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蘭經》（Kur’an 或Qur’an）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古蘭經是真主給予身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信徒最清楚及偉大的指示，提供了道德上的指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處世。「古蘭」意指應閱讀或背誦的書。穆斯林稱古蘭經時，常在其前面加上敬語，如「神聖的」或「高貴的」；也常用「阿耳吉塔普」（al-Kitab：即經書之意）一詞與古蘭經交互使用。古蘭經，乃是穆罕默德在西元610~632年間傳教的過程，由其口述門徒紀錄並輾轉抄誦而成。這些紀錄零散分布於各個地方，有些寫在羊皮紙上、有些寫在棗椰葉上、駱駝肩部較扁平的皮上或是憑著穆罕默德追隨者的記憶。古蘭經歷經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及第三任哈里發奧斯陸主導才編輯而成。阿布?伯克爾擔心經文散佈於各地，可能日久生誤，便下令整理經文，確保經文完整無訛，爾後命人書寫一部保存，民間收藏部份，一律焚毀，以免造成混淆。在西元650到656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期間（644~656），以古來氏方言為標準，將阿布?伯克爾的抄本，重新整理和統一出《古蘭經》的定本，共抄寫出七部，每部三十巨冊，分別保管於伊斯蘭教七大名城，麥地那、麥加、巴林、葉門、大馬士革...等。現今世界通行的《古蘭經》，是當年奧斯曼定本的複製本。全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兩百餘節，分為麥加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二）和麥地那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一）古蘭經所講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所傳授的啟示，與希伯來聖經及新約聖經部份內容相通，但古蘭經的體裁比較像是古阿拉伯的傳統信仰，經文是採用押韻的散文體，雖不似詩歌般，但比一般散文更便於記憶。長久以來伊斯蘭教世界一直很抗拒將古蘭經由原有的阿拉伯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但一些傳統的規定仍保留著，例如將付印的古蘭經稱為馬沙伊（masahif，單數為mushaf；意即裝訂或卷冊），這個字只能以單數型態出現，印墨與紙張無法完全涵蓋或表達這神聖的字義。至今書商都不會在古蘭經上標示價錢，若有意購買者，詢問價錢的適當用語是：這部經要多少「禮」。能夠記得古蘭經全部經文的人享有很高聲望，了解其全部涵義者稱為哈非斯（hafiz；意指守護者），是榮耀的頭銜。在古蘭經還以口語傳誦及靠記憶的年代，守護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這些內容能夠一句不漏且完整無誤的流傳下去。穆斯林總以敬畏之心來看待古蘭經，所以他們把古蘭經擺在家中一個崇敬又特別的書架上，閱讀時要先經過宗教儀式之後，才取下來閱讀。虔誠的穆斯林總是設法在每一天唸一段古蘭經，這樣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部唸完一遍。不識字者則可以用手指頭順著經文溜一遍，深信藉由這種簡單的虔誠行為可以得到祝福。古蘭經本身就是藝術表達的來源，華麗的古蘭經已成為伊斯蘭藝術的最佳實例，古蘭經中的美術體書法被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建築物到陶藝和金屬容器上，甚至衣服上的圖案，都可見其蹤跡。

古時候的每個月初一、十五，商人都會約定地點作交易，於是就逐漸形成了「市集」，在交易完成之後的第二天，就是初二、十六，為慶祝交易成功，便會宴請家人和工人，但是在吃飯之前會先祭拜土地公，感謝土地公保佑他們有豐盛的農作物或家禽，使他們有物可「易」，也感謝土地公保佑使他們交易順利，換得自己所需的民生用品。「頭牙」是指每年第一次祭拜土地公的日子，也就是農曆二月二日，因為正月初二，正當農曆過年期間，所有神明都要回到天廷，所以土地公不在人間，而正月十六時，與上元節（元宵節）僅相隔一天，所以將每年第一次做牙定在二月二日，也就是「頭牙」，而十二月十六日則是最後一次做牙，就稱為「尾牙」。虔誠的人們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固定會祭拜土地公，另外每年有兩次更盛大的祭祀活動，一個為農曆的二月二日，這一天除了是商人們做頭牙之外，也是土地公的誕辰日；另一個是八月十五日，是土地公得道升天的日子。二月二日是春祭，祈求土地公保祐農作物生長順利；八月十五是秋祭，秋天收成之後，感謝土地公的保佑豐收，也就是所謂「春祈秋報」。這兩天，家家戶戶都會宰雞殺鴨，準備豐盛的祭品虔誠祭拜，也會在土地公廟前的演平安戲，又稱為 「土地公戲」。「安土地公金」就是在二月二日祭拜土地公祈福時，農人會以竹枝夾著金紙（土地公金），插在田中，祈求豐收。到了八月十五日會重複，以感謝土地公庇佑農作物豐收。「安土地公金」也稱為「安土地公拐杖」，民間流傳土地公是白髮蒼蒼的老伯伯，行動比較為不靈活，人們就以竹枝或蘆葦枝夾土地公金插在田地上，當作土地公的拐杖，而土地公金，則是作為答謝土地公之「禮數」。另一種說法認為「安土地公金」是土地公看管的標記，表示這塊田是土地公的管轄區域，就如同俗諺所說：「土地靈，虎豹不入境」，兇猛的野獸、妖魔鬼怪等，看到土地公金不敢隨便入侵，農作物自然可以豐收。

康熙對天主教並非全面禁絕，而是必須領有傳教執照才能繼續在中國傳教，以便能夠控制傳教士的活動以及監督他們的傳教內容。但有一些傳教士拒絕申請，寧願以非公開的方式傳教。雍正即位後，因傳教士介入皇位之爭，對傳教士不滿，仍予以嚴禁。1724年(雍正2年)雍正諭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並限西洋教士半年內離華，前往澳門。當時全國有教堂300餘間，自此以後，大部分改?公廨或倉庫等。雍正在位期間，只有北京的天主堂保持傳教活動，其餘各省的傳教活動均屬非法，傳教士只能秘密進入中國傳教。乾隆即位後，雖准許傳教士供奉朝廷，但對傳教活動嚴加取締，1757年（乾隆22年）並下令嚴查各海口，禁止外人自由通行。嘉慶皇帝亦堅持禁教，於1805年5月制訂取締天主教章程十條，嚴諭官員執行。禁教期間，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絕跡，傳教活動仍在暗中進行。中國籍傳教士，打扮成商人，到各地傳教。西方傳教士則儘量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以避人耳目。例如打扮成病人，每天以茶洗面，使顏色黧黃﹔休息時，則以被褥蒙首，面壁而臥；並靠著中國教友幫忙，暗地接送傳教士，長期暗藏或供養被追捕的神父。在江南地區傳教者，如1745年(乾隆10年)，義大利談方濟神父（Franciscus de Attimis）在黃安多神父（Antonius Josephus Henriquez）的幫忙下，利用河道，白天蟄伏在教友的船艙，晚上才登陸活動，施行聖事，天明即散。

樟樹為常綠喬木，以熱帶、亞熱帶為主要產地，在臺灣，適合生長的自然環境，北部在海拔1200公尺以下，南部則是1800公尺以下。就生長區域與樹體樟腦含量的關係來說，生長於山地的較平地優良，冬季溫暖的地區較寒冷的地區好，土地愈肥沃愈好，風力弱的地區較風強的地方好，日照愈充足愈好，生長於山麓的較山頂好。

光復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機製輔幣的需求較小，到民國三十八年幣制改革後，才有壹角、伍角機製輔幣的發行。其中主要的圖案是「孫中山先生肖像」、「台灣島」、「梅花」、「蘭花」及「蔣中正先生肖像」等。材質則為紅銅、黃銅、銀、鋁、鎳等。

由於，日本在上一階段對台灣所實施的幣制改革，採行「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既衍生釵h相當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由貨幣投機所引發的弊端為甚，迫使日本不得不進行幣制再改革。而日台之間及台灣對外貿易的需要，加上日本「站在開發南方與擴張南進政策之立場」，即考慮其末來向中國南部及南洋地區的侵略，將以台灣為基地或跳板，亦有需要將台灣的幣制加以再改革。乃於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七月一日起，修改法令，規定台灣銀行開始發行「金券」，由是日本對台灣幣制的進一步改革，即告展開，邁向施行與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度，同時，也就進入其對台灣幣制改革的完成階段；經過五年半的時間，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宣統元年）底，台灣原有的各種雜亂貨幣，以及台灣銀行在先前所發行的「銀券」，都整理與兌換完畢，台灣的幣制改革即告完成。此距日軍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開始登陸的時問，已歷時超過十四年半，不可謂不長。台灣自漢民族大量移入後，歷經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之統治，明鄭時期及入清以後的經營，嗣有咸豐年間的開港，繼之遂為日本人所領有，在各不同的時期，俱有新增的貨幣，故在日本人進行整理與改革以前所流通的貨幣，常是極為複雜與混亂，迨至本階段結束時，乃已初步建立可與其時世界潮流相契合的現代貨幣體制。同時，先前的貨幣雜亂現象，大致上宣告終止。惟在實際上，仍有一部分銀幣於有限的範圍或地區內流通，並又經過約計九年的時間，直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時在1918-1919（大正、民國七、八年）間，由於世界銀價空前暴漲，於是銀幣多被熔化，而後方告絕跡。

除了民國三十八年的首批新台幣外，在民國四十三、四十四年還有另一批直版的新台幣。到了民國五十年，已復業的中央銀行原擬收回紙幣發行權，但是受主客觀環境的影響，仍委託台灣銀行代理發行紙幣。五月一日開始發行新版紙幣，由原來的直式改為橫式。主要圖案則改為「西螺大橋」、「蘇花公路─清水斷崖」、「鵝鸞鼻燈塔」、「孫中山先生肖像」、「蔣中正先生肖像」及「中華民國總統府」等，有落實本土及強調國幣等意涵。而民國五十五年陽明山中山樓落成之後，配合孫中山遺像，亦在伍拾圓紙幣背面繪上「中山樓圖案」，彰顯紀念意義。至於在行政區劃上不隸於台澎地區，如福建省的馬祖、金門地區，則採用在紙鈔上加註地區註記的方式，以示區別。

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6月16日，台灣省政府宣佈實行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將此前發行的台幣稱為「舊台幣」，以舊台幣四萬圓兌換新台幣壹圓的比率進行更換。首批新台幣發行的面值為壹圓、伍圓、拾圓及壹百圓，並有壹分、伍分、壹角、伍角四種輔幣卷。主要圖案為「台灣島」、「台灣銀行總行」、「孫中山先生肖像」。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政府隨即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負責接收台灣，並公佈「中央銀行台灣流通?發行辦法」，準備以「台灣流通?」取代日治時期所發行的通行紙幣。但是由於隨後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戰後復員未能順利進行，大陸金融體系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的困境；為了隔離大陸上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乃在台灣採取地區性的貨幣制度。又因為台灣經濟、政治、民情不同於中國大陸，加以中央與省的權力糾葛，台灣流通?終未發行。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5月20日台灣銀行經財政部核准，改組成立，仍稱為「台灣銀行」，並繼續取得紙幣發行特權。先發行壹圓、五圓、拾圓面值的新版「台幣」（現在稱為「舊台幣」），後因為通膨壓力，不斷提高發行的面值。這時期的紙幣上的圖案主題，是以「國父肖像」、「台灣地圖」、「台灣銀行」、「鄭荷海戰圖」等交替使用。其中的「鄭荷海戰圖」相當具有時代意義。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台灣通貨膨脹，民眾對台銀發放浮濫的舊台幣失去信心，台幣日益貶值，發行額大增，在無有效改革幣制之政策實施前，為了維持台灣貨幣體系的流通，台灣銀行特別發行「定額本票」與原有的舊台幣共同流通，面值有伍仟圓、壹萬圓、拾萬圓、最後甚至發行壹佰萬圓面值的本票，台灣通膨的惡化程度可想而知。

日本領有台灣之初，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即云：「既取得台灣，應以利用厚生的原則開拓之，先設置授與紙幣之發行的特殊之銀行；以便幫助新領土之財政，並謀經濟之發達。」但是由於台灣局勢未穩，所以並未立即創立此融通工商業及公共事業之資金；二、開發台灣富源；三、擴展營業範圍至南中國地區及南洋諸島，以為其商業貿易之金融調和機關；四、疏通台灣金融，使不受高利貸之苦，使台經濟獨立；五、勸誘日本人至台投資；六、整理幣制。然而，由於規定需要五百萬圓以上資本額方能設立，在日本政府沒有出資計畫的輔助下，未能即刻達成集資的要求。加上甲午戰後日本內閣更換頻繁，戰後經濟情況不佳，復以台灣仍有「土匪」騷亂、社會不安，所以拖延兩年多才正式設立。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日，開始施行由日本第十三屆帝國會議通過之〈台灣銀行補助法〉，在日本政府承購台銀股份，以及多種優惠條件支持下。同年六月，台灣銀行正式成立。種銀行；而是由日本內地之「大阪中立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來台設立辦事處、分行，以處理金融相關業務。由於業務不佳，未能達成吸收台灣資金的目的，復以台灣貨幣紊亂，阻礙對新領土的經營、統治及吸引日本工商業投資等目標的實現，乃轉而計畫設立具有台灣「中央銀行」性質的「台灣銀行」。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日本政府第十屆帝國會議通過「台灣銀行法」，其中規定台灣銀行的業務範圍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