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的民族思想，是春秋戰國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主張強調夷、夏之別，將漢族與蠻族隔離。到了明末清初，由於明朝滅亡，知識份子表現民族思想更為強烈，如王夫之，他指出：「天下之大防有二，華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王夫之這種極端的民族思想，對象原是滿人，然而後來滿人入主中原日久，漢化日深，逐漸被視為中國的一份子，因此中國知識份子對滿人的夷夏之防觀念逐漸淡化，但對其他外族仍然強烈。後來，中西通商，中國在對外關係仍堅持上對下的「天朝觀」，諸多限制的間接貿易型式，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視來華通商的西方人為野蠻人，稱之為「夷商」，所居住之處為「夷館」，因「夷性犬羊，難保不生事端」，所以要隔離防範。中國的民族思想是以文化為出發點，注重文化的差異，而不僅是血緣的差異，滿人最後為中國知識份子所接納是因為漢化，被視為中國的一部份，但是西方人則是因為文化根本不同，因此被嚴格防範。甲午戰後，中國面臨瓜分危機，大部分知識份子因受嚴復翻譯《天演論》，介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認為中國再不改革，將有亡國滅種之禍，因而提倡保國、保種、保教，維新派所努力的仍是維持現有的政權；革命派則是滿族為異族，要推翻其統治權才能拯救中國。但不論是哪一派，面對外力入侵，晚清知識份子透過國族建構，凝聚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