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創立於1898年，是光緒皇帝戊戌變法下的產物，原名為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近代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改為現名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在中國歷史上民初時期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更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斯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發源地，對中國現代史之影響實在是非常大。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透過以下作法建立北大自由校風：1.聘請教員摒除黨派門戶之見；2.重視學生個性發展，建立自由選系制度；3.設立研究所，誘導學生自由研究；4.鼓勵學生組織社團，促進學生課外活動；5.創辦刊物，鼓勵學生發表意見－如：【新青年】、【新潮】，也因此促成「五四」運動的發生。而現在的北京大學更是中國的最高學府，繼續擔任培育傑出人才的搖籃。

在北京小平原上除了誕生董家林古城外，還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區誕生了另一座城市－薊城，目前通過考古證實的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薊城，此時的薊城已是燕國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認為是在今北京城區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即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因為自1956年以來，在這個區域中發現了200多座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用一節節陶質井圈套疊成圓筒狀，在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示此區居民很多，而居民大範圍集中在當時應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另外，1957年發現了一處以戰國文化為主的遺址，出土有饕餮紋半瓦當，此乃燕國宮殿建築常用的構件，以及另有出土十枚方折式”匽”字刀幣，這都為燕都薊城位於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區域提供了證據。在春秋晚期特別是戰國時期，薊城已發展成為”天下名都”之ㄧ。【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是對燕都薊城的地位與作用之恰當評價。可惜到秦滅燕時，薊城遭到破壞，但是後來由於此地軍事地位重要，所以在秦漢之時，城池又被修復起來。

清代的皇家園林主要修於康、雍、乾三朝，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山一帶的五座行宮，通稱”三山五園”，即暢春園、圓明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和清漪園（瓮山），而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圓明園（明朝時稱清華園），建於康熙48年，經過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共六朝營建，前後歷經150年，集結中國皇家園林精華，為世界公認之”萬園之園”。圓明園的特點之一是將宮殿與園苑建築相結合，園內仿紫禁城也呈前朝後寢的佈局，前面建有”正大光明殿”為主的一組建築，是皇帝處理政務地方；後面是以”九洲清晏”殿為主的一組建築，是帝后居住和飲宴的場所。在圓明園裡，不僅有江南的奇園秀景，也有傳統的亭台樓閣，還有西洋的宮殿建築，圓明園也因為這座由當年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法國傳教士王致成及蔣友仁設計籌畫的巴洛克風格西洋樓，而得到「東方凡爾賽宮」之美稱。當年圓明園的建築及維修費共用去白銀2億兩（比頤和園足足多了將近十倍），耗費當時六年的國家總收入，可惜竟然在1860年英法聯軍時，被一把火燒了三天三夜，如今只剩空盪的園林和殘破的遺址，令人唏噓不已。

西元一八九五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取得了臺灣的統治權，將纏足和辮髮、吸食鴉片等，視為臺灣的三大陋習。四百年前由中國大陸渡海來臺開墾的先民，也將故鄉婦女纏足的風氣帶進來，造成當時臺灣婦女也有纏足之風氣沒有纏足者往往婚嫁困難!初期日本政府擔心遽然下令放足、斷髮和禁食鴉片，會引起臺灣人的反感，對初臨治台的日本政權有所傷害，乃採循序漸「禁」的政策，透過學校教育和報章雜誌的宣傳，鼓勵臺灣人自由放足和斷髮；直到西元一九一四年，才達到普通放足斷髮的目的，其間還發生多次抗拒的活動，改變纏足習性之不易，足見纏足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影響，而這項不人道的習俗在日人的整飭下才從臺灣消失

「七分褲」和「襯衫式連裙裝」是1950年代以後較具代表性的女裝。隨著1960年代「嬉皮文化」的到來，更是打破了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傳統男性服裝「陽剛、英挺」的堅持，所謂打破男女性別界線的「中性服」大量出現。「嬉皮文化」（Hippy）是指一九六0、七0年代的一種次文化。「嬉皮文化」對於西方文化發展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在服飾上，「嬉皮文化」顛覆傳統男性必須表徵陽剛之氣的形象，帶動「中性服」的發展，對於民俗風的啟發有很大的影響，並且對「物質消費流行文化」之發展提出嚴厲的批判，進一步出現「性別倒置」的文化。

在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希臘文化中，帕德嫩神廟最能彰顯希臘建築的古典精神，至今它仍俯視著雅典城市以及周圍數里的鄉村。在運用石頭的傳統之外，其建築設計的輪廓大膽而突出，細節精緻。在藝術史發展上，建築師由人類之身心能力加以調節的比例來建造，呈現著絕妙的和協。

周口店距今北京城區西南約50公里，位置正處於西山山地向平原過渡的山麓丘陵地帶。這一地帶有一些低平小山，地質成分主要為石灰岩，在經過千百萬年的溶蝕，這些小山中逐漸發育成溶洞和裂隙，其中一座叫龍骨山的小丘上就有五個大小不一的洞穴。20世紀20年代，在龍骨山東北坡最大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原始人類的牙齒和骸骨化石以及大量遺物、遺跡。這種原始的人類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在人類學上的正式名稱叫「北京直立人」，俗稱叫「北京人」，這個洞穴後來被稱為”猿人洞”。在北京人的考古發掘過程當中是先從哺乳動物化石的發掘開始的，1921年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和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當地百姓的指引下開始進行發掘，經過兩年的努力，他們發掘出大量的哺乳動物化石，其中甚至包括兩枚古人類的牙齒，由於在當時古人類化石相當罕見，所以這項消息的宣布震驚當時中外學術界。因此當時由地質學家翁文灝主持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達成協議決定於1927年正式對周口店遺址進行發掘，在此後的兩年間，出土大量的古脊椎動物化石以及古人類的下頷骨和牙齒化石。最後總算在1929年12月2日這一天，在中國考古學家裴文中主持下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成為北京人考古過程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也使我們終於可以透過復原一窺古人類的真面目。從遺址的文化堆積來看，”北京人”從70萬年前到20萬年前就已生活在這裡，出土了近十萬件的簡單打製石器，以及發現豐富的用火證據，證實北京猿人已知用火取暖、熟食和嚇退野獸。

911事件後，美國總統布希致電英國、法國、德國等他國領袖，促請各國共同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美國本土遭到恐怖份子攻擊後，布希說美國將領導全世界戰勝恐怖主義，在美國與全世界能免於遭受恐怖主義威脅之前，「美國絕不手軟」。美國不僅要將911事件主謀賓˙拉登繩之以法，並誓言終結支持恐怖主義的組織與國家，欲將恐怖主義連根拔除。911事件後，全球力言共同反恐，但各地恐怖攻擊仍層出不窮，從中東等地及亞洲各地都有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如2002年峇里島爆炸事件、各地美國領事館受到自殺式襲擊等，面對恐怖攻擊仍無法全面防堵，因此如何防恐儼然已成為全球的共同隱憂。

馬丁路德出生在德國中部撒克遜（Saxony）的一個天主教農村家庭，家中生活清苦，父母勤奮而節儉，對路德的管教嚴格。在父親漢斯的栽培下，路德刻苦自勵進入艾福特（Erfurt）大學，原本專攻文學，後來修讀法律，期望能成為律師。西元1505年，路德與朋友在前往艾福特城的途中，突遇暴雨，一個雷擊從天空劈下，竟擊死了身旁的好友，路邊的樹木也著了火。路德在驚恐萬分之餘，便向上天禱告︰「神啊，若能得到您的恩助，我將獻身於您啊！」路德平安得救後，不顧父母反對，放棄法律，轉而攻讀神學，並且毅然進入修道院，立志遵守安貧、守貞與服從的戒律，終生為上帝服務。路德原本希望能藉著修道院的苦行生活，以求得心靈上的解脫，但路德仍不時感到困惑，從未有被上帝赦免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背負著沈重的原罪。在此期間，路德大量研讀聖經、神學著作等，並且接觸了不少十四、十五世紀的神秘論著。這些被當時教會視為「異端」（Heresy）的神秘主義者，幾乎都主張不必理會大部分教義，不必注重儀式，宣稱不需教士或聖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當時教會則堅持必須要有權威性的領導，以避免陷於個人的幻想與理論的混亂中。例如︰十四世紀英國的韋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48）教派便反對教士的獨身生活、崇拜偶像、朝聖的遠行，反對為死者祈禱、教會的財富及捐獻，反對崇拜聖物、告解的必要等；並且主張人人都應經常閱讀聖經，並且應遵守其中規定。另外，在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ohn Huss，1373-1415）受到韋克力夫的啟示與影響，亦反對幻想式的崇拜、耳聽式的告戒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攻擊教士的聖職買賣罪，並指責神職人員對洗禮、分娩、奠祭、婚姻或喪葬等事收取費用，這些主張導致胡斯被處以火刑。但他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日耳曼，其中也包括馬丁路德，路德因而對現有的神學理論與解釋產生了質疑與困惑。某日，他被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的一句話所震驚：「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與上帝和好，這句話成為他宗教改革理論的根基。1508年，路德被聘為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師，不久又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1512-1517年之間，他對宗教的觀念已漸漸與羅馬教會悖離，而真正點燃路德怒火的是贖罪券的販售。一位名叫泰澤爾（Tetzel）的修士，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擴大發行贖罪券。當時的教宗李奧十世生性闊綽，負債如山，為了開闢財源，也同意泰澤爾的點子，並且發布教令，在歐洲各國出售「贖罪券」，許多愚夫愚婦爭相購買，以為能得到拯救。正當教會前往日耳曼的威丁堡販售贖罪券時，管轄此地的日耳曼撒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侯認為贖罪券的販售是一種非法斂財的行為，不但禁止教會進入其境內販售贖罪券，也禁止其境內的人民購買。當時在威丁堡大學任教的馬丁路德得知這個消息，也十分憤怒，以拉丁文發表了反對贖罪券發售及贖罪券無用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7年貼於威丁堡教堂門上，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九十五條論綱被大量印刷，而且被譯成德文，廣泛流傳。路德大膽向教宗及教會的權威挑戰。

為了農業灌溉，埃及人很早就有水利灌溉的設施，在尼羅河上修建水利設施。定期的氾濫帶來的固定獲利，也造成了埃及社會發展的複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