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灣族的服飾在原住民當中堪稱最為華麗典雅之一，早期以繁複的夾織廣為收藏家所喜愛，近年來以刺繡的技巧及豐富的紋樣表現族人對刺繡藝術的天份。服飾上的圖紋大抵為象徵祖靈的人頭紋、象徵時間的太陽紋、象徵父親的百步蛇紋、象徵母親的陶壺紋及變化多端象徵自然生命的花草。排灣族刺繡的各種紋樣，例如:祖靈像圖紋、人頭紋、太陽紋等以刺繡技法創作。作品具東排灣地區的文化特色，顯現族群持續累積與發展的軌跡，更展現部落的人文與社會生活風貌。

古樓部落向以織布工藝聞名，日本學者宮川次郎於1930年拜訪Kunanau社（今古樓）時，仍看到約有二十位的織者，並有精緻優美的作品產出。依其觀察，排灣族傳統織布代表部落是Kunanau社（今古樓），可見古樓在排灣族織布傳統維繫之代表性。排灣族傳統織布之圖紋反映族群回應所居環境的智慧、家族的傳承以及織者的創思，深具藝術價值與文化代表性。

織品為賽德克族千百年婦女們共同的文化結晶，由puniri技法體現了織布歷史的脈絡、顯現持續累積與發展軌跡，也蘊含千百年來賽德克族婦女的智慧。puniri「經挑技法」為賽德克族特有的技法，見織品的菱形紋（大小）、豆紋等紋路，即可知為該族織布特徵，其表現之技藝、色彩、紋飾，反映族群之藝術表現。

1990年代初，新社噶瑪蘭族人發起民族復興運動，開啟香蕉絲編織工藝復振行動，由部落的三位祭師Abi（朱阿比）、Ibay（潘烏吉）與Ayok（潘阿玉），從記憶中一步一步將香蕉絲編織的知識與技術，再現於當代生活。

細木作工藝自明清時期傳入發展至今，其技法、式樣、紋飾充分反映臺灣信仰習俗與生活歷史脈絡與時代、社會變遷，富含文化生命力與地方特色，為臺灣極具代表性的生活工藝。

傳統阿美族歌謠主要由祖先流傳下來，複音歌謠傳統性唱法出現於農耕、生活及祭典中。一般說來領唱者為年齡階層領導者或擅唱者，高音部份則是聲音高而清澈者，餘眾可唱低聲部。傳統馬蘭複音歌謠團體可分成兩種，一是男性老人於Kiloma’an豐年祭時所唱的「很長的歌」（聚會所所唱的歌謠）三首等都是由男性組成的複音歌謠；另一類是拜訪歌、除草歌或是除喪歌、治病歌等，可由「伴工」團或夫妻演唱，因此，男女是可以一齊合唱的。馬蘭阿美複音歌曲傳承仍保存在老一輩記憶，特別是「傳廣隊」或「大橋隊」以前的年齡階級，保有較豐富的複音以及即興唱法，又不脫離馬蘭自由對位歌唱的能力，在歷史與社會變遷下，反映族群或地方藝術表現。

歌仔戲為二十世紀初由農閒歌謠自娛發展出小戲形式的老歌仔，隨時代與生態變遷發展出內台、廣播、電影、電視、外台、劇場等不同的表演型態，伴隨臺灣獨特歷史社會脈絡發展，是為近代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大眾文化及戲曲劇種，更是保存臺灣音樂、語言、表演、戲劇等文化元素的載體。而歌仔戲後場音樂為歌仔戲表演藝術不可或缺之一環，其編制分文場和武場，文場樂器組合以弦管樂器為主，用以配合演唱曲調，武場樂器則以打擊樂器為主，用以調節表演節奏及烘托舞臺氣氛。

歌仔戲為二十世紀初由農閒歌謠自娛發展出小戲形式的老歌仔，隨時代與生態變遷發展出內台、廣播、電影、電視、外台、劇場等不同的表演型態，伴隨臺灣獨特歷史社會脈絡發展，是為近代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大眾文化及戲曲劇種，更是保存臺灣音樂、語言、表演、戲劇等文化元素的載體。而歌仔戲後場音樂為歌仔戲表演藝術不可或缺之一環，其編制分文場和武場，文場樂器組合以弦管樂器為主，用以配合演唱曲調，武場樂器則以打擊樂器為主，用以調節表演節奏及烘托舞臺氣氛。

滿州鄉民謠即恆春半島民謠內涵之一(含恆春鎮、車城鄉、枋山鄉、滿州鄉)。傳統民謠中較重要且為人所熟知的有「思想起、平埔調、四季春、楓港小調、五孔小調、牛母伴」，這些曲調的特點：大多使用月琴、弦琴伴奏；演唱時，會在句中或句尾加入「啊、啊呦喂」等助詞；因主要為抒懷早期先民生活，因此傳統民謠曲調唱來大多淒涼悲切。滿州民謠基本上與恆春地區共享六種曲調，但滿州地區並不只拘泥於此六首傳統曲調，滿州民謠在此傳統基礎上，加入當地民俗風情，並以傳統曲調四言七句的形式，逐漸演化出別具地區特色的民謠風格。傳統民謠對於滿州人的生活、休閒、習俗等關係密不可分，惟受文明、科技影響，這些曲調漸漸失傳，會彈唱的人越來越少。

恆春半島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三面環海，一面靠山的地形，再加上其狹長型的半島邊陲地帶，使它與外界的往來不易，地域性民歌的性格易形強烈，因此一提起臺灣福佬民歌，恆春民謠可說是最具獨特性，「恆春民謠」幾乎成了臺灣福佬民歌的代名詞。惟此恆春半島特有的說唱藝術，其即興表演的風格不易傳承，且受環境社會變遷影響，傳唱的人日益稀少，有瀕臨失傳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