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蘭經》經文中可得知伊斯蘭教有六大基本信仰。一、信仰真主阿拉，祂的神聖性是絕對的，獨一無二；二、信仰天使；三、信仰經典，相信它是真主的最後一部經典；四、信仰使者，相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後一位使者；五、信後世，相信死後復活和末日審判；六、信前定，相信宇宙一切人、事、物的發生都是真主安排和事先制定的。接受這六大信仰，就是伊斯蘭教的成員，但要成為一個完整的穆斯林，更要確實遵守五項宗教功課（Ibadat），這是穆斯林必須履行的基本責任。中國通稱五項宗教功課，念、禮、齋、課、朝為五功。「念」功，為五功之首，主要是指唸誦「清真言」或「作證辭」及一切讚頌真主的經文。其中心誠口服地唸誦清真言（al-kalimahal-Tayibah）：「萬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這是最基本的念功。「禮」功，又稱為「拜功」是信仰的支柱，指穆斯林面向麥加克爾白天房誦經、祈禱、跪拜等一套宗教儀式的總稱，它可以分為日禮、聚禮、會拜三類。最為人所知曉的是，每日五次的禮拜，為晨禮（破曉時）、晌禮（正午過後）、晡禮（太陽偏西時）、昏禮（黃昏）、宵禮（入夜），五次禮拜各有其特有的時間和儀式。此外，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禮」（Jumuah），所有穆斯林聚集在一起禮拜，可以彼此相互了解，也可以激發團體意識。「會拜」每年兩次，在開齋節（教曆10月1日）和宰牲節（教曆12月10日）各一次。禮拜是使人完全成為穆斯林的一種訓練課程，令人可想到自己與真主間的約定，感覺真主就在面前。「齋」功，每年伊斯蘭教曆的拉瑪丹（9月）全月齋戒。封齋期間，每天從破曉到黃昏，一般穆斯林不論如何飢餓口渴，完全都不能飲食。透過齋戒，穆斯林可以學會克制慾望，磨練心志，清心寡欲，獲得責任感和忍耐精神，並堅定信仰。「課」功，即繳納定量的課稅。如果穆斯林經濟狀況超過某一定特定水準，必須從他每年現款盈餘提出千分之二十五給一位值得幫助的人，施捨越多，真主給他的報償也越大。穆斯林可以藉此培養犧牲精神，免於自私及過度追求財富。「朝」功，即穆斯林在條件允許下，一生應朝覲麥加一次，如果不行可雇請別人代替朝覲。踏上先知出生之地，是穆斯林一生的夢想，完成朝功的穆斯林可以獲得「哈吉」（hajj）的榮譽稱號。朝覲季開始於伊斯蘭教曆的十月一日，為期70天，在教曆12月朝覲月的8日至12日期間朝覲，稱為「大朝」或「正朝」，其他時間朝覲稱為「小朝」或「副朝」。朝覲儀式：穆斯林先在規定地方受戒，遊轉天房，夜宿米那（效法先知在此休息），進駐阿拉法特平原上做禮拜，在薩法（Safa）和麥爾臥（Marwah）兩山之間來回奔跑七次。保衛伊斯蘭信仰，雖然不是基本教義，但古蘭經和聖訓卻一再強調其重要性。若宣稱信仰伊斯蘭教，則必須保衛伊斯蘭教，「聖戰」（Jihad）是護教的一部份，其意思為盡一己之力而奮鬥。但就教法（Shari’ah）而言，聖戰是指完全以真主之名與壓迫伊斯蘭教的敵人作戰，逃避此責任就是罪人。

《古蘭經》（Kur’an 或Qur’an）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古蘭經是真主給予身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信徒最清楚及偉大的指示，提供了道德上的指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處世。「古蘭」意指應閱讀或背誦的書。穆斯林稱古蘭經時，常在其前面加上敬語，如「神聖的」或「高貴的」；也常用「阿耳吉塔普」（al-Kitab：即經書之意）一詞與古蘭經交互使用。古蘭經，乃是穆罕默德在西元610~632年間傳教的過程，由其口述門徒紀錄並輾轉抄誦而成。這些紀錄零散分布於各個地方，有些寫在羊皮紙上、有些寫在棗椰葉上、駱駝肩部較扁平的皮上或是憑著穆罕默德追隨者的記憶。古蘭經歷經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及第三任哈里發奧斯陸主導才編輯而成。阿布?伯克爾擔心經文散佈於各地，可能日久生誤，便下令整理經文，確保經文完整無訛，爾後命人書寫一部保存，民間收藏部份，一律焚毀，以免造成混淆。在西元650到656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期間（644~656），以古來氏方言為標準，將阿布?伯克爾的抄本，重新整理和統一出《古蘭經》的定本，共抄寫出七部，每部三十巨冊，分別保管於伊斯蘭教七大名城，麥地那、麥加、巴林、葉門、大馬士革...等。現今世界通行的《古蘭經》，是當年奧斯曼定本的複製本。全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兩百餘節，分為麥加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二）和麥地那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一）古蘭經所講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所傳授的啟示，與希伯來聖經及新約聖經部份內容相通，但古蘭經的體裁比較像是古阿拉伯的傳統信仰，經文是採用押韻的散文體，雖不似詩歌般，但比一般散文更便於記憶。長久以來伊斯蘭教世界一直很抗拒將古蘭經由原有的阿拉伯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但一些傳統的規定仍保留著，例如將付印的古蘭經稱為馬沙伊（masahif，單數為mushaf；意即裝訂或卷冊），這個字只能以單數型態出現，印墨與紙張無法完全涵蓋或表達這神聖的字義。至今書商都不會在古蘭經上標示價錢，若有意購買者，詢問價錢的適當用語是：這部經要多少「禮」。能夠記得古蘭經全部經文的人享有很高聲望，了解其全部涵義者稱為哈非斯（hafiz；意指守護者），是榮耀的頭銜。在古蘭經還以口語傳誦及靠記憶的年代，守護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這些內容能夠一句不漏且完整無誤的流傳下去。穆斯林總以敬畏之心來看待古蘭經，所以他們把古蘭經擺在家中一個崇敬又特別的書架上，閱讀時要先經過宗教儀式之後，才取下來閱讀。虔誠的穆斯林總是設法在每一天唸一段古蘭經，這樣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部唸完一遍。不識字者則可以用手指頭順著經文溜一遍，深信藉由這種簡單的虔誠行為可以得到祝福。古蘭經本身就是藝術表達的來源，華麗的古蘭經已成為伊斯蘭藝術的最佳實例，古蘭經中的美術體書法被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建築物到陶藝和金屬容器上，甚至衣服上的圖案，都可見其蹤跡。

台灣第一位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馬雅各畢業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的醫師，1865年6月16日就在府城看西街租得的佈道所行醫傳道，這是『台灣第一』的西醫診所，之後移往打狗的旗後，但已開啟台灣西醫療法之基礎。清末長老教會在各地所開設之醫館共計有： 1.打狗長老教醫館—1865年 2.台灣府舊樓醫館—1868年，新樓醫院前身 3.淡水偕醫館—1880年，馬偕醫院前身。1872年三月九日馬偕博士由加拿大長老教會遣派來台灣宣教，並於1880年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院——「偕醫館」，以醫療傳道之精神。偕醫館設立二十年間，得到當時洋行歷任侍醫之協助，診治民眾病症無數，其中尤以瘧疾為最。 4.大社長老教醫館—1890年，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西式醫療技術使台灣許多治癒者都成為初代信徒。又北部的馬偕博士不是一位正式的醫師，卻專精於拔牙技術，他自稱從1872年至1895年之間，曾經為人拔掉21000顆以上的牙齒。

西從摩洛哥起、穿過北非與中東與阿拉伯半島，東到伊朗邊境，大約有二十個國家。這個區域中大多數人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統一性，政治體制也大不相同。但外界看來，阿拉伯世界就宛如一個整體無異，然而在他們之間，行為、組織、價值觀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阿拉伯人抱怨，表面上雖獲得自由，但他們社會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束縛。部份伊斯蘭統治者仰賴西方支持，自願放棄自然資源或軍事基地的權利，來回報西方，而受西方扶持建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重創，更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對西方於是產生了矛盾複雜的愛惡情感。西方意識型態的根基，是將世界視為世俗的和民主的，並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邏輯。但伊斯蘭意識形態則是以宗教信仰作為核心，穆斯林以伊斯蘭教作為生活總體的表現。當兩股意識型態交會時，有折衝，有妥協，也將有所堅持。「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社會基石。西方通常認為伊斯蘭世界接受民主政治與現代化之後，應該就會像政教分離的西方國家一樣，生活中也會呈現宗教和世俗的差異。然而就穆斯林而言，宗教制度與權力體系與現實的政治結構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模糊的地帶，如果只是奉行片段的伊斯蘭教義就就已不是穆斯林。就西方來看，一些推動世俗化的中東國家，並未完全開放社會，而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言，這些世俗化的半調子國家卻又是伊斯蘭的叛徒，在推動世俗化的過程中，引發不少紛亂。世俗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第一步，然而穆斯林認為國家和社會不過是宗教的體現而已，因此有著法人組織的社會，在穆斯林眼中就成為了非宗教社會，非宗教社會的本質對穆斯林來說是無疑就是異端邪說。當一些穆斯林領袖宣稱伊斯蘭領袖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學說時，嚴然已觸及了西方最珍貴的價值－民主，彷彿對世界傳達一種聲音：伊斯蘭教是只講求獨裁軍事領袖的宗教，徒增對於伊斯蘭負面的宣傳。二十世紀是民主主義擴張的世紀，當全球已經進入所謂的民主第三波時，中東伊斯蘭世界仍停留在傳統獨裁與新式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光譜中徘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雖未臻完美，但此時代似乎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只是當穆斯林國家在接受民主理念或某種自身能控制的民主時，傳統舊結構卻不斷干涉新體制的形成，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運作，因次有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實行民主政治，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部落主義或封建主義。就現狀而言，穆斯林仍無法發現轉換到民主體制而不傷害到既有傳統結構的制度，因為太多的民主，似乎意味著直接跌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伊斯蘭國家對於民主政治上的實踐仍是諸多保留的。

民教衝突愈演愈烈，也和基督教義理儀式與中國儒家禮俗衝突有關。中國人對基督教禁止祭祖一事相當不滿。認為不祭祖者，與禽獸幾無差別。而基督教的平等觀念，也讓士大夫不滿。五倫觀念在中國已根深蒂固，君臣、父子豈能平等，簡直無君無父。此外，男女共同參加祈禱、聽道等聚會，讓講究男女之防的中國人，更是難以接受。民教衝突的爆發，「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誘姦婦女」等謠言的散播常成為導火線。由於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產生了溺殺女嬰和拐賣男童的奇特現象。而天主教多設有育嬰堂，收養貧困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遭遺棄的女嬰。教堂為了多方收養以造公德，會給予送養兒童者金錢補貼，如此卻助長犯罪，拐賣兒童案件層出不窮。而一般鄉民無知迷信，誤以為教會收容嬰兒幼童，是為了挖眼剖心以製作蠱藥害人，因此，一有謠言散佈，立即引起公憤，鄉民相率前往教堂理論鬧事，甚至爆發仇教、打教等激烈流血衝突的 “教案”。

古埃及人的衣料主要是從尼羅河畔旁生長的亞麻紡織而成，一般男性用一條布圍繞腰和臀部，貴族則是穿著打褶的圍裙，象徵太陽的光輝，婦女則穿緊身長袍。 古埃及人喜愛打扮，會用脂粉盒裡的眼圈墨化妝，喜歡用藍色和黑色，不論男女身上配戴項鍊、手鐲、胸飾等裝飾品。富人們一定戴假髮，在祭典時穿上最美麗的服飾，法老會載象徵權力的假鬚。在法老的墓室中還發現涼鞋，木乃伊必須穿上涼鞋，以確定重生的時候可以使用。

現代埃及首都位於尼羅河三角洲頂點的開羅，位於非洲東北角與亞洲的西南角。西與利比亞為鄰，南與蘇丹交界，東臨紅海並與巴勒斯坦接壤，北臨地中海，國土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埃及國土形狀接近方形，尼羅河河岸谷地約20至30公里寬，屬於狹長的耕地，河谷東邊為阿拉伯沙漠(Arabian Desert)，西邊是利比亞沙漠(Libyan Desert)。

由於尼羅河兩岸缺乏良好的建築木材，勞動者通常使用蘆葦、紙草、黏土等河岸邊容易取得的物品燒製成泥磚，建築房屋。貴族及富人多採用茅草、泥磚及灰泥作為主要的建築材料，牆壁上通常繪有壁畫。法老的原意是「大的房屋」，古埃及人的住所不管是國王住的宮殿、貴族的別墅或者平民住的房屋，皆以泥磚建造，神廟、金字塔則由石頭築成，以象徵法老死後「永恆的住所」。

最初，當日本接管台灣，各地發生武裝抗日時，謠傳教徒與日軍勾結，而出現民眾攻擊教會的事件。直到日本控制台灣後，天主教的傳教工作才有所改善。總督府對台灣原有的宗教及基督教，原則上一律不加干涉，因此天主教的傳教工作進展順利。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幾乎與在臺傳教士的祖國－歐洲國家對立，因此總督府對天主教的政策由放任轉為嚴密監控。1939年日本政府頒布「宗教團體法」，將各宗教團體粗分為神道、佛教、基督教三類，以有效控制各宗教團體。1941年日本天主教組成天主公教會，台灣天主教也不得不加入日本天主公教會，成為公教會下的台灣教區，接受日本教會的指揮。後來，在皇民化政策下，台灣天主教在1942年加入「台灣基督教奉公會」。此時期台灣天主教的發展，據1940年教務統計，全臺共有14個堂區，信徒總數9737人。另設有靜修女學校，及高雄與羅厝2處孤兒院。

土地公的信仰由來已久，在很久遠的上古時代，人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與大自然對抗，對於未知的大自然有著敬畏和感謝的心情，一方面害怕山川之神或日月星辰的神明降災禍，另一方面，他們相信掌管土地的神明，可以控制農作物的豐收與歉收。所以為了表示對掌管土地神明的尊敬與感謝，因此祭拜土地神，祈求保佑耕作順利。人們把掌管土地的神明稱為「社」，在商、周時期是以「示」這個字當作「神」字使用，所以「社」這個字拆開來就是「示」和「土」，表示「土地的神」的意思，「社神」也就是中國的土地神。在古代，「社」除了表示土地神，也可用來表示祭祀的場所，祭祀場所會以立石或種樹表示，所以許多土地公廟旁都會種植大樹，甚至田在田裡頭會以石頭代替土地公。每當清明節掃墓的時候，總要先祭拜墓旁邊的「后土」，大家都將「后土」視為土地公。《史記》中記載：「湯以伐夏，祭告后土」，「武王以伐商，祭告后土」，可見夏商周時期，后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國家有何大事都需祭祀告知后土。在其他許多古書中都有提到「后土」一詞，有的認為是人名，有的認為是神名，也有說成是官名，但不管怎麼說，「后土」都是與土地的崇拜或祭祀有關。「后土」既然是掌管土地之神，當人們面臨親人死亡要安葬造墓時，就必須在墓地的旁邊祭拜后土神，除了祈求后土神能允許在土地開工外，也希望后土神能幫忙守護這個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