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 中國－舟：最大者為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三十萬斤），次為牛頭舶，載重量約為獨檣舶的三分之一；再次者為木舶，又次者為料河舶，其載重量又各遞減三分之一。大船：蒼舶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外國－師子國舶：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舶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為信。元明時期：鄭和下西洋，依靠一支聲勢浩大、組織嚴密的船隊，每次動用的船隻常成百上千。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西元1597年）將下西洋的船隻，按照大小和性能，分成寶船、馬船、糧船、座船和戰船五類。寶船是運輸寶貨的主要貿易船，又稱寶舡、寶舟、寶石船、龍船，建制龐大，設備齊全，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和適航性，能經風暴，進行長途航行。馬歡《瀛涯勝覽》（明人說集本，三寶爭彝集）卷首列舉的寶船，「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談遷《國榷》卷十三也說，寶船「其大修四十四丈，搏十八丈，次修三十七丈，博十五丈」。明代的工部尺折合0.311米，寶船的長度達到138.084米，闊56米，船上豎有九桅。最小的戰船，也長十八丈，闊六丈八尺，船上有五桅。船隊以寶船為主，故下西洋的船隊又稱為寶船隊。

明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決定將福建市舶司，由泉州遷到福州，此後福州就成為對琉球開放的唯一港口。琉球的貢船每次都挾帶貨物，進行貿易。明朝政府派往琉球冊封的船隻，也進行同樣的活動。

我們常說唐代是個兼容並蓄的社會，這一點可以在不少出土的駱駝俑及鷹目深鼻的西方人中得到印證，而這也可以看出唐代中西交通應是頗為頻繁，西方人到中國來的必然不少。充分證實了唐代是個「兼容並蓄」社會的事實。另外在人物俑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唐人的穿著打扮，是社會生活史很好的參考材料。當然，對現代的人來說，唐三彩也是不可多得的裝飾品，造型特殊，色彩鮮豔的唐三彩正好可為居家增添一番樂趣。

話說張騫為了聯絡大月氏對付匈奴而出使西域，卻意外發現大夏國（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存在，更讓他驚奇的是該處竟然有蜀地出產的布；據說蜀布購自身毒。張騫因此建議武帝，可以從蜀地與西域聯絡，避免被匈奴發現。因此，武帝乃開拓西南並設犍為郡（包括現在雲南東北地區）、牂坷郡（現在貴州大部分及廣西西北部、雲南南部一帶）、越雋郡（今四川西部雲南西北部等）及益州郡（現在昆明地區及大理地區），以便治理這些地區。漢時把西南絲綢之路稱為蜀—身毒道，即是從四川通往印度的交通道路。但從上述可知，從西南通往印度這條路線，在漢武帝之前就已經存在，巴蜀一帶的商人早就在這條路上，從事頻繁的經濟貿易活動。

斯坦因在今若羌縣的米蘭佛寺遺址上，發現了一些有翼天使的壁畫。壁畫上的人像特徵，類似地中海東部及愛琴海地區的居民，這些佛教藝術很明顯的受到希臘藝術的影響，其交流的管道就是絲綢之路。這種藝術風格的東傳，應該是中亞地區一些熟悉羅馬藝術風格和犍陀羅藝術風格的人才，借助佛教，走絲路東來而將此藝術風格交流。隨著絲路的繁榮與佛教的東傳，犍陀羅藝術經由西域進入河西走廊，再傳入中國。敦煌石窟、雲岡石窟等都受其風格影響。敦煌的莫高窟彩塑，數量眾多，技藝高超，人物繪得相當生動，風格上繼承了西域佛教雕塑的許多特點，即犍陀羅藝術風格，並在河西、中原一帶的佛像雕塑產生很大影響。隨著時間的發展，藝術風格亦漸漸與中國藝術融合一起，成為更具特色的藝術風格。

當時的中國西部還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政府嚴禁百姓私自出境。官府拒絕玄奘的申請，約好了的同伴都不去了。玄奘沒有被困難嚇倒，唐太宗貞觀三年（西元629年）開始了他非凡的西行之路。玄奘當年出國是違犯禁令偷偷出去的，後來唐太宗知道了他的全部情況，很佩服他的堅強意志，特派房玄齡去迎接他，長安城百姓和僧尼們也夾道歡迎。玄奘見了唐太宗，介紹了他旅途上的見聞。在以後的十九年中（西元664年），玄奘潛心從事佛經翻譯，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總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講解佛學，法相宗，又稱唯識宗，便是玄奘所創。此外並撰寫《大唐西域記》，這部書記載了包括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及尼泊爾等中亞、南亞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情況、民族源流、物產風俗、宗教信仰、歷史沿革和語言文字。之後陸續被譯成多種文字，成為一部世界名著。

王圓籙，湖北人。早年因逃荒離開家鄉，後來在甘肅的巡防軍當小兵。士卒退伍後，流浪到莫高窟做道士，法名法真。喇嘛念的是西藏經，找他幫忙解釋漢文經典。因為佛窟改建道觀的工程，意外在十六號洞窟，發現大批文物，即後世所謂「敦煌寫本」。

從西方傳入的雜技娛樂，自漢代起，至唐代時大盛。《後漢書》中記載，當時有很多耍魔術雜技的藝人，大多來自於西方諸國。 安帝時「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除了史書中有所記載之外，在漢代石刻畫像中，也豐富地描繪當時的雜技表演；如山東武氏祠石室中宴飲嬉戲的圖像，其中有一人倒豎，足上豎立一小兒騰空飛起，非常生動逼真。

歐美國家在中國茶輸入後，從十七世紀下半葉開始，飲茶的風氣逐漸流行起來，使得茶葉成為清代大宗出口商品。中國茶葉作為一種溫和而無害的興奮飲料，成為歐美人的普遍消費品。英國詩人達提曾在一首詩中熱情地讚美這種飲料時尚：「茶，消散了我的愁苦；它，使歡樂調劑了嚴肅；這飲料給我們帶來了多少幸福；它增加了我們的智慧和愉快的歡呼。」

日本在隋唐兩朝三百年間，多次遣使通聘，以輸入中國當時之政制、法令、佛、文化、經典、美術等文物制度，作為日本改革內政、建立中央統一政權的模範準備，故使節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性質。後日本又派遣久居中國之留學生及學問僧進一步研究吸收中國文化，其中阿倍仲麻呂來華多年（西元 716?770年），歷任唐廷要職，終老於唐；吉備真備攜回唐禮、太衍曆經等，對日廷禮儀及曆法改革，有密切關係。玄宗開元年間，鑑真及其弟子赴日傳入律宗，並對日本佛教藝術、醫學及漢文學的發達有不朽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