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傳入的雜技娛樂，自漢代起，至唐代時大盛。《後漢書》中記載，當時有很多耍魔術雜技的藝人，大多來自於西方諸國。 安帝時「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除了史書中有所記載之外，在漢代石刻畫像中，也豐富地描繪當時的雜技表演；如山東武氏祠石室中宴飲嬉戲的圖像，其中有一人倒豎，足上豎立一小兒騰空飛起，非常生動逼真。

歐美國家在中國茶輸入後，從十七世紀下半葉開始，飲茶的風氣逐漸流行起來，使得茶葉成為清代大宗出口商品。中國茶葉作為一種溫和而無害的興奮飲料，成為歐美人的普遍消費品。英國詩人達提曾在一首詩中熱情地讚美這種飲料時尚：「茶，消散了我的愁苦；它，使歡樂調劑了嚴肅；這飲料給我們帶來了多少幸福；它增加了我們的智慧和愉快的歡呼。」

因佛教傳入日本後受國家之優遇，故僧侶激增、干預政治、破戒犯戒問題漸至無法收拾，故有嚴守戒律之思考，日僧榮叡、普照等乃懇請鑑真赴日。鑑真五次渡海，出入生死之間，經歷種種挫折，終於在玄宗天寶十二年成功。孝謙天皇禮遇之，安置於東大寺，皇族公卿受戒法者四百餘人，後於奈良建唐招提寺居之。鑑真及弟子對日本佛教天台真言兩宗之開創、書道及佛教藝術、本草學及漢文學之發達，均有宏偉貢獻。

歐洲也有發現唐三彩的報導。義大利的法安紮博物館收藏有唐三彩鳳頭壺和唐三彩盤。這種鳳頭壺和盤屬中、晚唐?品，是作?生活用具而?生的。據說是法安紮遺址出土，因而是當年作?外銷器而傳入的。

日本在隋唐兩朝三百年間，多次遣使通聘，以輸入中國當時之政制、法令、佛、文化、經典、美術等文物制度，作為日本改革內政、建立中央統一政權的模範準備，故使節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性質。後日本又派遣久居中國之留學生及學問僧進一步研究吸收中國文化，其中阿倍仲麻呂來華多年（西元 716?770年），歷任唐廷要職，終老於唐；吉備真備攜回唐禮、太衍曆經等，對日廷禮儀及曆法改革，有密切關係。玄宗開元年間，鑑真及其弟子赴日傳入律宗，並對日本佛教藝術、醫學及漢文學的發達有不朽功績。

在唐三彩動物俑中，以馬和駱駝的塑造最為成功。唐三彩馬，具有頭小，頸長而粗，比例均稱，膘肥體壯，肌肉清矍有力，神駿矯健的特點。馬的姿態生動有趣，有的靜靜地站著，有的緩步徐行，有的昂首嘶鳴，有的低頭啜飲或啃蹄，神態無不惟妙惟肖。 而三彩駱駝，背載絲綢或馱樂隊，仰首嘶鳴，那赤髯碧眼的牽駝俑，身穿窄袖衫，頭戴翻簷，再現了中亞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憶起當年駱駝叮噹漫步在〝絲綢之路〞上的情景。它們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看到這些三彩駱駝及胡俑，我們彷彿看到在黃沙漫漫的大漠之上，一批又一批異域商人牽著載滿絲綢寶物的駱駝，正風塵僕僕地長途跋涉在絲綢之路上。而陣陣駝鈴聲，則傳達出中西友好交往的佳音。

廣州自秦代以來，即為中國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漢代的「譯長」、唐代的「市舶司」皆首置於其地。進口各類物產，如香料、珍寶、象牙，出口則是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甚而書籍等，其航線東至日本，西達波斯灣。即使元代的泉州港，清後期的上海港先、後出現，取代她在海運上的龍頭地位，至今為止，她仍是中國數一數二大型國際貿易港口。在諸多貨物當中，瓷器的出口最具「海上絲路」之特色。自從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主要外銷貨物，廣州便是最大的瓷器輸出港，自唐至元，歷久不衰。阿拉伯商人都知道廣州生產瓷器，其實廣州瓷器來自東南沿海和長江中游各地的窯場。宋代著名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瓷器，都由這裡運送東南亞、印度、西亞、和東非地區。宋代廣東的外銷瓷窯則分布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明代外銷瓷窯主要分布在潮州、佛山（石灣）、惠州、惠東、惠陽和平遠等地。廣州西村窯也是一處外銷瓷窯，但不見方志記載。西元１９５６年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發現燒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繪、青釉和黑釉等幾種，印花青瓷可能使用耀州窯印模，專供南海各地使用。三十年來該窯瓷器大多見於東南亞各國，國內絕少見到。伊本．貝圖達尤其推崇廣州瓷業的繁盛，他說秦克蘭（廣州）和刺桐（泉州）一樣，盛產瓷器。“秦克蘭是世界聞名的大城，最大的市場是陶瓷器業，商人從這裡將瓷器運到中國各地，又行銷印度、也門”。

主要的路線如下：泉州、廣州－＞占不勞山（占城東二百里海中）－＞古笪國（真臘）－＞奔陀浪（湄公河口）－＞海硤（新加坡）－＞羅越（暹羅）－＞佛逝（室利佛逝，蘇門答臘南部）－＞訶陵（爪哇）－＞哥谷羅（蘇門答臘西北境）－＞婆羅（蘇門答臘北境）－＞師子國（錫蘭島）－＞提墥國（印度河口西岸）－＞提羅盧和國（幼發拉底河河口）－＞烏刺國（俄波拉）－＞末羅國（巴斯拉）【至此順風者航行約八十九日】－＞縛達

唐宋時期： 中國－舟：最大者為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三十萬斤），次為牛頭舶，載重量約為獨檣舶的三分之一；再次者為木舶，又次者為料河舶，其載重量又各遞減三分之一。大船：蒼舶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外國－師子國舶：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舶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為信。元明時期：鄭和下西洋，依靠一支聲勢浩大、組織嚴密的船隊，每次動用的船隻常成百上千。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西元1597年）將下西洋的船隻，按照大小和性能，分成寶船、馬船、糧船、座船和戰船五類。寶船是運輸寶貨的主要貿易船，又稱寶舡、寶舟、寶石船、龍船，建制龐大，設備齊全，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和適航性，能經風暴，進行長途航行。馬歡《瀛涯勝覽》（明人說集本，三寶爭彝集）卷首列舉的寶船，「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談遷《國榷》卷十三也說，寶船「其大修四十四丈，搏十八丈，次修三十七丈，博十五丈」。明代的工部尺折合0.311米，寶船的長度達到138.084米，闊56米，船上豎有九桅。最小的戰船，也長十八丈，闊六丈八尺，船上有五桅。船隊以寶船為主，故下西洋的船隊又稱為寶船隊。

東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399年），法顯和同學慧景、道整、慧應和慧嵬四人，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蘭州、張掖、敦煌，西出陽關。在穿越白龍堆沙漠時，進入了此行最艱難危險的一段路程；翻越小雪山時風雪暴起、天寒地凍，同行的慧景禁不住嚴寒而死，法顯撫之悲慟難抑，但是為了完成大願只有揮淚繼續前行。在越過五千二百多公尺高的小雪山後，終於到達了恆河流域的中天竺！法顯此次西行前後凡十五年，帶回的梵文經典甚多，翻譯出六部六十三卷一百多萬字。他寫《佛國記》記述了西行求佛法的經歷，八十六歲時逝世於荊州。法顯不僅體現了堅毅不拔的精神，其經歷見聞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西域文明古國的風土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