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是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的國家，依照河水的漲退，一年分為三季：漲水季、退水季和收穫季。河水上漲時，正好可以進行農業以外的大型建設，退水時則從事播種活動接著等待收穫。農民以實物繳稅，供法老、貴族階級和祭司享用。

中東地區是指地中海東部與南部區域，從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的大片地區。該處一直充滿宗教、種族、領土和政治等紛爭。中東地區乃是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聖城－耶路撒冷的歸屬更是各國兵戎相見的原因。中東包括伊朗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及庫德族等，是個多種族的社會，而阿拉伯國家間又有很複雜的政治歧視，領土間的爭執更是層出不窮。然而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以、阿間的衝突，更為了中東動亂的根源。

西從摩洛哥起、穿過北非與中東與阿拉伯半島，東到伊朗邊境，大約有二十個國家。這個區域中大多數人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統一性，政治體制也大不相同。但外界看來，阿拉伯世界就宛如一個整體無異，然而在他們之間，行為、組織、價值觀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阿拉伯人抱怨，表面上雖獲得自由，但他們社會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束縛。部份伊斯蘭統治者仰賴西方支持，自願放棄自然資源或軍事基地的權利，來回報西方，而受西方扶持建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重創，更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對西方於是產生了矛盾複雜的愛惡情感。西方意識型態的根基，是將世界視為世俗的和民主的，並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邏輯。但伊斯蘭意識形態則是以宗教信仰作為核心，穆斯林以伊斯蘭教作為生活總體的表現。當兩股意識型態交會時，有折衝，有妥協，也將有所堅持。「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社會基石。西方通常認為伊斯蘭世界接受民主政治與現代化之後，應該就會像政教分離的西方國家一樣，生活中也會呈現宗教和世俗的差異。然而就穆斯林而言，宗教制度與權力體系與現實的政治結構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模糊的地帶，如果只是奉行片段的伊斯蘭教義就就已不是穆斯林。就西方來看，一些推動世俗化的中東國家，並未完全開放社會，而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言，這些世俗化的半調子國家卻又是伊斯蘭的叛徒，在推動世俗化的過程中，引發不少紛亂。世俗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第一步，然而穆斯林認為國家和社會不過是宗教的體現而已，因此有著法人組織的社會，在穆斯林眼中就成為了非宗教社會，非宗教社會的本質對穆斯林來說是無疑就是異端邪說。當一些穆斯林領袖宣稱伊斯蘭領袖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學說時，嚴然已觸及了西方最珍貴的價值－民主，彷彿對世界傳達一種聲音：伊斯蘭教是只講求獨裁軍事領袖的宗教，徒增對於伊斯蘭負面的宣傳。二十世紀是民主主義擴張的世紀，當全球已經進入所謂的民主第三波時，中東伊斯蘭世界仍停留在傳統獨裁與新式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光譜中徘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雖未臻完美，但此時代似乎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只是當穆斯林國家在接受民主理念或某種自身能控制的民主時，傳統舊結構卻不斷干涉新體制的形成，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運作，因次有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實行民主政治，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部落主義或封建主義。就現狀而言，穆斯林仍無法發現轉換到民主體制而不傷害到既有傳統結構的制度，因為太多的民主，似乎意味著直接跌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伊斯蘭國家對於民主政治上的實踐仍是諸多保留的。

穆罕默德長年奔波於經商途中，受當時流行於阿拉伯半島上的猶太教、基督教和哈尼夫思想的影響，一神思想在他心中慢慢萌芽。穆罕默德在婚後，常常到麥加北方希拉（Hira）山上一個小洞哩，數日不進食，沉思冥想。據傳在他四十一歲這一年（西元六一○），九月（拉瑪丹月）十七日這一天，如同往日，他正在山洞中修行時，突然受到天使長加百列（Gabriel）的「啟示」，這個聲音對他說：「吟誦！」，一連催促了三次，接著又說：「你奉造物主之名念！他以血塊造人，你念吧！慈憫的主以筆教人，教人以其所不知道的。」當穆罕默德受到神啟返家後，把這一切告訴他的妻子赫蒂徹和她堂兄韋爾格，他們都相信他受到阿拉召喚，並支持鼓勵他宣教。赫蒂徹成為穆罕默德接受天啟後的第一位皈依者。最初穆罕默德只到他的親朋好友家中秘密傳教。直至三年之後才公開傳教，宣揚末日審判、死後復活、禁止偶像崇拜，並提出行善濟貧者入天堂，作惡者進火獄等教義。隨著信徒越來越多，穆罕默德宣揚的教義，已經衝擊到麥加古來氏貴族及偶像崇拜者的經濟利益，為此穆罕默德還曾在街上受到公然嘲諷及威脅。西元622年，穆罕默德和信徒，趁著無月的夜晚逃出麥加，歷經十天，安然抵位於麥加北方300多公里的綠洲雅斯里布（Yathrib），此稱為「希吉拉」（Hegira），有「遷徙」、「出走」之意，西元622年也為伊斯蘭教紀元元年。綠洲雅斯里布後來成為世界聞名的麥地那，意為先知之城。麥地那當地受猶太人影響，早有一神教的思想基礎，而在歷史上他們對麥加具有敵對的態度，這些因素促成了他們接受穆罕默德的新宗教。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確立宗教首領的地位，也成為政治首領。他開始建立武裝組織，確立各種制度和律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宗教組織－穆斯林公社，打破固有傳統氏族血緣關係、部族關係和宗主關係的約束，組成了以宗教信仰為核心的聯盟組織。遷往麥地那後，穆斯林不斷與麥加的貴族和麥地那的猶太教爭戰，這一連串的「聖戰」確立了伊斯蘭教和一神阿拉信仰。西元630年穆罕默德率領萬人部隊佔領麥加，麥加貴族皈依了伊斯蘭教，並承認了穆罕默德的權威。穆罕默德走到麥加的克爾白神殿，觸摸黑石，並按規定繞行七周，命人摧毀偶像，此處也成為伊斯蘭教世界的中心。穆罕默德返回麥地那後，身體日漸虛弱，於西元632年辭世。

希羅多德說：「尼羅河（Nile River）是上天賜予埃及的贈禮。」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全長約6671公里，在埃及境內長度為1530公里，流域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尼羅河谷和三角洲被譽為埃及文化的搖籃。尼羅河河水主要來源來自東非烏干達的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與愛伯特湖（Lake Albert），以及夏季時降於東非山區的季節性雨水。

進香是神靈與神靈之間的尊崇，白沙屯媽祖到北港進香主要是要「刈火」，也可稱「乞火」、「合火」。刈火儀式是由朝天宮的住持法師主持，法師要從朝天宮終年不滅的常明燈裡，掏引火苗到白沙屯拱天宮的火盆裡，這火苗的傳遞象徵媽祖的萬年香火流傳不絕，媽祖的靈氣可延伸傳布。儀式完成後，在北港民眾的歡送聲中，信徒們滿懷興奮感激的心情踏上歸程，再回到白沙屯。在進香回來的第二天，白沙屯媽祖會舉行遶境遊庄，祈求確保地方平安，等12天後的開爐儀式完後，村民吃湯圓表示進香的圓滿順利。白沙屯媽祖的進香的活動，一向以媽祖旨意為依歸，從起駕、出發、進火、回鑾時辰，都是以擲筊來決定。每年進香沒有排定行程表，行程路線、歇宿地點都飄忽不定，完全由白沙屯媽的神意在前引領。每每到岔路，大家總是屏息以待，肩扛神轎的「勇字輩」便會停下來感受鑾轎的晃動，再確定行進方向。媽祖所到之處，炮聲隆隆，家家戶戶擺桌祭拜，甚至準備數十串鞭炮齊放，熱情叫喚著媽祖，希望祂能到家裡停轎休息，受到祝福。

伊斯蘭（Islam）本意有「順從、服從、降服、歸順、純淨、和平」的意思。就宗教意義而言，「伊斯蘭」一詞是指歸順唯一真神阿拉的旨意，服從阿拉的戒律，也就是說個人唯有透過對阿拉旨意的歸順和對阿拉戒律的服從，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並永久享有純潔。為穆斯林（Muslim），該詞意思是「順從者」、「皈依者」，即順服真主或皈依真主意志的人。伊斯蘭教，廣義而言是一種宗教文化，由核心向外可以分為四個層次，核心是「除真主外，再無神靈；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基本信條；第二層是宗教的思想體系，包括觀念、意識、教義…等；第三層則為呼應第二層思想體系的外在具體展現，形成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例如儀式、教規教律、教派組織…等；最後一層是宗教實物，比如宗教典籍、建築、藝術品..等。而狹義的說，它就是穆罕默德所創立的一神信仰宗教。伊斯蘭教創立之前，阿拉伯半島上有多神崇拜及外來的基督教和猶太教這些信仰，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一神思想後，取代阿拉伯半島上原來複雜的宗教意識。伊斯蘭教教義形成的過程中，它反對猶太教、基督教和多神崇拜，另一方面卻也受到古阿拉伯習俗和猶太教、基督教的影響，保留了原始宗教的某些習慣。

法顯，（399?416）東晉高僧，平陽郡武陽（今山西省襄丘縣）人。俗姓龔，三歲為沙彌，二十歲受比丘戒。因感於當時律典的缺乏，乃於晉安帝隆安三年，以六十歲高齡，結伴十人同行，徒步經西域和中亞十國抵達天竺（印度）求法。

馬丁路德出生在德國中部撒克遜（Saxony）的一個天主教農村家庭，家中生活清苦，父母勤奮而節儉，對路德的管教嚴格。在父親漢斯的栽培下，路德刻苦自勵進入艾福特（Erfurt）大學，原本專攻文學，後來修讀法律，期望能成為律師。西元1505年，路德與朋友在前往艾福特城的途中，突遇暴雨，一個雷擊從天空劈下，竟擊死了身旁的好友，路邊的樹木也著了火。路德在驚恐萬分之餘，便向上天禱告︰「神啊，若能得到您的恩助，我將獻身於您啊！」路德平安得救後，不顧父母反對，放棄法律，轉而攻讀神學，並且毅然進入修道院，立志遵守安貧、守貞與服從的戒律，終生為上帝服務。路德原本希望能藉著修道院的苦行生活，以求得心靈上的解脫，但路德仍不時感到困惑，從未有被上帝赦免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背負著沈重的原罪。在此期間，路德大量研讀聖經、神學著作等，並且接觸了不少十四、十五世紀的神秘論著。這些被當時教會視為「異端」（Heresy）的神秘主義者，幾乎都主張不必理會大部分教義，不必注重儀式，宣稱不需教士或聖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當時教會則堅持必須要有權威性的領導，以避免陷於個人的幻想與理論的混亂中。例如︰十四世紀英國的韋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48）教派便反對教士的獨身生活、崇拜偶像、朝聖的遠行，反對為死者祈禱、教會的財富及捐獻，反對崇拜聖物、告解的必要等；並且主張人人都應經常閱讀聖經，並且應遵守其中規定。另外，在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ohn Huss，1373-1415）受到韋克力夫的啟示與影響，亦反對幻想式的崇拜、耳聽式的告戒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攻擊教士的聖職買賣罪，並指責神職人員對洗禮、分娩、奠祭、婚姻或喪葬等事收取費用，這些主張導致胡斯被處以火刑。但他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日耳曼，其中也包括馬丁路德，路德因而對現有的神學理論與解釋產生了質疑與困惑。某日，他被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的一句話所震驚：「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與上帝和好，這句話成為他宗教改革理論的根基。1508年，路德被聘為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師，不久又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1512-1517年之間，他對宗教的觀念已漸漸與羅馬教會悖離，而真正點燃路德怒火的是贖罪券的販售。一位名叫泰澤爾（Tetzel）的修士，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擴大發行贖罪券。當時的教宗李奧十世生性闊綽，負債如山，為了開闢財源，也同意泰澤爾的點子，並且發布教令，在歐洲各國出售「贖罪券」，許多愚夫愚婦爭相購買，以為能得到拯救。正當教會前往日耳曼的威丁堡販售贖罪券時，管轄此地的日耳曼撒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侯認為贖罪券的販售是一種非法斂財的行為，不但禁止教會進入其境內販售贖罪券，也禁止其境內的人民購買。當時在威丁堡大學任教的馬丁路德得知這個消息，也十分憤怒，以拉丁文發表了反對贖罪券發售及贖罪券無用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7年貼於威丁堡教堂門上，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九十五條論綱被大量印刷，而且被譯成德文，廣泛流傳。路德大膽向教宗及教會的權威挑戰。

教會威望的低落固然削弱了教會的力量，但真正讓許多人痛心疾首的是教會腐化奢侈的生活，這是許多宗教改革者急欲根除的弊端。在中古時代，教宗的地位超越任何世俗的君主而成為歐洲的共主，累積的權勢與財富等更是驚人，例如︰教會領有的土地約占當時西歐土地的三分之一，除了領主應享的權利外，還向人民徵收「什一稅」等稅捐。中古後期城市興起後，受到商人牟利行為的感染，教廷從教徒手中搜刮錢財的方法更多，他們利用各種方式牟利。安貧、守貞與服從的誓約早已拋諸腦後，許多鄉村教堂裡的教士開設酒店、賭場以增加個人收入，甚至還娶妻生子。不只低階教士如此，更令人痛心的是連教宗都不能堅守誓約，如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有不少情婦，生子女八人，還為他的子女奪取封建領地；又如教宗李奧十世（LeoⅩ，1513-1521）曾利用他的職權，出賣兩千多個高級教職，平均每年可增加約一百多萬金元的收入。面對如此腐敗的教會，許多人急欲改革。「贖罪券」（Indulgence）是教會歛財的方法，也是促使馬丁路德改革的導火線。贖罪券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為了籌措軍費而發賣的物品，後來成為教廷斂財的工具。教徒透過購買贖罪券，來求得自身罪惡的減免，因此，贖罪券與罪罰的赦免有密切的關係。理論上，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但是教會認為他有能力可以為教徒取得一紙減免狀，雖然不能保證能夠赦免全部的罪惡，但是贖罪券可以減免教徒在世上及死後可能遭遇的苦行與懲罰。此外，為了使行為合理化，教會認為賜與罪人贖罪券，贖罪券領受者出於自由意志而「奉獻」給教會的金錢，並不涉及買賣行為的關係。十六世紀初，教宗李奧十世為了解決財務問題，因而擴大規模發行贖罪券。為了鼓勵一般人多買贖罪券，教會人士常過份吹噓贖罪券的好處，一般人普遍流傳這樣的想法︰「金錢投進募捐箱的當兒，從煉獄中就飛出來一個靈魂」，甚至還將贖罪券比作進入天堂的通行證。因為宣傳得力，能夠免除罪惡的說法頗具吸引力，不少民眾爭相購買贖罪券。但已有人對教廷的行為提出強烈質疑，認為此舉根本違背了聖經的說法。雖然有教宗李奧十世正式公布的教令，允許贖罪券的發售，但不少歐洲國家的君主仍禁止在其境內發售贖罪券，許多知識份子也抱持著反對的立場，例如︰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就是針對教廷販售贖罪券的不當而寫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