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事件後，「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的意識逐漸高漲。1923年，由中國學生聯合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商業聯合會等組織，聯合組成「反帝國主義大同盟」，並立刻獲得廣泛的支持，24個分會遍布全國大都市。在這樣的風潮下，1924年，國民黨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並開始為北伐舖路。五四事件也讓中國人民了解到「用力量來組織」，因此商人及勞工的活動大為擴展，現代工會組織紛紛出現，1919年至1923年間，勞工團體數目倍增。工人罷工的次數也漸多，1918年只有25次罷工，1919年則高達66次，以愛國及政治動機是主要的原因。大致說來，1920年前後的社會運動，以學生運動為主流，工人運動的規模較小，至於商人和農民，則通常是居於輔助性的角色。商人較習慣個別與官方接觸，以求問題解決或取得利益，但是群眾運動如果涉及抵制外貨、純粹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商人也會予以支持；不過若是涉及罷工或鼓動罷工，他們則躊躇猶豫。如以五卅運動為例，上海商人雖然透過各種組織支持罷工者，但據學者研究，支持罷工大部分是來自於對群眾運動的畏懼。五四事件時，女學生開始參與學生運動及社會政治活動。五四以後，男女共學的制度逐漸普及，1922年，已有28所大學院校有女學生，她們受教育是為了成為獨立的公民，而不是家庭的附庸。婦女的工作機會增加，自由結婚日漸普遍，節育的觀念也引進中國，大眾對女權的追求也愈來持肯定的態度，若是女性為爭取婚姻自主與受教權而反抗家庭，社會通常會予以支持，因此，五四運動也間接產生了「家庭革命」。在五四運動後期，女性已經參與政治活動，1922年婦女參政運動更加興盛，但卻分裂成溫和派和革命派，不過婦女參政與男女平權的訴求仍未實現。五四運動在教育方面也產生很大的作用。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中國教育界影響頗大。而在「開放女禁」呼聲下，1919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招收女生。1921年，北京政府頒佈《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戌學制)，以美國教育體制為藍本，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不過，軍閥只關心軍事和內戰，80％的經費都被中飽私囊，學校經常關閉或被佔為營房。因此，爭取教育經費的獨立，在五四後期變成教育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