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學東漸以後，部分知識份子在接觸見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之後，開始大力推廣西學，較為有名的知識份子有馮桂芬、鄭觀應、王韜等人，較為有名的著作有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他們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四部分。政治方面：行使君主立憲制度、開議會。外交方面：維護國家主權、改正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經濟方面：強調發展工商業、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學術教育方面：變通文武科舉考試制度、增設女學、廢除纏足。

1853年，日本在美國培理艦隊壓迫下，被迫打開閉關自守的門戶。由於日本國內對於政治與社會現況的不滿再加上外來的威脅，興起一股「尊王攘夷」的風潮，這股風潮迫使幕府大將軍在1868年將權力交還給15歲的明治天皇，此一政治運動稱為「王政復古」或「大政奉還」，結束了長達265年的德川幕府統治時代。1868年3月，明治天皇率領公卿諸侯祭告天地，宣讀「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共展經綸。三文武百官以至庶人，務使各遂其志。四破除舊日陋習，一切從天地間的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明治維新」從此開始，日本此後就在以天皇為國家精神象徵、五條誓文為改革基本綱領走向西化改革的新政。

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是先有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從何處來，一部份從歐美來，一部份從日本來，然而究其根源，發源地則為英國。發源於英國的立憲思想為何能夠傳佈到全世界，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是18、19世紀最大的殖民帝國，英人所到之處，都逐漸移植這套政治制度在殖民地上，例如北美洲、澳洲。其次，英國是19世紀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成為了世界的典範。

共和時代晚期羅馬國內因爭奪政權和建立軍事獨裁進行內戰，雖然在西元前60年龐培、克蘇拉及凱撒結成所謂的「前三頭聯盟」，但隨後又進入內戰，龐培於西元前48年在法勒沙【Pharsalus】 戰敗而逃往埃及，不久即遭暗殺。此後龐培的繼承人雖仍繼續與凱撒爭鬥，直至西元前45年凱撒的權力已達顛峰。接下來的凱撒著手進行很多頗有成效的改革，奠定往後帝國建立的基礎，但在西元前44年凱撒遭到暗殺身亡，羅馬再度陷入混亂世界。西元前43年與凱撒有密切關係的三人：密友安東尼、騎兵長官雷必達及凱撒的養子屋大維形成後三頭時代，經過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及內戰，屋大維取得最後的勝利。勝利後的屋大維鑑於先前凱撒遭暗殺的前車之鑑，屋大維在集權過程中相當小心，表面上尊重共和，自稱「第一公民【Princeps】，目的在避免「國王」或「獨裁」等令羅馬人厭惡的頭銜。西元前27年屋大維接受元老院所授予的「奧古斯都」【Augustus】（具有神聖、偉大之意）的尊號，集政治、司法、宗教及軍事最高首長等大權於一身，實際上已成為羅馬皇帝。

近代化改革進入新的階段：為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有識之士認知器物改革無法達到自強的目標，思想觀念大為轉變，因而進一步要求制度方面的變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國際地位低落面臨嚴峻的外交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爭相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讓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嚴峻外交危機。龐大的賠款財政負擔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馬關條約的二萬萬兩賠款與贖回遼東代價三千萬兩，再加上向西方各國貸款的利息負擔，使中國須以往後數十年的關稅作為抵押還債之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也阻礙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展。傷害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馬關條約中一條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規定，使西方各國可以依照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一樣援此例辦理。造成西方各國可以就近利用中國的低廉原料與人工，商品又可以免稅納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至此產生二個不同路線，一為支持清廷繼續推動改革、一為推翻清廷進行徹底改造。

在中華民國的行政單元裡，「省」是行政院與縣之間重要的聯繫單位；在權限上，有獨立的人事財政自主權。由民國15年11月公佈的〈省政府組織法〉裡，可以看出省政府的權限，其中第二條規定：「省政府不牴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得依法發布命令。」第三條規定：「省政府對於所屬各機關及縣、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逾越權限，或其他不當情形時，得停止或撤銷之。」可顯見省政府在地方自治法規中，有獨立發布或廢止地方命令的權限。依據〈市組織法〉規定，要升格為院轄市必須要符合：一、首都所在地，。二、人口在100萬以上，三政治經濟文化有特殊情況等三個條件。民國56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而高雄則於民國68年7月1日升格為直轄市。省轄市升格為直轄市後，首長的職權提高、財政自主權也提高，因此是省轄市的夢想。

一、戊戌政變後守舊派推翻所有的新政，僅留下徒具空殼的京師大學堂。維新派勢力受挫，政治氣氛轉趨保守，加深了清廷與民間知識份子的鴻溝。二、戊戌政變時，康有為、梁啟超在外人幫助下脫逃海外，外人甚至進一步關切光緒遭到軟禁的問題，使慈禧太后等守舊派遷怒洋人，在庚子拳亂中處理失當造成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簽訂辛丑合約被迫賠款。三、經過維新派的宣傳鼓吹，各地學會、報紙、學校紛紛成立、民智為之大開，中央的新政雖然失敗，但是講求新學、期待改革的熱潮，並沒有消失，這些知識份子，仍舊在改革或革命的救國道路上，繼續奮鬥前進。

教育是維新人士最重視的問題。籌辦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節制各省學堂，所有書院、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設立高等學糖、郡城設立中等學堂，州縣設立小學堂。鼓勵地方興辦新式學堂，獎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僑開辦華僑學堂。設置各種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定期舉行經濟特科，挑選學生赴東西洋遊學，辦理官報，獎勵著作發明。其中廢除八股取士改試策論此一項目引起極大的爭論。澄清吏治，廣開言路，准士民上書。裁撤閒散衙門冗員提高效率。汰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以及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河道總督。設置京卿學士，期集思廣益。都察院接有條陳事件，立即原封進呈。准藩、皋、道、府專摺奏事，州縣官由督撫呈遞，士民上書，由道府代為進呈。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選派宗室王公遊歷外國。經濟：設立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廣設農會，刊行農報，購買農器，獎勵製造發明，給予專利權，振興工商業。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編制國家預算。下令各省編譯農務書籍。軍事：切實裁兵仿西法練軍，力行保甲制度，改習洋操。變更武舉考試，一律改試槍砲，籌辦武備大學堂。令八旗改習洋槍、洋操，裁減綠營，逐漸實施徵兵制，各省辦理訓練新式軍隊。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後，順利在中國進行通商、傳教。滿清政府不僅無法有效抵抗，甚至屈服順從。由於通商、傳教等問題在中國各地引起相當多的衝突與民怨，形成一股排外風潮，進而激起人民的革命思想。因為滿清政府不能維護國家主權、不能保護國家領土、不能庇護國家人民，因而想要把它推翻，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所謂舊體制，主要是指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倫理關係和價值觀念。這種舊體制下的一切與當時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又無法與之競爭。中國傳統式的農業經濟無法抗拒西方現代式的工商經濟，中國的專制政治也無法抵抗西方的立憲政治，中國的天朝觀念也無法抗拒西方的條約外交、強權外交。僅是將舊體制進行改革，無法應付嚴峻的時代環境。清人以少數民族入關以後，自始自終都一直在防制漢人，透過官制、八旗軍制、禁止通婚等手段以確保滿人本身的統治權。清代中葉以後，無論是白蓮教、天地會、太平天國等內部動亂，其中都包含著漢人與滿人的種族衝突對立情緒在內。清代中葉以後，由於土地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日益嚴重。而鴉片戰爭以後，屢次戰敗的對外賠款，使國家經濟財政每況愈下，再加上西方工商業的入侵，對外貿易的入超，都使中國的財政經濟的負擔日益嚴重惡化，整個國家陷入國困民貧的狀態。清廷在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後，舊士紳階級失去獲取官員地位的機會，而學習西方知識的新知識份子或留學生也不依靠科舉制度。在舊士紳階級、新知識份子二者都失去出路後，清廷政權也失去根本的基礎。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