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的教科書在定義「國民」與描述國民應具備的功能與責任上，扮演重要角色。「國民」兩字，指的是國與民，「國家的名譽就是個人的名譽，國家的榮譽就是個人的榮譽，國家的存亡就是個人的存亡。國家好比一棵樹，人民就是枝幹，樹若枯了，枝幹如何久存？」當時的教科書與讀本都明白指出它們的目的是要教育高等國民，「欲增進國民之程度，必歸重於教育」，不斷強調普及教育的重要，「一個人如知道學習，就會變聰明；如果一百萬人都知道要學習，則一百萬人都會變聰明。教育普及，就可以提升全體國民的知識和道德」，「教育是強國之道」。光緒二十九年(1903)起，大多數的中國國產教科書都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它是最具革新性和影響力的新教材生產者。商務印書館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找來張元濟主持編譯所，張元濟本身支持戊戌變法，他相信教育與國家改造之間有密切關係，教育與譯書可以推動政治改革。因此，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的新式教科書，都大量翻譯自日本教科書，引介了許多明治時代日本流行的的觀念，例如愛國主義、適者生存和自由等，標舉了它們的文化意義，也區分出新式教科書和傳統蒙書的差別。而「國民讀本」是在二十世紀初新出現的產品，對象不盡相同，但也是以推廣新國民觀念為目標。清末民初的各式期刊著作，不斷抨擊中國國民智慧愚蠢、品格低劣、遇事不知進取，流於巧偽，為「奴隸」、「劣種」。因此當時的新式教科書和讀本的出版者與編輯者，不只要教導人民基本的識字能力，也意圖將中國青年改造為新「國民」，要如嚴復說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教科書把中國的新國民當成時代的主體，為新國民開立了特殊處方：尚武、強化體魄、從軍的能力與意願、守法、熱心公益、服兵役與納稅、敬業、愛國心等，強調「公」與「社會」的重要，除了傳統道德外，要增加新的公共道德，必須多做些有益國家社會的事，因為那是國民的義務。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清末民初中國「國民」的概念，被賦予「行動、自發、義務」等新的特質，而不同於西方的公民，不是向國家提出要求、得到權利的人，反而是要在國際舞台上捍衛國家權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