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了解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2.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在悠長的歲月中閃閃發亮，在綿密的歷史裡勾勒生活。它是一生的志業，一輩子的堅持，人類最耀眼的財富，原來就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努力、堅持，這份執著，讓先人的智慧與傳統工藝、文化藝術，得以穿越時空，如實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並且代代相傳。無論環境如何波動、時光怎麼造成影響，始終不忘初衷；讓先人的智慧與傳統工藝、文化藝術，得以穿越時空，如實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並且代代相傳。在古老厚實的基石上精益求精，找尋新的可能，讓技藝在歲月中更顯洗鍊。

1368年明軍佔據大都城，元朝滅亡，明初以南京為首都，故北京不再是全國首都的狀況一直持續了30多年，一直到靖難之變後，成祖即位才有所改變。 由於惠帝朱允炆採納大臣黃子澄等人提出的削藩策略，導致燕王朱棣以誅奸臣、清君側為名，發動”靖難之變”，最終取得了帝位，建元永樂。朱棣在取得帝位後就有遷都之意，首先1403年下詔改北平為”北京”，稱”行在”；並從1406年開始大規模營建北京城，到1420年建城工程基本完工。1421年正月初一，明朝正式遷都北京，廢”行在”之稱，改北京為”京師”，改原京師為南京，作為陪都，北京再次成為全國的首都。明成祖遷都北京的原因如下：1.為了加強對北方蒙古族的防禦力量，鞏固明政權；2.北平是朱棣建立帝業的根據地；3.北平具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和悠久的建都歷史。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它自外向裡有四重城垣，即外城、內城、皇城和宮城，在永樂年間完成內城、皇城和宮城的建築，外城是在1553年在內城以南加修的，原本應是在內城四周均加築外垣，不過由於財政困難，故只加築了南城牆，結果北京城的平面圖就形成一”凸”字形。北京城的中心就是宮城，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因為禁止普通百姓進入，這宮殿也被稱為「大內」，亦稱「紫禁城」。「紫禁城」名稱的由來，係根據天文學的觀點來看，古人應為天上所有星體是以「紫微星」為正中心。紫微星垣（即北極星），位於中天，眾星環繞，位置不變，古人認識此乃天帝所居之處，稱紫宮，並以「紫微正中」之義，來象徵人世間帝王之居所，加上皇帝的宮殿乃屬禁地 ，因此明、清皇宮就有「紫禁城」之名。

雖然立憲派人士熱中於請願推廣立憲制度，但是清廷實際上和立憲派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清廷皇室實際上是以固守權位為主要考量，沒有進行改革的誠意，只是企圖以預備立憲的動作來緩和革命勢力的壓力，一方面可以收攬人心、二方面制憲也可以也可以使清廷政權得到保障。而立憲派一廂情願要求清廷進行君主立憲、儘速召開國會的熱情和想法，在皇族內閣事件後，對於清廷大失所望，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日治時期以前，臺灣的傳統戲曲多是隨著移民而來，或是應民間廟宇、社團邀請，來到臺灣演出，進而在臺灣民間流行。由於當時移民大多是來自泉州（包括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漳州（包括龍溪、平和、詔安、南靖、雲霄、東山、海澄、漳浦、長泰），而潮惠及其他地區較少，所以清代臺灣流行的戲劇，便是以泉州、漳州、潮州地區的戲劇為多。泉州、漳州、潮州這些地區流行的戲劇有泉州梨園戲、潮州戲、亂彈戲、九甲戲、四平戲、白字戲、傀儡戲、布袋戲、皮影戲，以及民間歌舞小戲如竹馬、車鼓，所以傳入台灣後，造成一股流行，成為當時台灣民眾的休閒娛樂，而這些戲劇也是信仰上的重要儀式。上述戲劇當時雖然頗為盛行，但是當臺灣土生土長的戲劇－歌仔戲進入舞台後，便逐漸與上述戲劇形成分庭抗禮之姿。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有一群愛好演唱歌仔調的子弟，主要以男性為主，他們白天從事其他工作，空閒時間聚在一起唱戲。若是遇有村子寺廟舉行酬神慶典儀式，子弟們便義不容辭為此共襄盛舉，當時是站在板凳搭成的舞台即可演戲。只是劇目不多，常見為『山伯英台』、『陳三五娘』、『什細記』、『呂蒙正』這四大齣戲。戲齣中主要角色已有小生、小旦、丑角三種基本角色。當時的表演內容是以唱腔及肢體動作呈現，唱詞是四句為一個段落，形成『四句聯』，例如『五娘底刺繡在大仔廳，聽起外口叫磨鏡，我叫益春出去看，若是師父請來磨』，唸起來順口且有韻味。除歌謠、念白外，還會加上土俗小戲的身段，讓演出增添釵h趣味。在裝扮上，只有旦角必須綁頭巾、插珠花，其餘角色都是穿著日常衣服。常使用的曲調以『七字調』、『大調』、『雜唸』為主，其他還有『背思調』、『送歌調』、『留傘調』、『撐渡調』、『狀元調』，曲調並不多，以『七字調』使用最普遍。後場使用的樂器也十分簡單，主要有殼仔絃、大廣絃、月琴、笛子等。由於這些子弟們大多不認識字，所以並沒有劇本，戲先生由子弟班中擅長表演的演員擔任，負責教授子弟們唱腔及身段，以及排演戲劇。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本姓「拓跋」，即位時只有5歲，由祖母馮太后執政。馮太后是漢人，對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曾立三長法，實行均田制。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親政後，深悉鮮卑族必須漢化才能鞏固政權，統一南北，乃秉承馮太后的政策，勵行漢化。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以「南伐」為名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改鮮卑姓為漢姓，自己也改姓「元」；禁鮮卑語和鮮卑服飾；遷洛鮮卑人以洛陽為籍貫；鼓勵鮮卑貴族與漢士族聯姻；參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孝文帝嚴厲鎮壓反對改革的守舊貴族，甚至處死太子恂。孝文帝的改革固然使鮮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足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但激烈的政策也使部分胡族怨懟，終於在孝文帝二十多年後爆發「六鎮之亂」。這一個「六鎮之亂」看來只是對於漢化政策的不滿，但是這也漸漸影響到鮮卑族的政權變化。雖然北魏後期分裂成東、西魏，但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卻是使得鮮卑族瞭解了漢族的文化，並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有清一代，科舉取士仍是最主要取材方式。有志於仕途者無不熟讀經書，以科考成功為職志。私塾教育乃成為清代教育的代表。清代臺灣的教育機關，有下列數種：（一）儒學。儒學係地方政府官辦之學校。（二）書院。書院訂有學堂規程，由地方官管理。（三）義學。義學也稱義塾，專為家貧而無法就學者設立。（四）社學。興辦社學，教育偏遠地方的學童。（五）民學。民學為私塾，通稱書房。書房也可稱為學堂或書館，純粹由私人興學，目的使學童獲得讀書識字的能力；同時為將來的科舉取士預作準備。隨著臺灣割讓給日本，科舉制度在臺灣宣告終止。日人鑑於傳統書房頗具歷史，由來已久，故因勢利導，尊重舊慣，並未將書房一舉剷除，鼓勵書房轉型，制訂規則，管理書房。1898年，據日人調查，全臺書房計1707所。總督府頒訂『書房義塾規程』，將書房納入教育體制下有效管理。規定書房應加設日語、算術，試圖使書房成為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然而，多數的書房，仍固守舊態，不願積極改革，故最初數年臺人子弟進入書房學習的人數仍遠高於公學校。1919年以前，公學校擴充甚慢，入學率偏低，書房扮演協助學校教育的角色。1904年以後，公學校學生數開始超越書房，成為主要的初等教育設施。1919年起，臺灣總督府致力於增設公學校，傳統書房的價值大幅降低。加上總督府限制書房的成立及經營方向等，造成書房教育日漸式微。1943年，臺灣總督府實施義務教育，正式廢止書房。

西方思潮對臺灣的影響，未曾斷絕，影響力不減反增。受全球化意識的影響，西方文學及作品的翻譯，也隨之興起。部份民間書商以翻譯西方文學及小說為主。西書翻譯風的熱潮，自解嚴以後，不曾遞減。西書翻譯更為臺灣人的智識及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臺灣人藉由西書翻譯得以與世界接軌，求知於世界。每年一度的國際臺北書展，眾多的西文及翻譯書商陸續進駐。藉由書籍的販賣與流通，臺灣民眾獲得窺探世界文化的機會。近年來，受全球化及現代化概念的影響，形成文化公民權的觀念，借著推動創意文化產業，達成文化消費，建立公民權利主體性及多樣性。文化政策受到西方文化政策的影響及衝擊，進而學習及轉變，更可看出臺灣文化發展的走向。臺灣社會日漸走向民主化之後，議題炒作，以及解釋權，不再屬於個人、政黨，甚至是男性的權利。西方文化的另一重大特點，就是多元性的呈現，關懷弱勢族群，爭取平等及平權運動。如：環保、婦女、弱勢族群等都是西方文學的課題。國內作家不止引為借鏡，更採橫向移植，透過文章翻譯，進入臺灣文壇。議題更為豐富，靈感更能文思泉湧。西化色彩，日益濃厚。

1980年代起，為了加強臺灣的文化活動，創設文化專管機構，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年7月，修訂『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培植專業文化人員，文化資產的整理及維護，學術、藝術、文化創作的獎助及出版，提高音樂及美術水準，地方藝文基礎建設，社區整體營造等。因應國內學術文化之發展，日益重視文字工作者的生存權。除了進一步放寬出版法的限制之外，更公布著作權法，保障智慧財產權。未經原創者同意，進而授權使用，是同違反著作權法，屬於侵權行為。出版法的廢除，對文化人而言，更是一大福音。出版法經總統廢止後，等同言論自由，再也不用擔心因出版文字不妥，犯下政治忌諱，視同思想犯治罪，對文化事業，無疑是一大貢獻。政治運動的民主訴求，包含反對戒嚴時期的出版管制，主張言論自由，呼籲修改出版法。1950年代，黨外雜誌正式刊行，藉由文字宣傳，為文學創作賦予新的生命，如：自由中國、公論報等。1980年代，美麗島事件後，孕育多位關懷臺灣，重視本土文學及人權文學的作家。1987年，正式解嚴，對文化人而言，意義甚大。一系列政治民主化運動中，說明了人民有爭取著作權及創作自由的主張。二二八事件之後，宣傳委員會遭到裁撤，代之而起改組為臺灣省政府新聞室，繼而擴大為臺灣省新聞處。1949年，行政院新聞局隨著中央政府遷移至臺灣，繼續新聞業務發布事宜。總理國內宣傳、國際宣傳、資料編譯、視聽資料、聯絡、出版事業、電影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等業務。精省之後，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改隸新聞局，專司地方新聞業務之責。

將文學的功能或目的，限定在對抗共產思想及其建立的政權；透過文學創作的形式，培養出戰鬥的意志，激勵出士氣，呼應「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總之，反共文學及戰鬥文藝是特殊時代背景及政治意義下的產物。此一時期也是「懷鄉文學」的興盛時期。懷鄉文學與反共文學相互唱和，相互輝映。懷鄉文學帶有濃厚的反共氣息。「懷鄉文學」道出自中國淪陷後，被迫遠走他鄉，離鄉背井到臺灣生根。文人假筆墨創作，宣洩對家鄉的懷念，惟有堅持反共，才能光復家園。1950年代，臺灣文化界呈現最大的特色就是藝文與傳統的斷絕。不僅絕斷五四運動以來的自覺，更切斷臺灣本土傳統。唯獨殘餘的，就是五四運動以降的民族主義、西化、愛國等意識。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後，台美關係正常化；因此，多數作家轉而吸取歐美文學的經驗，引進現代主義，成立現代文學。現代文學以新詩為手法，不僅反共，更宣揚自由。強調知性，追求詩的純粹性，以及民主價值。196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爆發「文化大革命」，中華文化及孔孟思想摧殘殆盡。蔣中正總統基於自由中國應該「保存固有文化，發揚孔孟思想」等理念，在陽明山中山樓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創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主要倡導的內容有：一、復興中華文化，完成國家統一。二、弘揚孔孟精神，建立人文精神。三、強化民族意識。四、著重倫理、民主、科學等文化根基。五、推行國民禮儀，建立倫理道德規範，培養社會善良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