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貴高原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地區，光是雲南省人口四千以上的少數民族就有二十五個，這些居住在雲貴高原的少數民族，最少可分類為三族系、六群、三十一族，但此數字僅供參考，實際存在的種族數只多不少，飲食習慣等，更是多不可數，光是主食之一的「粑粑」，就因各族口味不同而各有差異。在此僅介紹雲南地區目前較為人所知的「白、傣、彝、納西」這四族的飲食。白族最為講究飲食，像「砂鍋魚」這道菜就搭配了十數樣配料，墊底燉煮，耗功甚鉅，是過節食才食用的大菜，還有「乳扇」和「雕梅」，也都是做工甚細的白族食品。傣族最有名的菜式以「竹筒飯」、「傣家燒烤」、「蟲菜」為代表，料理法以烤、蒸、炸等類在野外煮食便利的烹調方式為主，食材常常就地取材，最特殊的莫過昆蟲與青苔是常見桌上佳餚，藉此這兩點特色，可以想像到傣族在發展之初的模樣。傣族的主食則以水稻為主，品種多為糯稻，加上居住在亞熱帶氣候地帶，竹跟芭蕉類植物生長繁盛，因此善用這兩種素材烹飪也是其特色之一。彝族多以玉米、小麥、蕎麥、馬鈴薯為主食，若是溪谷地帶則兼種稻，主食以各種粉製餅、粑、糕，特別是用蕎麥製成的餅、粑、糕，風味獨特、味道清香。副食最出名的，就是在不流血的狀態下宰殺牲畜，切成大塊煮熟而食的「坨坨肉」（砣砣肉）。彝族之中有一分支，稱作「撒尼」，他們生產豐富的稻米，所以米製的「餌塊」，就成了雲貴少數民族中罕見的一品，口感強韌有勁，以炒、煮為主要烹調方法。納西族最為有名的就是藥膳、火腿、吹肝。他們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兼營畜牧業，豬、牛肉為主要副食，由於豬隻飼養困難，所以視豬肉為珍脩，若無特殊緣由，往往一年才宰一次豬，故對於豬肉的保存手法相當熟練，以風乾的方式長期保存的火腿、豬肝（即吹肝），加上醃臘肉，就成了他們最為熟悉的豬肉食品，鮮豬肉反而稀罕珍貴。

「七分褲」和「襯衫式連裙裝」是1950年代以後較具代表性的女裝。隨著1960年代「嬉皮文化」的到來，更是打破了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傳統男性服裝「陽剛、英挺」的堅持，所謂打破男女性別界線的「中性服」大量出現。「嬉皮文化」（Hippy）是指一九六0、七0年代的一種次文化。「嬉皮文化」對於西方文化發展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在服飾上，「嬉皮文化」顛覆傳統男性必須表徵陽剛之氣的形象，帶動「中性服」的發展，對於民俗風的啟發有很大的影響，並且對「物質消費流行文化」之發展提出嚴厲的批判，進一步出現「性別倒置」的文化。

孔子後人沾其餘蔭，代代與統治者交好，也因身為孔家後代，各類禮法都需十分的注重，以免有辱門風，由於歷朝每年一次的祭孔大典，孔家子孫對於接待帝王將相成了每年例行公事。歷代的嫡系家長被稱為「衍聖公」，除了常需接待客人外，更時常拜訪達官顯貴、王公貴胄，所以有許多的機會接觸到南北名菜；孔府又是千年不衰的世家大族，對於傳統的注重與保存，是不難想像的。魯菜就在這種狀況下被長久的流傳。魯菜，最有歷史的菜系，更是春秋到唐宋之後，中國菜系的兩大派系裡，北派的中流砥柱，在清代的御膳房中，不少的御廚出身山東，而曲阜孔府菜更因為歷代以來皆與皇親國戚往來，所以深深的影響到宮廷菜，清代更是明顯。孔府菜講求精美的食料、卓絕精湛的烹飪技術，充滿書香門第的文人風度、兼有王公貴胄的氣勢。中國菜講求色、香、味、形、器，孔府菜還講究「意」，菜名中帶有各種典故、還突顯出了該菜的重點所在，孔府菜不但滿足口腹之欲，更帶來濃厚的人文氣息。

中國建築與西方建築迥然不同，中國人以屋頂為主要的視覺表現中心，埃及人與亞述人注重牆壁，希臘人則重視柱子。中國傳統屋頂結構的基本原則是屬於樑柱系統結構，水平橫樑是以榫接方式插入，或穿過樁柱架在樑上。樑柱接合處以斗拱強化結構，並提升美觀效果。

十七世紀的巴洛克風，不僅影響到當時女性服飾，也對當時男性服飾產生影響，表現出華麗且繁複的優雅風，男士普遍穿綴有「緞帶」或「薔薇花」的高跟鞋，在衣服的裝飾上也使用了大量的「緞帶」。男士穿戴手套也成為本世紀開始流行的重點。受巴洛克風格影響的女裝具有豐富的裝飾，使用髮帶、花邊、刺繡裝飾外衣，給人目眩神迷的感覺，而暖手筒（Muff）亦為當時女性喜愛的流行配件之一，其材質以毛皮為主，不僅可保暖，亦可作為在上流社會表徵身分地位的裝飾物。

當纏足普及後，不論是鞋子的樣式、相關的配飾，在不同的時期，皆有各自的流行風尚，如同現代的服飾的流行趨勢一般。因此中國的纏足在長期發展下逐漸複雜化，進而形成一套文化。在此要特別提到的是，當纏足普遍後，發展出一種十分特殊的比賽，名為「賽腳會」。賽腳會，顧名思義即是將「腳」的比賽，即是約定一年中某一固定日子，當地所有纏足的女子，露出平時不輕易示人的金蓮，在眾人面前品評一番。如同現今的選美比賽，只是賽腳會是比哪位姑娘的金蓮是最符合美的標準，即「小、瘦、尖、彎、香、軟、正」。比賽結果出爐後，還會排名次，若金蓮獲得好評者，不僅姑娘自身，包括她的家人在內，皆會感到無比榮幸。賽腳會主要流行於北方，當中又以山西大同最著名。而賽腳會的出現，可謂纏足風盛行下的一種產物；而舉辦賽腳會，又對纏足的風氣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另外，有辦賽腳會的地方，當地的金蓮也會特別有名；雖然有些地區的小腳也十分美麗，但因為沒有賽腳會，名氣反而不如有賽腳會的地方響亮。由於這種金蓮比賽是纏足風氣的產物，故當纏足衰弱且消失時，這種比賽也就沒落而不復見。

1206年鐵木真被推為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1215年蒙古軍攻佔中都後，廢除中都之名，恢復燕京舊稱，1264年，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改稱中都，府名仍為大興，”燕京”之名從此廢用，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國號”大元”，次年2月改中都為大都，並定國都於此，1279年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大都遂成為統一的中國之首都。金中都城是在唐幽州城、遼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而元大都城則完全拋棄了舊的城基，在一片新拓的土地上建造起一座宏偉的城市。原因之ㄧ是因為中都城經過金末戰亂，宮殿城防遭到嚴重的破壞，1217年又發生大火災，加上中都蓮花河水系水量不足，不能滿足都城日常用水的需要，另選新址是為了找尋新的水源。最後選中了中都的東北郊作為新址，原因有三：1.此區是金朝宮苑太寧宮的舊址，環境優美；2.太寧宮內的瓊華島是中都一帶的”制高點”，在此處建城有”鎮壓”住前朝的用意；3.新城址可用西北山區的水源，與高梁河接通，引水入城，不僅可以滿足宮廷和居民用水，還解決了大都的漕運問題。主持大都設計規劃與施工的是劉秉忠。劉秉忠（1216-1274）在忽必烈取得汗位之前曾向他陳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道理，對忽必烈產生極大的影響。元朝建立後，劉秉忠身居太保，對定國號、立朝儀官制、營建大都城池與宮殿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大都城於1267年正式興建，主要工程分為宮殿、城池、河道三項，初期主要進行宮殿建築，1274年大部分完工，然後修築城垣，1283年基本建成大城。現在，北京還保存幾段大都土城遺蹟，從馬甸到皇亭子一段殘垣是北城牆遺蹟，2003年在此建成”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北京歷史的發展，即使是歷經遼之陪都或是金的首都，其影響都未能涉及長江以南的地區，一直到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此定都，北京才真正成為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這種地位從元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明清，並愈加鞏固。

西元1115年，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國號大金。宋徽宗宣和二年（西元1120年），宋、金結盟攻遼，約定由宋出兵燕京，勝利後燕、雲等州歸宋，宋則把原來給遼的”歲幣”轉納給金。宣和四年（西元1122年）宋軍攻遼失敗，燕京後來反而是由金兵攻下，因此金向宋要求每年四十萬的銀、絹，以及一百萬緡的燕京代稅錢和銀、絹、米糧各十萬的勞軍費，以作為換取燕京及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的代價，宋取得燕京後改為燕山府。宣和七年（西元1125年），金滅遼，之後兩次南下攻宋，取得燕山府，靖康二年（西元1127 年）北宋亡。西元1153年，完顏亮下詔將金朝國都自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市）遷至燕京，初名聖都，不久改稱中都。完顏亮之所以要遷都燕京，首要原因是為了鞏固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因為在1141年金、宋雙方達成和議，以淮水為界，金的統治地區向南擴大到淮水流域以北的廣大地區，但是金朝要以遠在東北的都城會寧府顯然是難以控制黃、淮地區，要指揮南下用兵也感到鞭長莫及，故勢必要將國都南遷。完顏亮遷都後，確立了五京名號，即中都大興府（今北京），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南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北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中都”之名即取五京當中之意，而中都也成為整個擁有中國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統治中心，今天的北京正式成為中國北部的政治中心也就是從此開始。不過到了1215年，蒙古軍隊佔領了中都城，金朝在中都的統治從此結束。金中都城是在遼南京城基礎上向東、西、南三面擴展而成的，北面受河道的影響未向外擴展。中都城的修築是仿照北宋都城汴京修建的。中都還修建多座宮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寧宮（即今北海公園前身）。

在中國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佛教，也有影響建築的部分。起初具有象徵佛陀偉大含意的佛塔是中國發展出的宗教建築。這種具有宗教象徵意義的建築元素，後來塔也常常成為園林造景的搭配元素之一。

恭王府興建耗時甚長，從1776年開始一直到1785年才完工，是北京城裡60多座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面積最大的王府花園，恭王府最早是乾隆寵臣滿族大學士和珅的宅府，由於有乾隆當靠山，和珅貪贓枉法，將貪污所得用來建設自己的宅第，將它裝飾的美輪美奐，等到乾隆一去世，嘉慶馬上將和珅定罪抄家，到了咸豐2年，咸豐便將這裡賜給他的六弟恭親王奕訢，此後便稱恭王府。恭王府有中、東、西三座院落及後花園（名萃錦園），花園極具特色，其東南西三面被馬蹄形土山環抱，自中路進園門後，土山起障景作用，穿越山洞門後豁然開朗，正中置一峰石，名「飛來峰」，峰東為「流杯亭」，峰北為一水池，面池是一組廳堂，穿過廳堂進入庭園，有一座石山，是全園主景。石山有一山洞內有康熙書寫的「福」字碑，為恭王府內一絕，加上西洋門和室內大戲樓並稱王府”三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