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走到文藝復興，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建築師布魯內勒斯基所設計的孤兒院，通常被視為第一座文藝復興建築。他的工程技術與對古代建築形式的復興，備受讚揚。加上哥德式建築令人聯想起北方，而佛羅倫斯共和國的領導者在古羅馬本身找到更高貴的血統。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脈絡下，布魯內勒斯基的重返羅馬圓柱、圓拱與矩形窗戶，就不只有美學上的意義而已，還包括了時代的需求。

「一大三重」，道盡徽菜訣竅，芡大、重油、重色、重火工，擅長引出食物的原味，以酒去腥生香，火腿、冰糖佐味提鮮。為豆腐發源地，對豆腐烹調手法的講究，更是精細無比，獨具許多風味特殊的豆腐菜，現在更發展出「豆腐宴」。 徽菜的發展與徽商有著相當的關連性，徽商在清朝活動於全國各地，不忘故鄉舊味，以揚州上海為根據地者，將許多徽菜給帶入了全國，紅燒獅子頭與湯包，就是徽菜流通全中國的最好例子。徽州是多山的地形、可耕地狹小、土壤又貧瘠，能夠養活的人口有限，所以徽州有俗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也造成徽州人口大量的外移，或多或少促進了徽商的出現。徽州也因為多山，山谷清溪四處縱橫，各式野味雲集山林，山蔬更俯仰即是，群山流下的好水匯集成為錢塘江，這些好水則成了豆腐的最佳原料。

現代埃及首都位於尼羅河三角洲頂點的開羅，位於非洲東北角與亞洲的西南角。西與利比亞為鄰，南與蘇丹交界，東臨紅海並與巴勒斯坦接壤，北臨地中海，國土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埃及國土形狀接近方形，尼羅河河岸谷地約20至30公里寬，屬於狹長的耕地，河谷東邊為阿拉伯沙漠(Arabian Desert)，西邊是利比亞沙漠(Libyan Desert)。

石窟藝術產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間自然的洞窟作為佛教徒坐禪修持、集會及生活之用，後來，人們自己開山鑿洞，並開始在洞中設置佛像、佛塔、畫上壁畫。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石窟藝術也一起傳入。莫高窟(甘肅省敦煌市)、雲岡石窟(山西省大同市)、龍門石窟(河南省洛陽市)為中國三大石窟，這些石窟藝術對於研究佛教史、繪畫、雕刻、建築、樂舞、服飾、東西文化交流等提供極為豐富的的資料。

梁武帝是南朝梁的開國皇帝，早年勤政愛民，晚年則虔誠信佛，甚至數次入寺出家，並精心研究佛教理論。信佛之後，他不近女色、不吃葷，並要求全國老百姓仿效。虔誠信佛使梁武帝無法專心朝政，國勢也因此日漸衰弱。

宗教改革期間，新舊教徒尚不知寬容，常藉異端之名，彼此迫害，再加上各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與利益的糾葛，致使歐洲在十六、十七世紀間戰爭不斷，這些戰爭也常披著宗教的色彩。例如：西班牙為了保護其與美洲之間的貿易獨立地位，派遣「無敵艦隊」征英，便是以捍衛舊教，討伐新教為名。最慘烈的一場宗教戰爭莫過於「三十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一開始只是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新、舊教爭執，起因於神聖羅帝國皇帝鎮壓境內的新教徒，激起波希米亞（Bohemian）新教徒的叛變，並意圖尋求獨立。後來丹麥、瑞典、法國等也都因為各自的利益而加入了戰團，最後竟演變成全歐洲的大戰爭。 西元1618年，信仰新教的波希米亞人民發動叛變之後，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1619—1637）迅速派兵鎮壓，事後並迫害新教徒，下令廢止一切宗教自由。波希米亞戰爭的結果，讓英國、荷蘭、瑞典、丹麥等新教國家感到震驚，擔心舊教的勢力會因此而壯大，有意派兵干涉。丹麥在英國的支持下，在1625年派出六萬大軍，進軍神聖羅馬帝國。表面上，丹麥是同情神聖羅馬帝國的新教徒，實際上，爭取新領土才是丹麥出兵的主因。波希米亞貴族出身的華倫斯坦（Wallenstein）意識到這是一個攸關國家存亡的戰爭，乃自費招募軍隊，力阻丹麥侵略國土。1629年，兩軍講和，簽訂了「律貝克和約」（Peace of Lubeck）。戰事至此，舊教徒占盡上風，斐迪南二世趁勝追擊，頒佈一項法令：要求新教徒歸還在西元1552年之後所取得的教領地及教產。丹麥失敗後，西元1630年，因為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進出波羅的海同樣感到不安的瑞典，也組織了一支新教軍向神聖羅馬帝國宣戰。素有「北歐雄獅」之稱的瑞典國王哥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是位軍事天才，他以「步兵五列，騎兵四列」的新戰法大敗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正當戰事順利推進之際，阿道夫卻慘遭大砲擊斃，瑞典軍情告急。為了支援友邦，原本在幕後支持的法國也派兵加入戰局。 法國雖然是典型的舊教國家，卻因為想要削弱鄰國—神聖羅馬帝國，進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而一直默默地支持新教國家。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唯一強大的盟邦是西班牙，因為兩個國家的皇帝同為哈布斯堡家族成員，但西班牙本身的麻煩不少，征英之役失敗後，還得應付國內接連獨立的葡萄牙和荷蘭；雪上加霜的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又在西元1637年駕崩，而且境內的新教徒早已明白這場戰爭是針對統治者哈布斯堡家族而來，因而紛紛宣佈中立。神聖羅馬帝國的舊教軍隊只能苦撐應變。 其實早從1644年以來，參戰各國的代表便在西發里亞地方開始討論如何結束這場大戰。談判內容主要是由法國主導，談判期間，打打談談，一直到1648年才正式簽訂「西發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和約中最重要的意義是承認新、舊教同獲平等地位。

希羅多德說：「尼羅河（Nile River）是上天賜予埃及的贈禮。」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全長約6671公里，在埃及境內長度為1530公里，流域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尼羅河谷和三角洲被譽為埃及文化的搖籃。尼羅河河水主要來源來自東非烏干達的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與愛伯特湖（Lake Albert），以及夏季時降於東非山區的季節性雨水。

古埃及是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的國家，依照河水的漲退，一年分為三季：漲水季、退水季和收穫季。河水上漲時，正好可以進行農業以外的大型建設，退水時則從事播種活動接著等待收穫。農民以實物繳稅，供法老、貴族階級和祭司享用。

古代的譯經者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佛經雖然是外來文化，但是長久以來已經融入中國文化當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三生有幸」、「兩世為人」的輪迴思想；「大千世界」、「恆河沙數」宇宙觀；「頑石點頭」、「立地成佛」的勸善思想；「種瓜得瓜」、「自作自受」的因果思想，這些都是深入民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