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全國三級會議可以溯源自中古時代，1302年腓力四世為了向教會徵稅，召開了法國第一次的全國三級會議。此後，全國三級會議總是在國家為了增稅時才召開。1614年到革命前夕的一百七十五年期間，全國三級會議從沒召開過。1789年，路易十六希望貴族分攤財政開支，貴族則藉機要求召開全國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不只要改革財政，也要改造政府。全國三級會議由教士、貴族與平民各選派代表組成，原本是三個階級分別開會和投票，第一、二階級可以聯合否決第三階級的過激主張。但此時的第三階級已不再容忍這種安排，他們主張三個階級共同集會，依人數表決，並另組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要求制定憲法。6月20日，第三階級的代表遭到隔離而無法進入會場，他們在米拉波、西耶等人的帶領下，轉往附近貴族在雨天使用的網球場舉行會議，並發表誓詞：不制訂和通過憲法，絕不解散！這是著名的「網球場宣誓」。最後路易十六亦不得不讓步，命令貴族與教士加入國民會議。

由於唐室不言「夷夏之防」，對外國文化的輸入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域外文化在中國境內得以自由發展而不受排斥。自漢通西域以來，西域諸國特有的音樂、技藝便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及至唐代，胡樂更為流行，甚至朝廷若干典禮所用的音樂，亦以胡曲為尚。胡食（葡萄酒、燒餅、蔗糖）和胡服也風靡於當時的貴族仕女之間。技藝方面如擊鞠（又名波羅球，類似今之馬球）、繩技等；舞蹈方面如拓枝舞、胡旋舞等，深受唐人愛好，皆自西域傳來，由此可以想見唐人生活的胡化程度。此外，唐室也任用胡人為節度使，掌管一地的軍政大權，唐玄宗時營州雜胡安祿山為平盧、范陽、河東三大邊鎮的節度使；突厥人哥舒翰任河西節度使；高麗人高仙芝任安西節度使等。唐室連重要的軍防交給外族人之外，在「安史之亂」後，也引進了李克用等沙陀人來平定唐朝中後期的內亂。可見唐朝不嚴所謂「夷夏之防」，這些外族也在與漢族生活之下，再度成為新的一個中華民族的支脈。

西晉從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爆發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中國境內的若干胡族乘機脫離晉室的羈絆。永興元年（304），匈奴酋長劉淵首先自稱「漢王」，接著其他胡族首領也紛紛稱王。晉懷帝即位，宗室諸王的鬥爭雖然結束，但胡族的侵陵卻接踵而來。終於在十年之後，晉室的中央政府被趕到中國南方。晉惠帝末年以來的胡族動亂，史家稱為「五胡亂華」。所謂「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氐、羌，也就是當時胡族的主要族群，大多是從東漢至三國期間陸續遷入中國的。他們原都降順中國，中國政府為便於保護管理而將其安置在邊境，後因中國衰亂，他們逐漸向內地擴張。匈奴自呼韓邪單于在西漢宣帝降漢後開始與漢人雜居，東漢初又置南單于部於西河郡。獻帝時，曹操平定河北，分其眾為五部。晉武帝時，塞外匈奴陸續降附，遷居內地，於是整個?州（約今山西省）幾乎都是匈奴族寄居之所。羯隨同匈奴遷入中國，散居於上黨郡的羯室（山西遼縣），稱為「羯胡」，從事農業生活。鮮卑在五胡中勢力最大，這是因為匈奴南移後，他們據有匈奴故地的結果。東漢桓帝時，鮮卑酋長檀石槐曾為中國大患。三國時，鮮卑部落漸成分立，互不統屬，其重要的有慕容、拓跋、段、宇文、禿髮諸氏，其中以慕容、拓拔兩氏最強。這些鮮卑部落遍佈於北邊，從遼東到河西，到處都有他們蹤跡。當時鮮卑人中，已頗有務農的。氐族在漢時屬於西南夷（今四川、甘肅一帶）。東漢末，曹操遷徙氐人抵禦劉備，遂漸入內地。晉時，氐人的主要根據地便在武都（今甘肅），他們除了游牧生活之外，也有部分是務農的。羌為東漢的主要邊患，尤以中葉以後最烈。但在靈帝時被漢朝重創，以致勢力大衰，成為五胡中最弱的。氐和羌的人數遠遜於匈奴、鮮卑，但他們所沾染的漢化則較深。

雖然清政府在外交上吃了個大敗仗，但對台灣的治理上卻突破以往的消極觀念。沈葆楨來台首先提出了澄清吏治、加強海防、開山撫番等積極有效的治理政策，並加強各地的建設，增設郡縣以拓展行政區，在他所推行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招募中國人士到台灣開墾，促進了台灣社會的繁榮與發展。在短短一年任期內，沈葆楨所推展的各項建設包括有：首先廢除中國人民渡台的各種禁令，並鼓勵大家前往台灣的後山(東部地區)開發。對於「生番」居住的地區也進行全面性的開發及進行文教發展的工作。在經濟政策上則請求清政府准許台灣煤礦減輕出口稅收，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此外，在地方行政與建設上，他主張福建巡撫移駐台灣解決開山通道、建設聯絡東部重要道路，並於台灣南端設置恆春縣城，重新調整台灣各地的行政轄區，改淡水廳為新竹縣，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在艋舺增設淡水縣，都歸新設立的台北府管轄，從此台灣的發展重心開始逐漸北移。沈葆楨所推行的政策為台灣發展奠下了重要的基礎，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循著沈葆楨的基礎繼續建設台灣，從此台灣的發展又邁入了另一個里程碑。

明朝永曆十五年（西元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金門島東面的料羅灣，鄭成功率領著二萬五千人的軍隊登上了近四百艘戰船，浩浩蕩蕩往澎湖前進，三月二十四日抵達澎湖，等到軍隊在澎湖整裝完畢，便迅速的在四月一日繼續東進台灣。鄭成功的軍隊在強風巨浪中向東南方的台灣航行，終於在四月二日的黎明，高掛著鄭字旗幟的數百艘軍艦，在濛濛的大霧中，悄悄來到鹿耳門外港，於北線尾島外的海邊下錨。中午過後不久，鹿耳門潮水開始大漲，原本淺水的水道慢慢變成寬闊的航道，又在順風的吹送下，船行如飛，戰船趁勢湧進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此時船隊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線尾外海原處，另二批陸續魚貫進入鹿耳門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兩面和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之間。 傍晚，鄭成功的軍隊衝過荷軍防線，先在赤嵌樓以北的禾寮港(約在今台南市忠義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陸，接著進占赤崁，直逼普羅文西城。四月六日，普羅文西城的荷蘭守將萬倫坦棄城投降，鄭荷雙方的戰鬥暫告一段落。短短五天，鄭軍便攻陷了戰力薄弱的普羅文西城，迫使荷蘭人全數退守在隔著台江水域、位在普羅文西城對岸的熱蘭遮城，雙方進入了長期的對峙交戰狀態。守在熱蘭遮城的荷蘭人，先派出使者與鄭成功談判，鄭成功\要求荷蘭人退出台灣，而荷蘭人並不願意，只願意增加每年給鄭成功的貢品，所以談判破裂，雙方繼續對峙。西元1662年一月，鄭成功下令發動總攻擊，攻擊結束後，荷蘭守軍僅剩六百人，荷軍作戰士氣低落，鄭成功又派人去勸服荷蘭人投降，台灣荷蘭長官揆一在衡量情況後，同意有條件投降。

唐朝初期最大的敵人是東突厥。隋末唐初，中國大亂，東西突厥同趨於極盛，其中東突厥因接近中國本部，雙方的關係更為密切。隋末中國北方起兵群雄都曾向東突厥稱臣，連唐高祖也不例外，東突厥可謂東亞地區的霸主。唐初，東突厥不時入寇中國，唐太宗利用離間政策使其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發生衝突，突利可汗在落敗後投降唐室，東突厥因此勢衰。貞觀三年（630年），太宗藉東突厥天災和內訌之機，派兵討伐，擒頡利可汗。高宗顯慶四年（658年）又滅西突厥，餘部西遷中亞。但是在武則天時期，突厥再度建立「東突厥後汗國」。約在7世紀末8世紀初，亡於回紇。回紇自天寶初年盡佔東突厥故地，成為中國北方第一強國，但大體與唐室相安。安史亂起，回紇曾四次遣兵援助。只是回紇族貪財好利，每戰必索取鉅額報酬，克服城池後更大加劫掠。代宗之後，名將郭子儀提出一個外交政策，便是結回紇為外援以抵抗吐蕃，這個政策直到晚唐皆奉行不輟。唐與回紇之間長期維持「絹馬貿易」，唐室雖頗為吃虧，但唐藉此厚結回紇，亦使邊境得到數十年的安靖。

牡丹社事件是台灣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清政府對台灣一直採取封山禁海的消極治理政策，在這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台灣海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開始重視台灣的建設。日軍侵台之後，清政府首先任命沈葆楨為駐台欽差大臣，開始了解牡丹社事件發展的狀態以及尋求解決的方式，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政府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並推展台灣的建設。 清政府接受沈葆楨的建議，開始積極推展台灣的海防建設、並推行一連串開發台灣的政策，例如首先廢除中國渡台耕墾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此外，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而開山撫「番」、台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因應新的台灣局勢而所推行的政策。清政府這些新的改革政策都為台灣發展注入新活力，也讓台灣煥然一新。

琉球原為清國的藩屬國，也是日本一直所覬覦的目標，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於搶奪清國藩屬國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息過，藉由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再加上清政府忙於平內亂以及應付西方列強的進逼，沒有能力再與日本周旋，所以在北京專約中承認日本「保民義舉」的行為，成為日後日本併吞琉球的藉口。 這種條約的簽訂，除了金錢上的損失外，更重要的是喪失了國家的尊嚴與地位，也越發的讓日本看穿中國只是一隻紙老虎。而清政府既然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日本乃於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日本明治8年），公然的阻止琉球向清國朝貢，並命其改用明治年號，繼而命琉球國王尚泰上京（東京），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謝日本「保護」琉球民的「恩德」。1879年，更乘「廢藩置縣」政策的進行，正式改琉球為「沖繩縣」。

鄭成功原名森，字大木，為鄭芝龍之子。當清軍入關、明朝瀕臨滅亡之時，鄭芝龍等人擁立唐王，於福州建立政權。唐王相當賞識鄭成功，賜姓朱，改名成功，因此大家都稱呼鄭成功為「國姓」或「國姓爺」。 滿清軍隊在渡過長江以後，作戰並不順利，因此，便以高官厚祿來引誘手中掌有兵權的鄭芝龍投降，這一招果然讓鄭芝龍動心，鄭芝龍便投降清朝。鄭成功在其父尚未投降清朝時，便力阻其父投降，然而，其父還是不聽其勸告而投降清朝，但是鄭成功繼續堅持抵抗清朝。鄭成功自永曆元年（西元1647年）正式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以來，在中國東南沿海與清軍對抗了十餘年，永曆13年鄭成功自金陵敗退，10月又退守廈門，此時的鄭成功知道，如果要與清軍作長期的對抗，訓練兵士和籌備糧食都需要再做長期的打算，再加上廈門和金門容易被清軍再度進攻，因此，鄭成功不得不開闢另一個反清復明的新基地，以便能長期抗清。台灣漢人在荷蘭人的統治下，生產出豐富的稻米，不但可以自給自足還可以外銷，提供軍糧絕沒有問題，此外，台灣自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以來，已成為東亞貿易據點，有可觀的貿易利益，而其地理位置距離中國又適中，進可攻退可守，在這些原因下，鄭成功決定攻取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新基地。 另外又由於在台灣的漢人何斌來歸，詳細告訴鄭成功台灣荷蘭人的相關情報，其後鄭成功又與部將討論進攻台灣的事項，鄭成功決定在永曆15年（西元1661年）正月東征台灣。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本姓「拓跋」，即位時只有5歲，由祖母馮太后執政。馮太后是漢人，對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曾立三長法，實行均田制。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親政後，深悉鮮卑族必須漢化才能鞏固政權，統一南北，乃秉承馮太后的政策，勵行漢化。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以「南伐」為名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改鮮卑姓為漢姓，自己也改姓「元」；禁鮮卑語和鮮卑服飾；遷洛鮮卑人以洛陽為籍貫；鼓勵鮮卑貴族與漢士族聯姻；參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孝文帝嚴厲鎮壓反對改革的守舊貴族，甚至處死太子恂。孝文帝的改革固然使鮮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足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但激烈的政策也使部分胡族怨懟，終於在孝文帝二十多年後爆發「六鎮之亂」。這一個「六鎮之亂」看來只是對於漢化政策的不滿，但是這也漸漸影響到鮮卑族的政權變化。雖然北魏後期分裂成東、西魏，但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卻是使得鮮卑族瞭解了漢族的文化，並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