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商稅，分成「住稅」、「過稅」兩類，有市面的住商所納者，為住稅，直百抽三。行商在州縣的場務繳納者為過稅，值百抽二。宋代徵稅範圍極廣，日用所需之物，無不徵稅。各州縣皆設置商稅務，負責徵收商稅，真宗景德二年（1005）規定：「諸州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者，令審官院選親民官監蒞。」也就是商稅收入額較高（超過三萬貫）的商稅務，設置專官管理，收入較少的商稅務則由地方官兼任。南宋時期，因為軍費需求大增，地方官府紛紛增設商稅務以增加收入。高宗於紹興二十二年（1152）曾說道：「州縣私設稅場，節次指揮已令放罷。…其稅場多緣增置專欄，百色侵漁，過數收稅，不上赤歷，非理破用，致物價增長。雖累有約束，尚有未竣去處，可令監司守臣嚴加檢察。」到了紹興二十五年（1156），高宗又說：「私置稅場節次指揮已令廢罷，訪聞州縣尚有依舊存留去處，及於私小路邀截客旅，重疊收稅。可令轉運司契勘，日下改正。」可見高宗雖屢降指揮，要求廢罷私設場務，但私設場務仍然「依舊存留」。紹興二十六年（1156），尚書省奏言：「近年所在稅務，收稅太重，雖屢降指揮裁酌減免，而商賈猶不能行。蓋緣稅場太密，收稅處多。且如自荊南至純州才五百餘里，而稅場之屬荊南者四處；夔州與屬邑雲安、巫山相去各不滿百里，亦有三稅務。如此之類甚多。」孝宗時，更有上封事者言：「今也，有一務而分之至十數處者，謂之『分額』；一物而征之至十數次者，謂之『回稅』。」可見地方上密集設立商稅務，使商賈不堪其擾，妨礙商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