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軍方高層在戰爭初期，明顯高估德國所能動員或生產的能力，使多數德國人逐步陷於泥沼之中。即使是成立「第三最高陸軍指揮部」這類集軍事、工業獨裁於一身的部門，或是執行無限制潛艇戰等激進的戰術，都無助於扭轉戰局；甚至還間接影響德國戰敗的後果。不僅是戰略或戰術上的躁進，高級將領對於戰局的判斷也有錯誤。德國民眾渴望和平時，指揮部仍然希望以任何代價爭取勝利，例如讓列寧與他的夥伴由瑞士乘火車回俄羅斯，企圖讓他在俄國發動革命，令俄國向德國求和，以期在西線取勝。此類政治上的錯誤決定屢見不鮮，致使德國喪失主動終結戰事的先機，進而造成在巴黎和會中的窘境。綜上所述，德國的軍方高層似為將德國捲入戰爭漩渦的罪魁禍首。不過一戰結束時德國的混亂情勢，以及凡爾賽條約過於嚴苛的內容，也為這些高階將領帶來推卸責任的機會。從確定戰敗的那一刻起，軍方即打算改組政府，將戰後棘手之事交由文人政府處理。德國十一月革命的爆發，不但讓威廉二世退位、流亡荷蘭，同時有些策劃戰時德國政策的軍方高層人士，如魯登道夫即流亡瑞典以規避責任。因此當完全由戰勝國主導的巴黎和會召開之時，唯一能代表德國人民簽訂和約的，僅剩戰敗前夕倉皇組成的威瑪共和政府。此時表面上已經退出政壇的魯登道夫等高階將領，立即搖身一變為捍衛德國主權、對抗凡爾賽和約的英雄人物；甚至連戰爭時錯誤的決策也被遺忘。透過政治操作，越來越多德國人開始認為目前執政的威瑪政府必須為國家於戰爭中的失敗與條約所造成的凋敝負起完全責任。至於當初把德國導入戰火的將領們，則只留下1917年擊敗俄國的美好回憶存於國人心中。如此「未被打敗的戰爭英雄」之光環，日後自然容易與納粹黨這一極右派的弱小政黨結合，使其在政壇脫穎而出，對極權主義在德國的興起產生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