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闡釋與評價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各方面影響甚鉅,因此如何闡釋與評價就變得眾說紛云,加上新知識份子在意識形態、政治利益上的分歧對立,使得五四的本質、成就的評價,也變成爭論的焦點。早在1915年,黃遠庸就稱五四運動為「中國的文藝復興」。1918年的《新潮》英文名稱即是”The Renaissance”。五四爆發後,蔣夢麟認為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一種「解放運動」,並謂「『五四』為此種解放運動的第一步。吾人的人生觀即將改變,以迎中國文藝復興之降臨。」若是單就擺脫舊傳統,重新發現人的本質與肯定個人價值而言,以文藝復興來詮釋,倒是相當貼切與合適。將新文化運動視為文藝復興,最有力的論證在於採用白話文為國語和新文學的創立。不過,歐洲的白話文學興起於文藝復興之後,中國的白話文則在五四之前已經流傳;雖然白話文順勢被當作國語,與文藝復興的發展差可比擬,不過在新文學的主題轉變上,中國新文學歷經短暫的人道主義熱潮後,不久就變成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的混合物,最後還衍變成「革命文學」,淪為政治的工具。另外,文藝復興意謂對古代希羅文明重燃興趣,然而五四並不復古,而是將西方文明輸入古老國度,對傳統文化作嚴厲的批判,兩者的本質實是相互矛盾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由於「新佛學主義」興起,梁啟超與蔣百里認定這正可以視為「中國的宗教改革」。不過,這種見解,背後卻隱涵了兩人為宣揚「東方精神文明」的企圖,加上二十年代後,中國朝向反宗教運動、自然主義、唯物主義的發展來看,此說顯得相當牽強。也有人將五四運動比喻為「啟蒙運動」,乃有鑑於五四時期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風行,新知識分子具有批判和否定的精神。然而兩者的歧異甚大,尤其是西方的啟蒙運動是由中產階級推翻封建貴族,中國的五四則不是中產階級所推動,反而是各種社會力量結合,以對抗腐化頹落的舊勢力。以西方的歷史經驗來闡釋五四,難免會產生謬誤,因為這些論點大都忽略了新知識份子在當時所肩負的領導地位,而且遺漏了激盪不已的民族主義,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主義潮流。不過,自由主義者可說是較能掌握五四初期的基本特質-個人解放,從這一點來解釋五四初期的歷史特色,仍是值得肯定。國民黨及青年黨多從民族主義和傳統主義的角度來詮釋,雖然讚揚五四的愛國情操與反日意識,但卻強烈批判「五四禍國」-視中共的興起是五四帶來的禍害。蔣介石認定新思想把青年帶壞了,他們才會做出違背道德、法律和政府的事,他重新定義「民主的精神」是「紀律」;「科學的意義」是「組織」,民族主義或倫理應該成為第三個口號。雖然國民黨很少公開強烈抨擊五四,但?非常忌恨五四,這是由於它的死對頭共產黨是伴隨五四而興,共產黨打倒國民黨的利器-學潮、工潮等群眾運動,也是在五四時被廣為利用,因此1927年清共以後,國民黨成為五四的反對者。相對於國民黨對五四的貶抑忌恨,中國共產黨則是推崇備至。毛澤東主張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他認為學生與青年扮演先鋒的角色,五四運動後來失敗,是因為部分知識份子不參與喚起和組織工農的工作,所以他將五四定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又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實,五四是長期的歷程,並非單一事件,而且1919年以後,學生才漸受到蘇俄共產革命的影響,陳獨秀也是到了1920年代以後才開始鑽研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曾否認五四是受蘇俄「十月革命」的影響,也認為並非由中共領導。李大釗在1919年12月12日發文指出五四不只是愛國運動,同時也是人權運動。陳獨秀在1938年批評中共對五四的曲解,他堅持五四爭取的是民主和國家的獨立,也就是民主革命。另外,五四運動反抗的對象本是親日官員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至於「反帝」、「反封建」這些字眼當時並未明白出現,直到1920年代以後才成為常見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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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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