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袁世凱稱帝及張勳復辟，共和政體兩度中斷。在此期間，舊官僚、士紳忙著以正統的儒家教條替帝制建立理論根據，而未受過教育的群眾們，則流傳著「真命天子」再現的神怪之說，甫建的民國岌岌可危。同時，許多歸國的留學生也帶回了新觀念。1915年，陳獨秀由日本回國，創辦《新青年》；1916年，蔡元培從法歸來，從事北大的改革；1917年，胡適、蔣夢麟由美國返回，投入改革的行列。雖然遭到保守派的反抗，但真正讓新知識份子感受到無比的壓力，反而是軍閥權貴的政治壓制。因此，新知識分子認為要改變現狀，追求國家真正的進步，唯有從文化著手。1916年，日本實施新的對華政策，企圖用收買中國政府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影響力。當時北京政權亦正有意以武力統一全國，日本的措施恰好符合了他們的需要。然而，民間的反日情緒卻日益高漲。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本和新興的中國工商業的經濟衝突變得更形尖銳。因此，當日本寺內正毅內閣和段琪瑞政府間密切的財政及軍事關係曝光時，自然引起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疑懼。所以，當他們運用這些外交事件來批判政府時，其所推動的改革運動，自然也得到逐漸強化的反日情緒的共鳴，吸引許多年輕愛國人士致力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