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起，為了加強臺灣的文化活動，創設文化專管機構，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年7月，修訂『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培植專業文化人員，文化資產的整理及維護，學術、藝術、文化創作的獎助及出版，提高音樂及美術水準，地方藝文基礎建設，社區整體營造等。因應國內學術文化之發展，日益重視文字工作者的生存權。除了進一步放寬出版法的限制之外，更公布著作權法，保障智慧財產權。未經原創者同意，進而授權使用，是同違反著作權法，屬於侵權行為。出版法的廢除，對文化人而言，更是一大福音。出版法經總統廢止後，等同言論自由，再也不用擔心因出版文字不妥，犯下政治忌諱，視同思想犯治罪，對文化事業，無疑是一大貢獻。政治運動的民主訴求，包含反對戒嚴時期的出版管制，主張言論自由，呼籲修改出版法。1950年代，黨外雜誌正式刊行，藉由文字宣傳，為文學創作賦予新的生命，如：自由中國、公論報等。1980年代，美麗島事件後，孕育多位關懷臺灣，重視本土文學及人權文學的作家。1987年，正式解嚴，對文化人而言，意義甚大。一系列政治民主化運動中，說明了人民有爭取著作權及創作自由的主張。二二八事件之後，宣傳委員會遭到裁撤，代之而起改組為臺灣省政府新聞室，繼而擴大為臺灣省新聞處。1949年，行政院新聞局隨著中央政府遷移至臺灣，繼續新聞業務發布事宜。總理國內宣傳、國際宣傳、資料編譯、視聽資料、聯絡、出版事業、電影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等業務。精省之後，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改隸新聞局，專司地方新聞業務之責。

曾經有歷史學家根據考古資料推斷，世界上最早的學校是由蘇美人所創立的「泥版書屋」（e- dub- ba-a，意思是分配泥版的屋子）。在1920年代，英國考古學家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的考古遺址烏爾考古時，發掘出了一些建築物，它們有兩個特點：屋裡有幾排排列整齊的泥墩，而且有些稍高的泥墩排列在一塊，好像是現在學校中學生們使用的課桌椅；第二，這個屋裡發現了將近二千塊的泥版，像是學生的作業。此外，法國考古學家在幼發拉底河中游的馬里城也發現了類似的建築結構，馬里城的房舍包括一條通道和兩間房屋，大間房屋長13.4公尺、寬7.6公尺；小間面積為大間的1∕3。大間排列著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間排列著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學校的教室。他們推斷這些遺址是稱為是現今發掘世界上最早的學校，年代可溯及到西元前2500年左右。從烏爾的考古文獻（泥版）中考古學家則發現，蘇美人曾經對於「泥版書屋」下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比喻：「閉著眼睛走進去，睜著眼睛走出來。」這個比喻的意思象徵著蘇美人認為，人在接受學校教育之前是處在閉著眼睛的心靈渾沌狀態，經過學校的教育之後，才能心明眼亮、明辨是非，告別渾沌。這個比喻十分有趣，深刻描寫出學校的功能。在烏爾的泥版書屋中，至今已發現600多個泥版，其中100多個泥版由於殘缺嚴重而無法分辨。這些泥版有圓形的，也有方形的，大小不一。歷史學家發現，這些泥版的內容大多為經濟文獻與字詞表兩種類型，顯示當時蘇美人已有分門別類的課程與科目，如有些泥版上刻著「容器表」、有些則呈現出「樹木表」。考古學家還發現泥版中有臨摹的範本字體，就如我們學習寫書法時的臨摹字帖一般；學生經由泥版學習有關文字、數字、符號、丈量、動、植物名、文學、祈禱文、史詩等。在蘇美人的時代便很重視學生的學習內容，讓每個人習得生活中的基本能力。

台灣有史以來，戲劇就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民間戲劇演出的時機有:宗族祭祖、新屋落成、還願、寺廟神誕、慶壽及對違約的處罰等。其中，最普遍的是寺廟祭典與四時節令的演戲。戲劇演出也結合民間社會的人際網絡，親友之間互相邀集前來參與祭祀及觀看戲劇，除聯絡彼此情感，也促使人與人之間互動更為緊密。歌仔戲從本地歌仔時期便擔負著祭典酬神的重要祭儀，所以當歌仔戲逐漸從宜蘭傳至台灣其他地區後，除增加戲劇本身的藝術特色外，濃厚的儀式色彩仍然保留。由於劇團演出與社會習俗結合，所以演出的時間、地點、劇目皆須合乎祭儀，一般戲劇演出前，總會有祭祀儀式的進行。這些儀式包括起鼓、扮神仙劇（百壽圖、醉仙、八仙），以及跳加冠（官），與金榜，稱之為三齣頭，原本這些是亂彈戲演出時的習俗，但是歌仔戲也沿用此程序。其實扮仙戲反映了一般人希望得到的圓滿，所以有三種內容，一種是象徵神仙降臨的祝福的戲，一種是象徵封贈富貴的戲，還有家庭圓滿的戲。劇團演員在扮仙戲中便是扮演人與神之間的橋樑，執行宗教的儀式。扮仙戲的三仙指福、祿、壽，這些神仙會獻上魁星、麻姑、財福、男女童；如果是扮八仙，便是漢鍾離、呂洞賓、張果老、李鐵拐、曹國舅、韓湘子、藍采和、何仙姑，以及瑤池金母獻蟠桃、男女童等。跳加冠是由一個戴面具者，手持「天官賜福」的卷軸，在台上表演；最後的金榜是高中狀元的小生，與鳳冠霞帔的小旦，兩人拜天地。俗語說：「加官禮多過戲金銀」，是一般戲班及廟宇對於扮仙戲重視的寫照，只要戲團扮過仙，假使遇到颱風天無法演出，廟方仍要給戲班戲金。而信徒藉由扮仙戲而能得到心靈滿足，足見此種儀式的意義非凡。臺灣各戲劇都有自己的戲神，這些戲神有田都元帥、西秦王爺、老郎神、孟府郎君，而歌仔戲的戲神是田都元帥。日治時期學者鈴木清一郎調查發現，當時臺灣已有奉祀田都元帥的廟宇，田都元帥的造形有三種，第一種為小兒穿大人衣，第二種為穿文官或武服者，以及無鬚年輕人，其臉上特徵有一螃蟹的標記，腳下常有金雞、玉犬伴隨。民間對於田都元帥的傳說也多與螃蟹有關，因此也衍生?一些相關的禁忌。劇團為維持演出時的順利，有其一定的習俗及禁忌。例如演員們忌吃毛蟹，因為毛蟹是田都元帥的救命恩人，因為傳說田都元帥是個棄嬰，被遺棄在田間，全仰賴毛蟹吐沫餵養，才得以存活長大，所以演員們以不吃毛蟹表達感恩。此外，還有對蛇的禁忌，歌仔戲藝人認為蛇是不吉祥之物，所以演出時看到蛇，要燒香拜拜，有的甚至不演「雷峰塔」這齣與白蛇有關的故事。另外，劇團對「花」有忌諱，認為「花」有混亂之意；在戲劇演出前，文武場的樂器不能任意敲打，以免打亂規矩；還有演出時的頭盔、跳加冠的面具都不能亂戴，以免失聲。劇團的信仰神、禁忌，讓演員在演戲時可得到心靈上的安全以及保佑，也規範演出時的神聖性，讓演出能更加圓滿。

戰後初期的電影事業，片商大都是從香港引進以廈門語發音的劇情片，以「臺語片」做號召，由於語言相近，民眾無須透過辯士解說便可了解劇情，所以深受歡迎。在此風潮引領之下，許多劇團負責人或文化人便看準拍攝電影市場，紛紛開拍台語片電影。第一位拍攝臺語片的導演是邵羅輝，西元一九五五年，他應「都馬劇團」團主葉盛福之邀，在臺北「大橋戲院」搭景，拍攝歌仔戲電影《六才子西廂記》，主角為筱明珠。不過，邵羅輝當時以十六厘米的攝影器材拍攝，與電影院所用三十五厘米放映機規格不合，所以放映出來的畫面模糊，影像與聲音搭配不良，觀眾反應不佳，因此上映沒有幾天便匆匆下片。雖然《六才子西廂記》的票房失敗，但是並沒有打擊其他劇團的信心，「拱樂社」團長陳澄三也開始籌拍電影歌仔戲，他聘請何基明擔任導演，陳守敬為編劇，演員為「拱樂社」班底，開拍《薛平貴與王寶釧》。由於記取《六才子西廂記》失敗經驗，所以在影片放影規格、電影宣傳上都特別注重，在臺北首映當天造成空前轟動，隨後在中南部上映，仍舊受到歡迎，因此又繼續籌拍第二、三集，帶動拍攝臺語片熱潮。其他歌仔戲團在「拱樂社」成功拍攝歌仔戲電影的腳步下，都躍躍欲試，跟在「拱樂社」之後的劇團是蔡秋美的「美都劇團」，請何基明執導，拍攝《范蠡與西施》。西元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是歌仔戲電影的興盛時期，但是西元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間，電影歌仔戲出現低靡現象，為力圖挽瀾，當時的天華影視周天素、臺聯有限公司賴國村、大來有限公司鄭錦洲，便租下霧峰文化戲院為拍片場，聘請李泉溪為導演，與新南光、日月園、賽金寶等團合作，大量生產歌仔戲電影，締造電影歌仔戲另一波的興盛時期。但是隨著電視歌仔戲的出現，造成戲院生意蕭條，且西元一九六九年時，大量拍攝電影歌仔戲的新南光、日月園兩劇團先後解散後，電影歌仔戲便正式走入歷史。

對於來臺的日本人子弟，臺灣總督府考慮周全，依據日本國內的小學校令及中學校令，專為日籍的學齡兒童設置小學校、中學校等，施以與日本國內相同之教育內容，更著重於數理的學習，俾便其回國接受高等教育，照顧無微不至。在臺日人的教育品質，並未因為身在臺灣而受到影響。1898年，日人將國語傳習所改制為六年制『公學校』，鼓勵臺灣人子弟進入公學校就學。公學校學習的課目有別於日人小學校的課程，主要著重於『國語』的教學。當臺日人共學制尚未實施前，絕大多數臺灣人子弟只能上公學校。原住民教育有別於漢人教育，設置蕃人公學校及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主要招收學齡兒童，1914年頒佈『蕃人公學校規則』，明訂修業年限只有四年，較一般公學校更短，課程和教材也迥異於一般公學校。蕃童教育所主要教育失學及幼齡的兒童，教育原住民日語及新知，改善衛生習慣及思想文化。教育機關借旅遊來增廣原住民的見聞，進而服從日人的統治。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推動『皇民化教育』，毅然廢除公學校漢文科；1943年，實施義務教育。初等教育設施為臺灣總督府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機關。透過義務教育的規範，強迫兒童識字，提升就學率，灌輸皇國民精神，造就出具有日本意識的臺灣人。

明華園最早的團長為陳明吉，1912年出生於屏東縣車城鄉，曾經加入九甲戲班，西元1930年，陳明吉與戲院老板蔡炳華共組劇團，稱為「明華歌劇團」。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為管制戲劇，成立「臺灣演劇協會」，當時獲准演出的劇團之一包括「明華歌劇團」。戰後，「明華歌劇團」更名為「明華園」。西元1962年，臺視開播，影響到內臺歌仔戲的生態，許多劇團只好散班或往野臺發展。「明華園」原本堅持在內臺演出，後來仍決定轉戰外臺。外臺的生活較為刻苦，演員大都以戲臺為住處，在哪裡演出便以哪裡為家，之後「明華園」成員才在屏東縣潮州安定。西元1982年，「明華園」以《父子情深》獲全國戲劇比賽冠軍，以及最佳團體演技獎，最佳編劇獎（陳勝國）、最佳小生獎（陳昭香），打響了「明華園」的知名度。進而有機會在隔年，進入國父紀念館演出《父子情深》與《濟公活佛》，建立「明華園」口碑。西元1997年，陳明吉去世後，「明華園」便分為八團，以「天、地、玄、黃、日、月、星、辰」，由八個子女各自掌理，各房之妻、兒女、媳婦為基本成員，團長陳勝福的「地字團」為公演團，每當有大型公演，各團便分配人力支援「地字團」。其他各團活動地區分散在中南部。「明華園」是家族劇團，陳明吉共育有八子，這些第二代成員都是現今「明華園」的支柱，陳家媳婦也大都是歌仔戲演員，三媳孫翠鳳原本不是職業歌仔戲演員，嫁到陳家後才開始學戲。陳家老大是陳明吉的養子名叫郭南海，為後場全才；老二陳勝典與父親陳明吉感情最深厚；老三陳勝國是明華園的導演及編劇高手，老四陳勝福是明華園團長，他為明華園開拓許多演出機會，舉凡工地秀、醫院、監獄、大專院校、社教館、國家劇院表演等，企圖打響明華園知名度，而針對明華園內部則採用管理概念，佈景、道具、戲服都以電腦化管理；且調整演員薪資，又要求演員要守時練功排戲，讓明華園劇團具有現代化管理的面貌；老五陳勝在是當家丑角，他所演出的角色往往成為戲劇中的重要靈活人物。老六陳勝發是公關高手，對外的應酬都交給他。老七是陳勝順，美術是他的專業，所以團裡的佈景都靠他修護，文場樂器也很擅長，是明華園的藝術總監。「明華園」曾經遠征北京、法國、日本演出，讓臺灣歌仔戲之美散播到其他國家，身為臺灣人除了感到榮耀外，也要多多支持歌仔戲團的演出！

臺灣的臺語廣播開始於西元一九四二年，而歌仔戲走入廣播界則是在西元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年間。由於當時收音機普遍，且臺語片、古裝電影興起，歌仔戲逐漸推出內臺戲院，所以進入歌仔戲轉而進入廣播電台錄製歌仔戲節目。當時播出歌仔戲的電臺有民本、中廣、警察、中華、正聲等，而民生電台的「金龍歌劇團」、民本電台的「九龍歌劇團」、正聲電台的「天馬歌劇團」受到觀眾喜愛，尤其是正聲「天馬歌劇團」，將廣播歌仔戲推向高峰，名小生楊麗花便是出自此電台。廣播歌仔戲所唱的劇目與內外臺差不多，有《陳三五娘》、《呂蒙正》、《望鄉之夜》等戲，演員都沒有劇本可唸，由戲先生說完劇情內容後，演員自行發揮。廣播歌仔戲靠的是演員優美的嗓音，因此可磨練演員的唱腔。廣播歌仔戲的氣勢長紅，原有歌仔戲曲調已經不敷使用，所以增加許多新的曲調，新曲調有來自閩南語流行歌曲，如【人道】、【運河悲喜曲】、【五月花】等；還有來自國語流行歌曲，如【相思苦】、【茶山姑娘】等；以及來自歌仔戲樂師的創作，如【送君別】、【人蛇姻緣】等，這些歌仔戲曲調不僅使廣播歌仔戲播出內容豐富，也增添歌仔戲的新活力。 但是這波廣播歌仔戲的熱潮在電視歌仔戲出現後，便逐漸減退，慢慢走向下坡。

40年前香奈兒的短髮引起爭議，40年後的1960年代俐落的短髮卻是髮型重點之一。當時的英國倫敦超級模特兒Twiggy削著一頭金色的短髮，被認為是「最能表現1960年代女性形象的代表」。1960年代後期「中性意識」和「女性角色轉變」的結合，促成女性穿著「喇叭褲」的流行風氣，更把男性的「西裝」與「套裝」修改之後穿在自己的身上，使得此一時期的女性表現出「成熟、幹練」的形象。而男人則繼續Hippy，因此這時候出現性別倒置的樂團似乎也不會太令人訝異。1970年代以後，女性穿著長褲不但已經被視為平常，甚至發展出所謂「Hot-pants」的熱褲，女人穿著超短的短褲（質材多為牛仔褲）展現其青春活力之一面。「Hot-pants」之取名來自於1970年Women’s Wear Daily雜誌。1990年代以後，受到「多元文化」、「消費文化」、「國際化」、以及「後現代文化」的影響，國際流行服飾之發展呈現風格兩極之發展，而「女褲」元素的運用更加多元，女性的形象不再限於以往強調「溫良恭儉讓」，多元時代有多元形象的女人。

周口店距今北京城區西南約50公里，位置正處於西山山地向平原過渡的山麓丘陵地帶。這一地帶有一些低平小山，地質成分主要為石灰岩，在經過千百萬年的溶蝕，這些小山中逐漸發育成溶洞和裂隙，其中一座叫龍骨山的小丘上就有五個大小不一的洞穴。20世紀20年代，在龍骨山東北坡最大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原始人類的牙齒和骸骨化石以及大量遺物、遺跡。這種原始的人類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在人類學上的正式名稱叫「北京直立人」，俗稱叫「北京人」，這個洞穴後來被稱為”猿人洞”。在北京人的考古發掘過程當中是先從哺乳動物化石的發掘開始的，1921年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和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當地百姓的指引下開始進行發掘，經過兩年的努力，他們發掘出大量的哺乳動物化石，其中甚至包括兩枚古人類的牙齒，由於在當時古人類化石相當罕見，所以這項消息的宣布震驚當時中外學術界。因此當時由地質學家翁文灝主持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達成協議決定於1927年正式對周口店遺址進行發掘，在此後的兩年間，出土大量的古脊椎動物化石以及古人類的下頷骨和牙齒化石。最後總算在1929年12月2日這一天，在中國考古學家裴文中主持下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成為北京人考古過程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也使我們終於可以透過復原一窺古人類的真面目。從遺址的文化堆積來看，”北京人”從70萬年前到20萬年前就已生活在這裡，出土了近十萬件的簡單打製石器，以及發現豐富的用火證據，證實北京猿人已知用火取暖、熟食和嚇退野獸。

二次大戰期間，由瑞士畫家兼建築師賈內荷(Charles-Edouard Jeanneret，1887-1965年)和德國建築師也是設計師的密斯?范?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年)兩位建築領袖發展出直截了當與簡單明瞭的風格特色，前者以筆名柯布榭(Le Corbusier)聞名於世，他把房子定義為「一個居住用的機器」，認為房子應以理性的態度來構想、設計和建造。許多有天份的建築師都受這樣觀念啟發。葛羅培斯就對包浩斯的師生說：「我們的目標是清楚的有機建築，建築內部邏輯會藉由立面和策略來發散並展現；我們要讓建築適應這個充滿機器、收音機和快速汽車的世界，要讓一棟建築的功能清楚的從形式的關係中顯現出來。」柯布榭的理想在撒瓦伊別墅(Savoye House)設計案中幾乎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