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陳獨秀說自己「也有相同的信念及熱烈的希望」，於是「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立即於《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提出〈文學革命論〉來應和與支持。陳獨秀攻擊當時文學有三大弊病，提出革新的三大主張：「……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並以激烈的言辭作為文章結尾：「吾國文學界豪傑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雨果)、左喇(左拉)、桂特郝、卜特曼、狄鏗士(狄更斯)、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戰者乎？吾願拖四十二生之大砲，為之前驅。」此篇可謂是討伐舊文學的檄文，震撼了文壇。措辭之尖銳，與胡適「改良芻議」的謙虛，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另外，胡適的「八不主義」偏於注重形式，陳獨秀的「三大主義」則是內容與形式並重。雖然陳獨秀將自己定義為「聲援」，但胡適卻認為，若不是陳獨秀的堅決，這場文學革命的火燄絕不會立刻點燃。繼胡適、陳獨秀之後，最早響應的是精通音韻訓詁之學的北大教授錢玄同，他強烈批判擬古的駢文和散文為「選學妖孽」及「桐城謬種」。劉復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提出改革韻文、散文等意見。1918年4月，胡適再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作為新文學運動的宗旨，將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結合起來。周作人也發表〈人的文學〉，強調以人道主義為文學之本。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亦熱烈支持文學革新。1919年，他們創辦了《新潮》月刊，致力於提倡白話文，主張新文學要反映現代生活，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介紹西方文藝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