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菜擅長煮、燉、悶、煨，食材取河、海、湖漁鮮，筍子、火腿，重原汁源湯，有點鹹又不會太鹹。也因為天候良好，所以食材在野外就很容易獲得，這讓浙菜中有許多菜式都是以時鮮為主，充滿了野趣與山林景色風光，叫花雞就是一例。浙江屬於一年三獲區，糧食作物的產量相當的充裕，因而此地有餘力發展農村副業。以多餘的糧食釀造紹興酒與鎮江醋，或餵養豬隻製作火腿。浙江一帶水產十分豐富，食材取得容易著重於河、海漁鮮，竹林也相當的茂盛。因此浙菜多以漁鮮、竹筍、火腿為主要素材烹飪，新鮮的食材不需加以太多調味，為了品嚐食物原有的鮮美，故浙菜多不加糖。煮、燉、悶、煨就是引出食物原味的最佳調理方式，因而在此盛行。

中國的新式學堂教育，最初是由傳教士所辦。鴉片戰後，傳教士在通商口岸開辦洋學堂。這些洋學堂都附設在教堂裡，規模很小，目的是為了傳教以及培養中國籍的傳教助手，主要是讓學生讀《教義問答》以及《聖經》等書，僅為啟蒙、小學程度。招生的對象，多為貧苦孩童，免收學費、膳宿費用也由學校供給，但學生人數很少，女校招生尤為困難。早期傳教士正式開設的洋學堂，較著名者有1843年(道光23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創辦的英華書院、1844年(道光24年)英國的東方女子教育會、1850年(道光30年)耶穌會在上海創辦的徐匯公學。學校除了有宗教課及宗教活動外，也教授中國經書，希望能把基督教義與儒家思想結合。另外，還有英語、西方科學知識等課程，藉此讓學生接觸西方的社會生活。1860年後，清廷為了洋務的需要，也開始設立洋學堂，如同文館、廣方言館等，聘請了許多傳教士擔任教師。同時期教會學校及女學校也不斷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招生對象也有改變，尤其是通商口岸的學校，不再免費招收窮苦孩子入學，而是積極吸收富家子弟入學。傳教士可謂已為中國的近代化教育首開風氣了。

耶穌會 ( Society of Jesus )是1504年聖依納爵?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創立的天主教修會。為了重振天主教教會，耶穌會士不再只住在修院隱修，而是要深入社會，與各階層人民接觸。耶穌會積極響應教皇號召，向海外傳教。當沙勿略(Xavier)想在日本傳教時，發現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因此開始著手入華傳教的計畫，但中國當時禁止外人入華傳教。直至1554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作為根據地後，澳門成為遠東的傳教中心。不過中國政府只允許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可自由信仰他們的宗教，仍嚴禁傳教士入內地傳教。真正第一位進入中國傳教的是巴來多(Barreto)，但也只是在廣州向葡萄牙的水手及士兵傳教。此外，西班牙也一直向中國政府提出傳教的要求，但被婉言拒絕。在中國傳教困難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政策外，也和傳教士不會說華語、不懂中國文化有關。故傳教士范禮安(Valignani)便提出學華語的建議，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便開始在澳門學習華語。 當羅明堅進入中國，其舉止符合中國禮儀，又說一口流利的華語，獲得中國官員的好感，成為明朝第一個獲准在中國內地居留的傳教士。

尼羅河上游季節雨會造成尼羅河谷的氾濫，6-9月是河水氾濫的季節，10-1月是退水季，2-5月是乾旱季，農業活動則受到河水漲退的影響。最早的灌溉活動即靠尼羅河每年的洪水淹沒兩岸農田形成的肥沃土地。 亞斯文水壩(Aswan High Dam) 在1961年至1971年期間完成，壩頂高約111公尺、長約3830公尺，興建後使埃及大部分耕地得到常年性灌溉。但是也出現了土壤的鹽鹹化和排水問題。

隨著天主教各教會進入中國，各教會或教會內部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認識漸漸出現了分歧。其中最引起爭論的，就是中國的祭祖與祭孔活動，究竟是屬於宗教性質，抑或只是中國的禮俗。假使祭祖祭孔的活動是屬於宗教性質，那就違背基督教不崇拜偶像的教義。1628年(崇禎元年)，耶穌會為了解決歧見，便在中國召開會議，達成共識：不把中國的祭祖祭孔活動，當作是偶像崇拜。較晚到中國傳教的方濟會與道明會，對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成功既羨慕又嫉妒，加上不贊成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方式，因此將對中國的禮儀之爭再度點燃，也使得羅馬教皇對此問題逐漸重視。耶穌會士擔心爭論的結果會影響在中國的傳教，也派員回羅馬為在中國的傳教方式辯護與解釋。最後羅馬教皇於1704年頒佈禁令，嚴禁入教的基督教徒行中國禮儀。教皇頒佈禁令後，派遣使團到中國面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對此禁令極為憤怒，下令只有經過朝廷批准的教士才可在華傳教。多數的教士意識到此舉將會嚴重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情形。因此1719年(康熙58年)教宗再度派人來華交涉，希望中國能允許傳教士繼續在華傳教。不過這次的交涉並未成功，傳教士所提出的條件反而惹惱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決定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教。

1861年，貴州主教胡縛理獲得法國公使所發的“傳教護照”後，乘坐紫呢大轎，肩挂紫帶，頭戴方帽，盛設儀從，前呼後擁，前去拜會貴州巡撫何冠英及提督田興恕。但田興恕本來對洋人就十分不滿，藉口有事不予會見。胡縛理為了此事，很不高興，便向法國公使報告，希望能通過清朝皇帝施加壓力。此項行為激怒了田興恕，便三次派兵查抄教堂，趕走教徒。1861年端午節，貴州人們按傳統習慣，上街 “遊百病”。當百姓經過教堂時，四個教士出來驅趕人群，氣焰十分囂張。田興恕便派人將4名教士綁赴刑場斬首。史稱“貴陽教案”。教案發生後，法國要求懲處田興恕。這使得清廷兩面為難，既希望中外相安，又不想懲處屢屢立下戰功的田興恕。但法國對貴州官府殺害教士的行為無法諒解，堅持清廷嚴懲。最後清廷將田興恕及其幕僚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對貴州教會賠銀一萬兩千兩，並將田興恕所居住的公廨給胡縛理作為天主教堂，才得以結案。

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帶來不少影響，西發里亞條約的簽訂牽動了歐洲國家情勢的變化，首先是戰勝的法國、瑞典是最大受惠者：法國取得了日耳曼西境的亞爾薩斯（Alsace）、麥次（Metz）、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土耳（Toul）、凡爾登等地；瑞典則取得日耳曼北部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不來梅（Bremen）、弗登（Verden）、魯根島（Rugen）等地，並且可派代表出席神聖羅馬帝國會議，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將被其他國家干涉。神聖羅馬帝國與其友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經過此次戰爭的打擊後，勢力大不如前，尤其是西班牙，喪失了原本的海上霸權後，又為了援助同宗的神聖羅馬帝國，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國勢一蹶不振。反觀戰勝的法國、瑞典則因為獲得不少領土與利益，因而取代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強盛的國家。除此之外，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幾乎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為了報復敵方，兩軍幾乎都採取趕盡殺絕的燒殺策略，不論是新教或是舊教的信仰者，無辜的人民都是戰火下的犧牲品，他們飽受戰火荼毒，流離失所，家園殘破，滿目瘡痍。戰事長達三十年，教育文化事業被迫中斷，對外貿易也趨於停滯，日耳曼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據統計，在三十年戰爭後，日耳曼境內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六分之五的農村遭受戰火蹂躪，慘況不忍卒睹。除了經濟民生的百廢待興外，為了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西發里亞條約中特別規定給予帝國境內二、三百個諸侯獨立主權，意即這些諸侯可以自由與外國締約或交戰。如此一來，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日耳曼境內的一個諸侯，神聖羅馬帝國形同虛設，只是一個無權且鬆散的帝國。二、三百個諸侯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但缺少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也延遲了日耳曼的統一。不過，也因為戰爭的慘烈，在戰時便有許多關懷人文的學者希望能組織一個和平機構，以避免殘酷的戰爭與扶助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荷蘭人格羅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其中的代表。格羅秀士精通國際法，他目睹三十年戰爭期間的悲慘景象，皆起因於新舊教徒彼此仇視，乃極力提倡「宗教寬容」，並在1625年完成《戰爭與和平法律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一書，呼籲國際間應制定出一種不論戰時或是平時，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公法，而開創了近代「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先河。 三十年戰爭雖是以宗教戰爭開始，但最後卻演變成為政治戰爭，歐洲各國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完全喪失宗教原本勸人良善的本質。經慘烈的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歐洲人終能自省，明白宗教寬容的重要性，使得日後歐洲不再發生宗教戰爭。

古代的譯經者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佛經雖然是外來文化，但是長久以來已經融入中國文化當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三生有幸」、「兩世為人」的輪迴思想；「大千世界」、「恆河沙數」宇宙觀；「頑石點頭」、「立地成佛」的勸善思想；「種瓜得瓜」、「自作自受」的因果思想，這些都是深入民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石窟藝術產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間自然的洞窟作為佛教徒坐禪修持、集會及生活之用，後來，人們自己開山鑿洞，並開始在洞中設置佛像、佛塔、畫上壁畫。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石窟藝術也一起傳入。莫高窟(甘肅省敦煌市)、雲岡石窟(山西省大同市)、龍門石窟(河南省洛陽市)為中國三大石窟，這些石窟藝術對於研究佛教史、繪畫、雕刻、建築、樂舞、服飾、東西文化交流等提供極為豐富的的資料。

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展開前，教會本身內部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教會的形象大受打擊，此，接踵而來的外在情勢變化更是讓教會疲於奔命。十四世紀以來，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思考與生活開始有了轉變。首先是十四世紀初，歐洲各地經歷了嚴重的飢荒和黑死病的流行，持續了百餘年，使得歐洲人對「神」產生懷疑，無法理解這場災禍降臨的原因，況且，連服務「神」的神職人員也無法倖免於難，更讓人對教會的角色感到困惑。僥倖存活的群眾依然要面對教會或是地主的苛捐雜稅，生活辛苦。就在同時，許多「異端」順勢而起，企圖擺脫羅馬教廷管轄的宗教世界，為苦難大眾找尋另一條出路。其次，發祥於義大利北部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思想上的改革。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興盛的商業貿易，義大利北方的幾個城市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等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商人們在物質豐足之後，追求更精緻的藝術享受，中古世紀的封建文化已不能滿足他們對文學、科學或藝術的要求。為了找尋更具創意與吸引力的題材，許多人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去尋找新的元素，恢復古希羅的文化精神成為此一運動的重要目標。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人本主義」（Humanism）的理想，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重視個人精神的獨立。於是，不少知識份子將這個精神表現在關懷現世社會，反映現世問題。而當時的教會和教士便成為文人學者筆下的最佳題材，他們以犀利的文字諷刺教會的衰敗與腐化。如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Devine Comedy）充滿著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譴責，對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頌，帶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薄伽丘（Gis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談」（Decameron）中，以黑死病流行的時代為背景，生動的描述了當時修士、教士們的醜態，反映他對教士腐化的輕視態度；又如人文主義大師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在以拉丁文寫作的《愚人頌》（In Praise of Folly）中，指責教會愚弄人民，並抨擊教會的虛偽與偏見。再者，書籍的流通與印刷術的使用也成為宗教改革能夠推展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教育幾乎都掌握在教會的手中，書籍昂貴，流通困難。直到十世紀左右，造紙術才藉著回教徒輾轉從中亞傳入歐洲，十四世紀時，紙張開始大量生產，為印刷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1456年，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利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了第一本聖經—「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厚達1282頁。不久，這項技術傳遍了歐洲，書籍得以大量印刷，並以低廉的價格嘉惠讀者。而透過聖經的大量印刷，使得人們能夠透過自行閱讀聖經來理解教義，不一定要依靠教士們的解說和詮釋，思想的傳播因此更為快速。除上述思想的轉變問題之外，教會還得面對更棘手的狀況。中古時代，教皇透過滿佈歐洲的教會組織，可以直接或間接操縱歐洲各國的政治，因此教皇可說是當時歐洲最有權勢的領袖人物。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興起，以工商業者為主的中產階級希望透過與王權的合作，掃除各地封建諸侯所產生的經濟發展障礙。因此，在中古後期，歐洲的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而起來的新興國家。受到歐洲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支持的世俗王權，愈來愈難以忍受教會的操縱與，常與教會發生衝突。例如︰十一世紀起，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就因為義大利北部的歸屬問題，彼此爭戰不休，衝突不斷，延續三、四個世紀；十二世紀時，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也因限制教會權力而與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貝克（Thomas Becket）發生衝突，後來，貝克遭人謀殺，引起軒然大波；到了十四世紀，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也因為教會財產徵稅、教士有罪須受政府法院審判等問題，而與教皇鮑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發生衝突。真正讓各國覬覦的是數百年來教會所累積的財富與廣大的田產，而教會法庭的存在更是嚴重妨礙各國司法的獨立。因此，為了追求國家在政治的統一、經濟上的自主與司法上的獨立，世俗政權必然與教會的勢力發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