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當時是全國最大的香料（包括香木和藥物）進口港，也是全國最大的絲織品與瓷器的輸出港。輸出品的大宗─瓷器，因其容易破碎，較適合海運。唐代海運發達，再加上唐代製瓷的技術與品質提升，瓷器遂成為唐代中國的外銷商品。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極度讚揚中國瓷器，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他說：「他們（中國人）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瑩得如同玻璃一樣，儘管是陶碗，但隔著碗可以看到碗裡的水」。這是阿拉伯文獻中關於瓷器的第一次描繪。近年的考古挖掘如東非海岸、埃及開羅附近，西亞地區，以及印尼、泰國等，都有唐代的瓷器遺物，可追尋其貿易蹤跡。

唐時，來到廣州的外商比前朝更多。外人不能居於城內，當時他們多聚居於城南，當地因有蕃坊之名。外人在廣州的人數，從西元八七八年龐勛之亂，外人記載約有十二萬人來看，應當不少。為便於管理，唐朝任用外人當蕃長，負責處理蕃人事務。當時外人之間若發生糾紛，按唐朝法律規定，同國人互爭，以該國法律處理。若異國人之間發生糾紛，則用中國法律處置。蕃坊受當地市舶司和政府管轄。但居民可依其本族的宗教、風俗、習慣生活。僑民可以與漢人通婚，或改用漢姓，學中國語言文字。蕃坊內也建立專供外國子弟就讀的「蕃學」，僑民可應科舉考試甚至做官。

格魯派（?教）始祖宗喀巴去世時，要求兩弟子世世轉生、永揚佛法，此種轉世制度稱為「呼畢勒罕」。形成達賴（蒙古語大海之意，觀世音俗薩化身）與班禪（梵文班智達，大學者之意，無量光佛化身）兩活佛傳承系統。明末（西元1641年），達賴五世與班禪四世派人祕召蒙古和碩特酋長固始汗率兵入藏，使?教獲西藏優勢地位。清朝建立後，西元1652年達賴五世赴北京覲見順治皇帝，獲賜金冊、金印與金銀禮物，成為宗教領袖，而固始汗任政軍領袖，使?教在西藏的「政教合一」統治有了基礎。西元1645年起達賴五世修建拉薩布達拉宮的白宮，作為行政中心。後有人為紀念圓寂的達賴五世再增修紅宮，成為歷代達賴之靈塔和佛堂所在地，此後，歷代達賴喇嘛均以此為駐在之所。今日布達拉宮是世界最高的古宮殿建築，更是西藏歷史與佛教藝術寶庫。另外，歷代班禪以後藏札什倫布寺為駐在所。自清康熙皇帝開始介入西藏管理，封班禪五世，入藏平定新疆蒙古準噶爾軍，冊封七世達賴喇嘛，到乾隆皇帝時正式訂立「噶夏」制度，設立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掌管西藏事務。西元1793年清廷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針對活佛轉世頒發金「本巴」寶瓶一件，以防弊端，即「金平掣簽」制度，此後西藏事務均依此行事。

中國取道廣州去印度的求法佛僧，如義淨於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從廣州出發，乘波斯海舶去天竺取經，回程在南洋滯留十年，遊歷三十幾個國家。往返皆以廣州通海夷道。和他一樣取此路徑求法的僧人，在唐朝可考的有四十多人。

吐蕃衰亡後西藏陷入分裂狀態，但有印度高僧弘法，使西藏佛教形成許多流派，如寧瑪派（紅教）、薩迦派（花教）、噶舉派（白教）等，對西藏未來歷史發展影響深遠。十三世紀，其中薩迦派高僧班智達貢嘎堅贊與蒙古議定歸順事宜，薩迦派取得西藏領導地位，西藏成為元朝的一個行政區域，後來元朝曾在西藏三次清查戶口，並設立十五個驛站以加強交通聯繫。貢嘎堅贊的侄兒是八思巴（西元1235?1280年），其名藏文是聖者之意，十五歲就拜見忽必烈，後被封為國師，因對佛學有深入研究，又精通藏文，為蒙古創制蒙古新字，再封為「大寶法王」，成為元朝政府最高的佛教領袖和總管西藏的行政負責人。西藏喇嘛教也曾隨元朝勢力傳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