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從塘沽協定後，便制定對華政策為鼓吹分治，使各省與中央分離。1933年12月議定對華分治方法，務令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脫離國民政府。於是先後發動了河北與察哈爾事件，使國民政府失去對河北的控制力，同時將察省主席宋哲元免職，使察省大半淪陷於日人之手。但國民政府並未放棄與日人談判的機會，於是在廣田三原則談判過程下，日軍加緊分割華北的活動。宋哲元為華北非中央系統的有力將領，在撤離察哈爾之後，調防北平。此時日本煽動山西、山東、綏遠等主席，希望華北五省自治，並且希望宋哲元與韓復?盡快表明態度，否則將以武力解決問題。而此時國民政府在四川剿共已近尾聲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已確立西南三省的權威，決定對日強硬，準備一戰，使其知難而退，但同時也強調戰爭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日本此時希望蔣不要以武力干涉華北自治運動，否則關東軍不能漠視。對於中央軍的行動給予警告，但蔣仍舊堅持立場，對於妨害中國統一的制度，不能漠視。此時日本改變策略，希望促成河北、察哈爾兩省的輕度自治，再依廣田三原則談判。而日方土肥原一方面催宋哲元與商震宣布自治，一面命殷汝耕在北平以東的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尋改稱自治政府），這是日本在華北製造的一個小型傀儡政權。1935年11月26日，政府宣布對華北的新措施，裁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派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拿辦殷汝耕，但未獲日方諒解。日方加緊要求宋哲元表明態度，宋請辭新職，向蔣說明情勢，希望能促成自治。但蔣不顧日方反對，命何應欽北上。同時輿論也忠告宋哲元勿擅自分裂，以保國家立場。12月5日商定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同一時間，英美等國對於華北局是十分關注，於是日本感受到英美與中國的態度後，乃接受冀察政務委員會方案，先實現河北、察哈爾兩省輕度自治。委員人選由中日雙方共定，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兼河北省主席，何應欽返回南京。中國認為此組織為中央所設置地方行政機關，日本則視之為華北自治行政組織。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同時，蔣介石仍不放棄與日本進行和談。但隨後日本發生了政變，此時新任的駐華大使，對中日關係重新確立了以廣田三原則的內容為中心。1936年初，日本在北平成立了駐屯軍司令部，任務是使華北局勢迅速明朗化。此外也開始透過增兵，對宋哲元形成壓力，代之以親日派。7月，蔣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明對日外交的最低限度為保持領土的主權之完整。於是中日開始了一連串的談判與交涉，其中的重點還是放在華北自治的問題上，其中日本大使川越茂與張?舉行過多次會談，都是圍繞著防共與華北特殊化兩項。但蔣介石堅持河北行政的完整性，使談判陷入僵局。除了在談判桌上對中國的緊逼外，日本同時也對宋哲元更加強硬。透過增兵、浪人猖獗與飛機任意飛行等方式，逼使宋部將領忍無可忍，準備強硬對付。但宋哲元以主權必須保全為由續留北平，同時與日軍在軍事與外交上進行周旋，透過聲明表示自己不願成為亡國奴。另外日本關東軍又扶持德王的內蒙古軍政府，藉口防共而使蒙軍侵略綏遠等地。於是中國同樣發出聲明，對於任何企圖破壞中國領土主權的第三者，一律予以痛擊，任何外國在中國領土內的非法行動，斷不容許，必設法排除等言論，可以看出國民政府此時將華北主權爭奪，視為是中日衝突的最後一個引爆點，進而全力維繫華北的領土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