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天主教各教會進入中國，各教會或教會內部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認識漸漸出現了分歧。其中最引起爭論的，就是中國的祭祖與祭孔活動，究竟是屬於宗教性質，抑或只是中國的禮俗。假使祭祖祭孔的活動是屬於宗教性質，那就違背基督教不崇拜偶像的教義。1628年(崇禎元年)，耶穌會為了解決歧見，便在中國召開會議，達成共識：不把中國的祭祖祭孔活動，當作是偶像崇拜。較晚到中國傳教的方濟會與道明會，對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成功既羨慕又嫉妒，加上不贊成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方式，因此將對中國的禮儀之爭再度點燃，也使得羅馬教皇對此問題逐漸重視。耶穌會士擔心爭論的結果會影響在中國的傳教，也派員回羅馬為在中國的傳教方式辯護與解釋。最後羅馬教皇於1704年頒佈禁令，嚴禁入教的基督教徒行中國禮儀。教皇頒佈禁令後，派遣使團到中國面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對此禁令極為憤怒，下令只有經過朝廷批准的教士才可在華傳教。多數的教士意識到此舉將會嚴重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情形。因此1719年(康熙58年)教宗再度派人來華交涉，希望中國能允許傳教士繼續在華傳教。不過這次的交涉並未成功，傳教士所提出的條件反而惹惱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決定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教。

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帶來不少影響，西發里亞條約的簽訂牽動了歐洲國家情勢的變化，首先是戰勝的法國、瑞典是最大受惠者：法國取得了日耳曼西境的亞爾薩斯（Alsace）、麥次（Metz）、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土耳（Toul）、凡爾登等地；瑞典則取得日耳曼北部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不來梅（Bremen）、弗登（Verden）、魯根島（Rugen）等地，並且可派代表出席神聖羅馬帝國會議，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將被其他國家干涉。神聖羅馬帝國與其友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經過此次戰爭的打擊後，勢力大不如前，尤其是西班牙，喪失了原本的海上霸權後，又為了援助同宗的神聖羅馬帝國，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國勢一蹶不振。反觀戰勝的法國、瑞典則因為獲得不少領土與利益，因而取代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強盛的國家。除此之外，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幾乎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為了報復敵方，兩軍幾乎都採取趕盡殺絕的燒殺策略，不論是新教或是舊教的信仰者，無辜的人民都是戰火下的犧牲品，他們飽受戰火荼毒，流離失所，家園殘破，滿目瘡痍。戰事長達三十年，教育文化事業被迫中斷，對外貿易也趨於停滯，日耳曼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據統計，在三十年戰爭後，日耳曼境內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六分之五的農村遭受戰火蹂躪，慘況不忍卒睹。除了經濟民生的百廢待興外，為了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西發里亞條約中特別規定給予帝國境內二、三百個諸侯獨立主權，意即這些諸侯可以自由與外國締約或交戰。如此一來，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日耳曼境內的一個諸侯，神聖羅馬帝國形同虛設，只是一個無權且鬆散的帝國。二、三百個諸侯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但缺少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也延遲了日耳曼的統一。不過，也因為戰爭的慘烈，在戰時便有許多關懷人文的學者希望能組織一個和平機構，以避免殘酷的戰爭與扶助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荷蘭人格羅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其中的代表。格羅秀士精通國際法，他目睹三十年戰爭期間的悲慘景象，皆起因於新舊教徒彼此仇視，乃極力提倡「宗教寬容」，並在1625年完成《戰爭與和平法律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一書，呼籲國際間應制定出一種不論戰時或是平時，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公法，而開創了近代「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先河。 三十年戰爭雖是以宗教戰爭開始，但最後卻演變成為政治戰爭，歐洲各國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完全喪失宗教原本勸人良善的本質。經慘烈的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歐洲人終能自省，明白宗教寬容的重要性，使得日後歐洲不再發生宗教戰爭。

康熙對天主教並非全面禁絕，而是必須領有傳教執照才能繼續在中國傳教，以便能夠控制傳教士的活動以及監督他們的傳教內容。但有一些傳教士拒絕申請，寧願以非公開的方式傳教。雍正即位後，因傳教士介入皇位之爭，對傳教士不滿，仍予以嚴禁。1724年(雍正2年)雍正諭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並限西洋教士半年內離華，前往澳門。當時全國有教堂300餘間，自此以後，大部分改?公廨或倉庫等。雍正在位期間，只有北京的天主堂保持傳教活動，其餘各省的傳教活動均屬非法，傳教士只能秘密進入中國傳教。乾隆即位後，雖准許傳教士供奉朝廷，但對傳教活動嚴加取締，1757年（乾隆22年）並下令嚴查各海口，禁止外人自由通行。嘉慶皇帝亦堅持禁教，於1805年5月制訂取締天主教章程十條，嚴諭官員執行。禁教期間，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絕跡，傳教活動仍在暗中進行。中國籍傳教士，打扮成商人，到各地傳教。西方傳教士則儘量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以避人耳目。例如打扮成病人，每天以茶洗面，使顏色黧黃﹔休息時，則以被褥蒙首，面壁而臥；並靠著中國教友幫忙，暗地接送傳教士，長期暗藏或供養被追捕的神父。在江南地區傳教者，如1745年(乾隆10年)，義大利談方濟神父（Franciscus de Attimis）在黃安多神父（Antonius Josephus Henriquez）的幫忙下，利用河道，白天蟄伏在教友的船艙，晚上才登陸活動，施行聖事，天明即散。

埃及雨量多集中於冬季，由北向南減少。亞力山卓港是埃及年雨量最多的地方，其餘地區雨量皆少。三月到五月間，從乾燥的南部沙漠吹五旬風 (Khamsin)，阿拉伯語50天之意，風速強勁、乾、熱且夾帶著砂土。

西從摩洛哥起、穿過北非與中東與阿拉伯半島，東到伊朗邊境，大約有二十個國家。這個區域中大多數人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統一性，政治體制也大不相同。但外界看來，阿拉伯世界就宛如一個整體無異，然而在他們之間，行為、組織、價值觀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阿拉伯人抱怨，表面上雖獲得自由，但他們社會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束縛。部份伊斯蘭統治者仰賴西方支持，自願放棄自然資源或軍事基地的權利，來回報西方，而受西方扶持建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重創，更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對西方於是產生了矛盾複雜的愛惡情感。西方意識型態的根基，是將世界視為世俗的和民主的，並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邏輯。但伊斯蘭意識形態則是以宗教信仰作為核心，穆斯林以伊斯蘭教作為生活總體的表現。當兩股意識型態交會時，有折衝，有妥協，也將有所堅持。「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社會基石。西方通常認為伊斯蘭世界接受民主政治與現代化之後，應該就會像政教分離的西方國家一樣，生活中也會呈現宗教和世俗的差異。然而就穆斯林而言，宗教制度與權力體系與現實的政治結構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模糊的地帶，如果只是奉行片段的伊斯蘭教義就就已不是穆斯林。就西方來看，一些推動世俗化的中東國家，並未完全開放社會，而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言，這些世俗化的半調子國家卻又是伊斯蘭的叛徒，在推動世俗化的過程中，引發不少紛亂。世俗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第一步，然而穆斯林認為國家和社會不過是宗教的體現而已，因此有著法人組織的社會，在穆斯林眼中就成為了非宗教社會，非宗教社會的本質對穆斯林來說是無疑就是異端邪說。當一些穆斯林領袖宣稱伊斯蘭領袖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學說時，嚴然已觸及了西方最珍貴的價值－民主，彷彿對世界傳達一種聲音：伊斯蘭教是只講求獨裁軍事領袖的宗教，徒增對於伊斯蘭負面的宣傳。二十世紀是民主主義擴張的世紀，當全球已經進入所謂的民主第三波時，中東伊斯蘭世界仍停留在傳統獨裁與新式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光譜中徘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雖未臻完美，但此時代似乎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只是當穆斯林國家在接受民主理念或某種自身能控制的民主時，傳統舊結構卻不斷干涉新體制的形成，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運作，因次有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實行民主政治，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部落主義或封建主義。就現狀而言，穆斯林仍無法發現轉換到民主體制而不傷害到既有傳統結構的制度，因為太多的民主，似乎意味著直接跌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伊斯蘭國家對於民主政治上的實踐仍是諸多保留的。

關於伊斯蘭婦女的面紗，有兩種對立觀點，有人認為面紗為伊斯蘭婦女受迫害的象徵，面紗使婦女與外在社會隔絕；另外有人說，不允許伊斯蘭婦女戴面紗是卻乏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是宗教迫害、種族歧視。1970年代後期興起於伊斯蘭世界的「重戴面紗」（Re-veiling）運動，重拾伊斯蘭傳統服裝的女性，代表了穆斯林對自身文化、宗教內涵的重新瞭解，也表達了強烈情感的文化選擇象徵，給予社會正面價值。「面紗」（Hijab）除了是宗教信仰上的表現外，也代表穆斯林社群與信仰上的認同。藉著重戴面紗的運動，扭轉了伊斯蘭婦女對「面紗」的原本看法，並注入更深的宗教信仰認同。穆斯林女性將面紗視為宗教信仰（甚至是民族意識）的象徵，也認同面紗的社會穆斯林女性重新戴上面紗後，與異教信仰者和不同族群有所區別，也代表了對宗教信仰的忠誠。然而重戴面紗之舉，在非伊斯蘭國家仍引起不少爭議，例如：在教室中是否可以戴面紗，在法國引發長達十年的爭論，而2005年2月，法國通過法令—禁止在公立學校佩帶明顯的宗教飾物，以維護政教分離的政體。而此法令是否會引起其他國家跟進，仍值得觀察。

為了農業灌溉，埃及人很早就有水利灌溉的設施，在尼羅河上修建水利設施。定期的氾濫帶來的固定獲利，也造成了埃及社會發展的複雜化。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

明末耶穌會士來到中國，他們以傳播西方科學知識打入中國上層社會，藉此拓展傳教事業。在耶穌會士傳播的科學知識中，以天文學知識最為重要。湯若望便是藉著修訂曆法，得以接觸中國統治者，使傳教事業站穩腳步。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是活躍於明清之際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他先在明廷修訂曆法，政權交替後，獲得新統治者的允許，仍留在朝廷繼續曆法修定的工作。 湯若望在華四十多年，將西方先進的天文學、光學、火器、礦業等新知介紹到中國。最重要的貢獻，是參與了曆法改訂，編定了《崇禎曆書》。湯若望還編纂了《遠鏡說》，這本書對伽利略望遠鏡的製作原理、結構、功能以及使用的方法都做了詳盡說明，是中國科學史上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傳教士為中國朝廷服務，天文曆法最為重要。因為中國向來特有的皇帝祭天權力，以及觀察天象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傳統，也使得傳教士能夠藉由制定曆法、製作天文儀器等方法，順利進入中國統治階層。傳教士對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影響力特別注意。不管是明、清政權，都是他們爭取的對象。此外，製砲技術亦極受朝廷歡迎。明朝即多次依靠洋砲擊潰清兵。後來清人也掌握了紅夷砲的製作技術，才能成功擊敗明兵。康熙也命西洋教士造西洋鐵砲120門，1680年又造神武砲320門，及威力巨大的神威砲240門，以裝備八旗。南懷仁依康熙的要求，製造出砲身小，火力強，命中率高，又可置於騾馬背上行軍的輕巧火砲，在平定三藩之役立了大功。

清初禁教的政策至十九世紀，因西方列強的進逼而解禁。1858年英法聯軍，清朝戰敗，允許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並且開放台灣府城(安平)、淡水，打狗(今高雄)、雞籠為通商口岸。1860年又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租買田地及建造教堂。自此天主教傳教士可自由來臺，並可居住在口岸，進行傳教工作。1859年道明會派遣郭德剛(Fernando Sainz)神父等來臺傳教。起初，他們不時受周遭居民及官府的騷擾與阻礙，但傳教工作仍繼續進行。此時期的傳教先從南部開始，繼而擴展到中部及北部地區。1859年12月郭神父在高雄前金建立起第一個傳教據點。1861年屏東萬金(今萬巒鄉)建立傳教據點。1875年彰化羅厝(今埔心鄉)建立中部第一個教會。1887年和尚洲(今蘆洲)開教，為北部第一個教會。據1889年的教務統計，當時全台共有萬金(屏東)、前金(高雄)、山腳(高雄鼓山)、台南、沙崙仔(嘉義)、羅厝(彰化)，及和尚洲等七個天主堂，信徒約一萬人以上。天主教開教模式是先派一位傳教員了解當地民情，如果當地居民友善，就先行租屋，當作道理廳，由傳教員定期講道，經過半年或一年後，再由傳教士神父施洗。當教友漸多時，傳教士即設法建教堂，再以教堂為根據地，向四處傳教。此外，天主教教會也配合台灣民間信仰的習俗，吸引信徒，在重要的教會節慶時，將聖母像抬出遊行，並燃放鞭炮，頗有遶境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