣茶取代大陸茶葉在國際間的地位。

格魯派（?教）始祖宗喀巴去世時，要求兩弟子世世轉生、永揚佛法，此種轉世制度稱為「呼畢勒罕」。形成達賴（蒙古語大海之意，觀世音俗薩化身）與班禪（梵文班智達，大學者之意，無量光佛化身）兩活佛傳承系統。明末（西元1641年），達賴五世與班禪四世派人祕召蒙古和碩特酋長固始汗率兵入藏，使?教獲西藏優勢地位。清朝建立後，西元1652年達賴五世赴北京覲見順治皇帝，獲賜金冊、金印與金銀禮物，成為宗教領袖，而固始汗任政軍領袖，使?教在西藏的「政教合一」統治有了基礎。西元1645年起達賴五世修建拉薩布達拉宮的白宮，作為行政中心。後有人為紀念圓寂的達賴五世再增修紅宮，成為歷代達賴之靈塔和佛堂所在地，此後，歷代達賴喇嘛均以此為駐在之所。今日布達拉宮是世界最高的古宮殿建築，更是西藏歷史與佛教藝術寶庫。另外，歷代班禪以後藏札什倫布寺為駐在所。自清康熙皇帝開始介入西藏管理，封班禪五世，入藏平定新疆蒙古準噶爾軍，冊封七世達賴喇嘛，到乾隆皇帝時正式訂立「噶夏」制度，設立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掌管西藏事務。西元1793年清廷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針對活佛轉世頒發金「本巴」寶瓶一件，以防弊端，即「金平掣簽」制度，此後西藏事務均依此行事。

唐太宗下嫁文成公主與吐蕃贊普棄宗弄瓚，促成了漢藏交流與融合，改變了吐蕃原始風貌，有助於吐蕃經濟與生活的改善。其中，文成公主的貢獻和影響應包含以下各項：一、攜入許多植物種子與各種工匠，促進了吐蕃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二、改善飲食用具之陶瓷、居住房屋、衣料穿著等生活習俗。三、傳入各式音樂樂器、中原詩書文化與佛教虔誠信仰。四、促使吐蕃創作文字、改良曆法。五、加強大唐與西藏政治與文化良好交流關係。所以西藏有如下民歌傳唱至今：「從漢族地區來的王后文成公主，帶來了不同的糧食共有三千八百類，給西藏的穀倉打下良好的基礎。從漢族地區來的王后文成公主，帶來了不同手藝的工匠五千五百人，給西藏的工藝打開了發展的大門。從漢族地區來的王后文成公主，帶來了不同的牲畜共有五千五百種，使西藏的乳酪酥油年年豐收。」

吐蕃贊普赤松德贊弘揚佛法，定佛教為政教。到赤祖德贊（又稱赤熱巴巾）時信佛更甚，規定七戶平民供養一個出家僧人，使僧人集團勢力大增，贊普哥哥朗達瑪在舊貴族支持下謀殺贊普奪位。上台後，立刻下令滅佛法並重興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焚經驅僧，引起佛教徒和民眾不滿，朗達瑪又被一位僧人刺殺。其兩子爭奪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內戰擴及整個西藏各地，而平民、奴隸也加入反抗行列，終使吐蕃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走向衰亡。當吐蕃衰亡時，甘肅泰、原、安樂等地回歸唐土，唐宣宗大中五年（西元八五一年）沙州人張譯潮率眾據沙州，趕走吐蕃統治者，建立歸義軍政權，奉表歸順唐朝中央政府。不過，五十年後，唐朝卻也被篡位滅亡。

由於中唐以後，南方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心，南海貿易非常興盛。廣州是中國在此南方航線的起點，不僅是中國對外貿易最大的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海港。當時的廣州有許多大型商船，來自婆羅門（天竺）、波斯、崑崙（海南）等，船上載著堆積如山的香藥、珍寶。

唐宋元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以海上貿易為主）在世界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與唐朝對外的開放政策有關。秦漢以來，歷代統治者對商業處處限制，但唐朝則與鼓勵。中唐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以陸上絲路為主。但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751年），阿拉伯人打敗唐朝在中亞地區的駐軍，中亞與西亞為阿拉伯人所有。唐代宗時，吐蕃控有河西，使陸上絲路遭到阻礙。唐朝為了安全，對西北貿易多有限制，但對南海貿易卻十分鼓勵。再加上工商業的興盛，造船與航海技術的發達，使唐朝開啟了中國海上貿易的全盛時期。

唐初往來於南海的商船，幾乎為外人所有，且其船大於中國。至唐末，中國的海船則凌駕於外人之上。據《一切經音義》僧人玄應說，唐代有種「蒼舶」海船，長達二十丈，可載六、七百人。另如《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中國船大且堅固，能渡過波斯灣的凶險風浪，而且中國船體龐大，在港口納的稅也比其他國家船舶為多。唐代的造船技術可從考古文物中看出。出土文物證明：唐代造船已採用水密艙的船體結構。這種結構有兩個顯著優點：１˙如果一艙受到損壞，其他艙不致受累被毀，既保證了船隻和貨物的安全，又便於修復壞艙２˙隔艙板橫向支撐船舷板，增強了船體抗禦側向水壓的能力。這個技術比歐洲早九百年，可見唐朝的造船技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西元一九六Ｏ年年在江蘇揚州施橋鎮出土一大一小的木船，皆屬唐代晚期，使用於江面的船隻。小船是用獨根楠木挖成的獨木舟，兩頭上翹，船頭有釘補的木板，是大船的隨行船。大船殘長18.4公尺，最大寬4.3公尺，深1.3公尺。全船分為五個大艙和一些小艙，整個船身是以木榫和鐵釘聯結的，隔艙板及艙板枕木皆與左右船舷銜接。船的結構堅實，製作精細，木板夾縫、空隙都用油灰填塞；木料上的結疤和裂縫處則用小木片修補。

唐代對於來華的外船收進口稅。稅率依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記載，為十分之三，比例相當高。這或許與地方官吏貪污有關。但德宗時，廣州市舶稅收很多，號稱「天子之南庫」。因此當唐僖宗時，黃巢占領嶺南要求安南節度使一職，左僕射于琮說，“南海有市舶收稅之利，如被妖賊擁有，則國庫空竭”。顯然市舶的稅收在唐代財政仍占有重要地位。

唐代航海知識也十分發達。除了善用季節信風外，唐代宗年間（西元762~779年）浙東竇叔蒙著有一部《海濤志》，對於潮汐的規律有精確的計算。此外，唐人已將風力分為八個等級，比英國蒲福氏風力等級的規定約早一千年。從唐朝在海洋學與氣象學的發展，可以看出其海上交通事業的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