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發生於1870(同治9年)，牽連許多國家，傷害規模空前，引起各國嚴重的關切，幾乎釀成戰爭。受害者有天主教堂教士修女多人，及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法國與俄國商人。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天津市民懷疑天主堂，認為他們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製藥，乃包圍天主堂。豐大業前往交涉，對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大肆咆哮，鳴槍示威，隨後又槍傷天津知縣劉傑的隨從，遂被氣憤的民眾毆斃。民眾更憤而焚毀天主教仁慈堂，死傷達20餘人。天津教案發生之後，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處理。根據曾國藩的調查，天主教仁慈堂內男女幼童一百五十餘人，是由家屬送至教堂養育，並非拐騙而來，且當時天津城也無兒童遺失的報案，被教堂掩埋的嬰屍，也都有心有眼，教士拐買兒童、剖心挖眼之說，應是謠傳。曾國藩力辯對洋人的不實謠言，並查緝兇犯，嚴禁滋事，將天津知府、知縣撤職。於是朝野內外皆認為其偏護洋人。朝廷囑曾國藩勿失民心，將曾國藩調為兩江總督，以李鴻章為直隸總督，接辦調查。最後清廷賠償死者家屬四十六萬兩，並派崇厚前往法國致歉，流放府縣官員，並處死、杖罰、流放參與教案的天津民?數十人，天津教案才告了結。天津教案最後雖能和平落幕，但總理衙門意識到教案頻傳及其後果嚴重，乃擬定了「教務章程」八條，希望能對傳教士有所約束，以調和民教之間的衝突。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教案仍然頻傳不止，甚且愈演愈烈，最後爆發義和團全面性的非理性反教運動。

摩天大樓顯然是量體龐大的結構體，而且光是物理性的表現及非自然形成的高密度集區，就成了已開發國家的城市象徵。在許多城市中，摩天大樓已經成為城市核心、商業中心與金融樞紐。另一方面，與其爭論摩天大樓是否適合人類，不如從蓬勃發展的亞洲觀點來看，如何設計這些摩天大樓。在東亞的住商合一城市來說，新建的摩天大樓會破壞原有街景。台北101大樓的位置設在信義重劃區的理由也在這裡。

在1945年以後華特和柯布榭的著名作品中，展現了反對講求客觀性純粹主義和國際化風格。柯布榭在法國隆尚(Ronchamp)的霍特聖母院(Notre Dame du Haut)嘲弄著自己早期作品中的所有幾何和理性原則。怎麼說呢？從圖片中可以看到他不規則的屋頂，和周圍整體的設計，以及色彩的運用，這座小型建築所富含的豐富意義，遠遠超越了建築的象徵主義，卻又很難言喻，可以說接近一種新建築語彙中的隱喻了。

穆罕默德長年奔波於經商途中，受當時流行於阿拉伯半島上的猶太教、基督教和哈尼夫思想的影響，一神思想在他心中慢慢萌芽。穆罕默德在婚後，常常到麥加北方希拉（Hira）山上一個小洞哩，數日不進食，沉思冥想。據傳在他四十一歲這一年（西元六一○），九月（拉瑪丹月）十七日這一天，如同往日，他正在山洞中修行時，突然受到天使長加百列（Gabriel）的「啟示」，這個聲音對他說：「吟誦！」，一連催促了三次，接著又說：「你奉造物主之名念！他以血塊造人，你念吧！慈憫的主以筆教人，教人以其所不知道的。」當穆罕默德受到神啟返家後，把這一切告訴他的妻子赫蒂徹和她堂兄韋爾格，他們都相信他受到阿拉召喚，並支持鼓勵他宣教。赫蒂徹成為穆罕默德接受天啟後的第一位皈依者。最初穆罕默德只到他的親朋好友家中秘密傳教。直至三年之後才公開傳教，宣揚末日審判、死後復活、禁止偶像崇拜，並提出行善濟貧者入天堂，作惡者進火獄等教義。隨著信徒越來越多，穆罕默德宣揚的教義，已經衝擊到麥加古來氏貴族及偶像崇拜者的經濟利益，為此穆罕默德還曾在街上受到公然嘲諷及威脅。西元622年，穆罕默德和信徒，趁著無月的夜晚逃出麥加，歷經十天，安然抵位於麥加北方300多公里的綠洲雅斯里布（Yathrib），此稱為「希吉拉」（Hegira），有「遷徙」、「出走」之意，西元622年也為伊斯蘭教紀元元年。綠洲雅斯里布後來成為世界聞名的麥地那，意為先知之城。麥地那當地受猶太人影響，早有一神教的思想基礎，而在歷史上他們對麥加具有敵對的態度，這些因素促成了他們接受穆罕默德的新宗教。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確立宗教首領的地位，也成為政治首領。他開始建立武裝組織，確立各種制度和律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宗教組織－穆斯林公社，打破固有傳統氏族血緣關係、部族關係和宗主關係的約束，組成了以宗教信仰為核心的聯盟組織。遷往麥地那後，穆斯林不斷與麥加的貴族和麥地那的猶太教爭戰，這一連串的「聖戰」確立了伊斯蘭教和一神阿拉信仰。西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領萬人部隊佔領麥加，麥加貴族皈依了伊斯蘭教，並承認了穆罕默德的權威。穆罕默德走到麥加的克爾白神殿，觸摸黑石，並按規定繞行七周，命人摧毀偶像，此處也成為伊斯蘭教世界的中心。穆罕默德返回麥地那後，身體日漸虛弱，於西元632年辭世。

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帶來不少影響，西發里亞條約的簽訂牽動了歐洲國家情勢的變化，首先是戰勝的法國、瑞典是最大受惠者：法國取得了日耳曼西境的亞爾薩斯（Alsace）、麥次（Metz）、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土耳（Toul）、凡爾登等地；瑞典則取得日耳曼北部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不來梅（Bremen）、弗登（Verden）、魯根島（Rugen）等地，並且可派代表出席神聖羅馬帝國會議，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將被其他國家干涉。神聖羅馬帝國與其友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經過此次戰爭的打擊後，勢力大不如前，尤其是西班牙，喪失了原本的海上霸權後，又為了援助同宗的神聖羅馬帝國，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國勢一蹶不振。反觀戰勝的法國、瑞典則因為獲得不少領土與利益，因而取代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強盛的國家。除此之外，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幾乎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為了報復敵方，兩軍幾乎都採取趕盡殺絕的燒殺策略，不論是新教或是舊教的信仰者，無辜的人民都是戰火下的犧牲品，他們飽受戰火荼毒，流離失所，家園殘破，滿目瘡痍。戰事長達三十年，教育文化事業被迫中斷，對外貿易也趨於停滯，日耳曼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據統計，在三十年戰爭後，日耳曼境內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六分之五的農村遭受戰火蹂躪，慘況不忍卒睹。除了經濟民生的百廢待興外，為了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西發里亞條約中特別規定給予帝國境內二、三百個諸侯獨立主權，意即這些諸侯可以自由與外國締約或交戰。如此一來，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日耳曼境內的一個諸侯，神聖羅馬帝國形同虛設，只是一個無權且鬆散的帝國。二、三百個諸侯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但缺少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也延遲了日耳曼的統一。不過，也因為戰爭的慘烈，在戰時便有許多關懷人文的學者希望能組織一個和平機構，以避免殘酷的戰爭與扶助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荷蘭人格羅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其中的代表。格羅秀士精通國際法，他目睹三十年戰爭期間的悲慘景象，皆起因於新舊教徒彼此仇視，乃極力提倡「宗教寬容」，並在1625年完成《戰爭與和平法律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一書，呼籲國際間應制定出一種不論戰時或是平時，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公法，而開創了近代「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先河。 三十年戰爭雖是以宗教戰爭開始，但最後卻演變成為政治戰爭，歐洲各國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完全喪失宗教原本勸人良善的本質。經慘烈的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歐洲人終能自省，明白宗教寬容的重要性，使得日後歐洲不再發生宗教戰爭。

天主教自南部北上傳教的過程中，何安慈神父是北部開教的關鍵人物。1853年他出生於西班牙塞戈維亞省的一個小村落。1868年進入西班牙陶雷多奧加捏玫瑰省道明會修道院。何神父晉鐸之後，奉派前往台灣傳佈福音，先經福州和廈門，於1879年抵達打狗(高雄)。1880年他奉命接替吳萬福神父(Vicente Gomar)開教的羅厝本堂。1881年何神父前往沙崙仔本堂(今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那是王靈牧神父(Jose Nebot)於1875年開設的道理廳，作為羅厝及台南間的中途站。何神父在那裡建立會院，並完成了越南籍的甘若瑟神父(Jose Kang )未蓋完的教堂。1882年何神父耗資一千二百圓在羅厝建教堂及神父居所、道理廳，但此廳後來傾倒，1887年他再撥出一百四十圓建立新的道理廳。同年何神父前往台灣北部開教。何安慈神父之所以往北部傳教，與當時已在北部傳教活躍的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內部糾紛有關。有些長老教會的信友與馬偕(George Leslie Mackey)牧師發生爭議，而至羅厝邀請天主教前來台北傳教。何神父先派人北上觀察，並獲得區會長良方濟神父的同意與指派，於1887年三月，在傳道師阿論先(Celedonio A-Lun-Sien)的陪同下到達州內(蘆洲)，1888年成立和尚洲天主堂。1889年何神父在台北大稻埕新店尾(今日圓環附近)買地建教堂，一直使用到1905年。除了和尚洲、大稻埕之外，何神父也曾在滬尾(今淡水鎮)附近的興化店(今北縣三芝鄉興化村)開教。但後來派任此地的神父卻面臨到當地長老教會教友的排斥。何神父曾應小基隆(今北縣三芝鄉)庄長之請，舉辦了一次成功的佈道會。但此事過後，派去的傳道員仍常與當地長老教會信眾發生衝突。1905年雷賽逸(Blas Saez Adana)神父受命為廈門主教，他徵召何安慈神父為副牧，前往共事。1922年，何安慈神父在廈門逝世，享年六十九歲。他一生中有二十六年的歲月是在台灣傳道。

當纏足普及後，不論是鞋子的樣式、相關的配飾，在不同的時期，皆有各自的流行風尚，如同現代的服飾的流行趨勢一般。因此中國的纏足在長期發展下逐漸複雜化，進而形成一套文化。在此要特別提到的是，當纏足普遍後，發展出一種十分特殊的比賽，名為「賽腳會」。賽腳會，顧名思義即是將「腳」的比賽，即是約定一年中某一固定日子，當地所有纏足的女子，露出平時不輕易示人的金蓮，在眾人面前品評一番。如同現今的選美比賽，只是賽腳會是比哪位姑娘的金蓮是最符合美的標準，即「小、瘦、尖、彎、香、軟、正」。比賽結果出爐後，還會排名次，若金蓮獲得好評者，不僅姑娘自身，包括她的家人在內，皆會感到無比榮幸。賽腳會主要流行於北方，當中又以山西大同最著名。而賽腳會的出現，可謂纏足風盛行下的一種產物；而舉辦賽腳會，又對纏足的風氣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另外，有辦賽腳會的地方，當地的金蓮也會特別有名；雖然有些地區的小腳也十分美麗，但因為沒有賽腳會，名氣反而不如有賽腳會的地方響亮。由於這種金蓮比賽是纏足風氣的產物，故當纏足衰弱且消失時，這種比賽也就沒落而不復見。

台灣第一位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馬雅各畢業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的醫師，1865年6月16日就在府城看西街租得的佈道所行醫傳道，這是『台灣第一』的西醫診所，之後移往打狗的旗後，但已開啟台灣西醫療法之基礎。清末長老教會在各地所開設之醫館共計有： 1.打狗長老教醫館—1865年 2.台灣府舊樓醫館—1868年，新樓醫院前身 3.淡水偕醫館—1880年，馬偕醫院前身。1872年三月九日馬偕博士由加拿大長老教會遣派來台灣宣教，並於1880年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院——「偕醫館」，以醫療傳道之精神。偕醫館設立二十年間，得到當時洋行歷任侍醫之協助，診治民眾病症無數，其中尤以瘧疾為最。 4.大社長老教醫館—1890年，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西式醫療技術使台灣許多治癒者都成為初代信徒。又北部的馬偕博士不是一位正式的醫師，卻專精於拔牙技術，他自稱從1872年至1895年之間，曾經為人拔掉21000顆以上的牙齒。

到了二十世紀，「褲裝」漸漸成為女性流行的服飾，然而女人要真正可以自由的選擇穿褲子或穿裙子，甚至穿起軍服，那可是一段說來話長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在二十世紀一路走來坎珂，今天女生可以自由穿著淑女褲、七分褲甚至是牛仔褲的「前門襟穿著權」，真可說是得來不易。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裝的發展在「慶祝和平、找回歡樂、期待復原、建立新時代」的氣氛下有了極大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褲才算是真正取得了與「女裙」平等的地位。尤其受到戰後嬰兒潮的影響，以青年人為主題的流行文化時代到來，不管是髮型、外套上衣、領結、緊身長褲、膠鞋等等，都看到當時的青少年他們在穿著行為上自我選擇的新主張，而這些新主張也慢慢使得「女生穿褲子」的觀念變得普及，「女生穿褲子」不再被視為異類。

日治時期，基隆地區因工商發達，也連帶地刺激了宗教大事─中元祭典的擴大。基隆工商業的發達，與煤礦的開採和基隆港的築港帶來的龐大商機和人口遷入有關。日治之前，基隆為一漁村發展遲緩，日人領臺初期人口僅為7000多人，但基隆港進行築港工事後，加上市區改正的實施，伴隨著港市發展人口遂逐年增加，1905年人口增加一倍為14000人，尤其是煤礦和水產業更加發達後，因為貿易的增長人口也跟著激增。當時商業活動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外貨批發商，多為日人所經營；一為貨品零售商，多由臺人經營，產業則以工、礦和水產業為主，以工業的產值最高，漁業和煤礦則是基隆的兩大特色產業。日治時期商業團體之所以與宗教密切結合，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景氣佳，有錢資助宗教活動，藉著參與之便，不僅可以打響商家知名度，還可藉機宣傳商品。另一方面，有人氣就會聚集買氣，趁著宗教活動時的人潮，順便發筆小財，這也是日治時期基隆的中元祭典如此蓬勃興盛之故。當時基隆地區參加中元祭典陣頭遊行的隊伍，除了傳統的寺廟子弟陣出團，或主普、贊普外，市區各商號也會盛情參與，不僅會在陣頭、鏽旗或行頭上極盡奢靡，還有廣告宣傳，跟各種噱頭，主辦單位有時為求祭典豐富有趣，甚至會舉辦陣頭比賽，讓參加者更加瘋狂投入陣頭競賽。如《臺灣日日新報》上所報導，負責陣頭的爐主要出陣之前，都會事先向各郊行團體鼓吹贊助，希望能夠錦上添花更勝以往，從報導中也可以看到參家陣頭的商家，有東瀛郊及本島人運送店團、水產仲賣團、商船組、郵船組、市場魚菜商等，利用藝棚長閣及新鮮有趣之廣告想出奇致勝。參加宗教慶典的另一個目的，當然是可以藉機打廣告，宣傳自己的產品，例如，臺北麥酒會社即裝飾自動車三台參加遶境，沿途灑一千張麥酒引換卷(啤酒兌換卷)，每張可兌換麥酒(啤酒)一瓶，除了助興之外，還可以宣傳自家的產品。在當時，日人對於臺灣人對民間賽會之極度鋪張奢靡，往往不以為然，在許多場合都宣導迎神賽會的節約或儉樸，且因中元普渡有礙衛生，消耗鉅費，常有廢止中元普渡，或是力勸各主普及柱首節省爐費的言論，只是對於臺人來說似乎效果不大。甚至1921年由臺灣知識份子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因標榜「謀臺灣文化向上」，而對臺灣傳統宗教活動和迎神賽會大加批評，認為那是迷信的產物，認為因神明祭典而大加鋪張，是奢侈浪費的行為，且拜拜時供奉的祭品，因烈日高度曝曬而衛生堪慮，但都無法影響臺灣人對迎神賽會、祭典普渡的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