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清末)西方勢力進入中國，除了將船堅炮利帶入中國，同時也傳入西方的知識、技術、娛樂、服裝時尚……從沿海城市吹入偏遠內陸。自1843年開埠以來，上海因地利之便，成為當時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在接收西洋的資訊上十分容易。隨著時間發展，當地人由於看到、接觸新事物的機會增加，對於許多非中國的事物習以為常，對洋兒意的接受度漸較其它地區為高。當中國的天足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時，上海的時尚女性拋棄了精巧玲瓏的金蓮，許多天足女子改穿來自西方的舶來品－高跟鞋。在20世紀初時，上海的女子仍被要求纏足；但大約經過10年左右，這種情形已產生很大改變。20年代時，雖然當時女性身上的穿著仍十分中式，但腳上已是足蹬高跟鞋。到30年代，上海女子流行燙著好萊塢的捲髮，西式洋裝也廣為當地女性接受，另外旗袍是另一項女性流行服飾，當時甚至有人穿上3寸高的高跟鞋。而這些情形皆可從當時的畫報等一窺究竟。在民初的一些畫報、雜誌中，看到畫中女子腳上常穿的鞋子是高跟鞋，或許多少可反映出此時高跟鞋成為上海姑娘出席許多場合的重要配件。而在現代社會，大多認為在正式的場合中，女性腳蹬高跟鞋是種美、是禮儀的表現，雖然不確定這種觀念從何產生，但這或許是因在纏足風尚衰退後，原本的傳統弓蓮不復流行，此時西方的高跟鞋又傳入中國，在哈洋的風潮下，使得中國女性開始流行穿高跟鞋，並漸成為美麗、摩登與端莊的象徵，一直流傳到現在。當女性開始習慣穿高跟鞋，並視其為新潮、進步的象徵時，卻忽略了高跟鞋其時對女性的健康是個潛在的殺手，尤其愈高跟的鞋子愈是容易造成傷害，導致背部和膝蓋的病變。然而，當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似乎較重視的是穿上高跟鞋有種搖曳生姿的美，甚至喜愛穿愈高跟的鞋子，即使高跟鞋造成腳部的疲累也樂此不疲，是否可視為是繼三寸金蓮後，對中國女性的另一種束縛呢？

廣州是中國的絲瓷文化和印度洋的香料文化的交會點。在廣州可以嘗到具有阿拉伯風味的椰棗，欣賞來自印度的耶悉茗（茉莉花），使用阿拉伯的乳頭香（樹脂）製作的蠟燭，佩帶印度的真珠，並用沉香、檀香做薰香料，還可塗抹來自阿拉伯的薔薇水和香脂香膏。而來到廣州的外國人，他們可以在這裡品茶、享受中國的烹飪文化，最後，滿載著中國瓷器和綾羅緞匹而歸。

當時的中國還是世界海上貿易的中心。當時海路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往東北亞的航線，二是往南洋、印度洋的航線。東北亞的航線在中唐以後有所轉變，日人不再從朝鮮渡渤海到山東，改由日本南方島嶼橫渡東海至長江口。更多的日本使節與商旅來到江南，使中國東南沿海港口更加興盛。而往南洋、印度洋的航線，此時波斯商人與興起的阿拉伯商人，正活躍於南海、印度洋，往來中國貿易。於是，中國成為世界海上貿易的輻輳點。

吐蕃贊普赤松德贊弘揚佛法，定佛教為政教。到赤祖德贊（又稱赤熱巴巾）時信佛更甚，規定七戶平民供養一個出家僧人，使僧人集團勢力大增，贊普哥哥朗達瑪在舊貴族支持下謀殺贊普奪位。上台後，立刻下令滅佛法並重興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焚經驅僧，引起佛教徒和民眾不滿，朗達瑪又被一位僧人刺殺。其兩子爭奪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內戰擴及整個西藏各地，而平民、奴隸也加入反抗行列，終使吐蕃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走向衰亡。當吐蕃衰亡時，甘肅泰、原、安樂等地回歸唐土，唐宣宗大中五年（西元八五一年）沙州人張譯潮率眾據沙州，趕走吐蕃統治者，建立歸義軍政權，奉表歸順唐朝中央政府。不過，五十年後，唐朝卻也被篡位滅亡。

廣州當時是全國最大的香料（包括香木和藥物）進口港，也是全國最大的絲織品與瓷器的輸出港。輸出品的大宗─瓷器，因其容易破碎，較適合海運。唐代海運發達，再加上唐代製瓷的技術與品質提升，瓷器遂成為唐代中國的外銷商品。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極度讚揚中國瓷器，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他說：「他們（中國人）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瑩得如同玻璃一樣，儘管是陶碗，但隔著碗可以看到碗裡的水」。這是阿拉伯文獻中關於瓷器的第一次描繪。近年的考古挖掘如東非海岸、埃及開羅附近，西亞地區，以及印尼、泰國等，都有唐代的瓷器遺物，可追尋其貿易蹤跡。

懷聖寺于六二七年建造，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寺內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阿拉伯式呼禮塔，即光塔，是當時禮拜用的。唐代光塔面臨珠江，光塔可以為船舶指示照明，還可以指示風向。懷聖寺歷史上曾遭火焚而後重建。它是於清康熙三十四年（西元1695年）再次修建的。全寺占地2966平方米。寺門西南隅為著名的光塔；正面為看月樓；樓後為月台、水房、東西迴廊等；再後為禮拜殿。當年建造懷聖寺的艾比苑葛素歸真後，葬于桂花崗的先賢古墓地。現在每年廣州春秋交易會期間，都會有很多阿拉伯商人此處朝拜，誦讀《古蘭經》。

宗喀巴（西元1357~1419年）生於青海湟中縣，其父是元朝政府派任的「達魯花赤」（地方官）。原名為洛桑札巴，而藏語稱湟中為「宗喀」，「巴」是人的意思。幼年出家，十六歲到西藏求法學經，拜各派高僧為師，為重振佛法，提出改革西藏宗教的看法：如要求僧人遵守戒律，嚴禁娶妻生子、干涉世俗事務，並提出完整的佛學理論。西元1409年宗喀巴召開「火龍年法會」，在拉薩以東達孜縣興建甘丹寺，正式建立格魯派，隨後再建立哲蚌寺和色拉寺，共稱拉薩三大寺，另加上日喀則的札什倫布寺和青海湟中的塔爾寺，人稱格魯派五大寺。此派僧人戴黃色僧帽，所以漢語多稱其為「?教」，其勢力後來居上，成為西藏佛教中最大的教派，宗喀巴被尊為始祖。西元1419年宗喀巴圓寂於甘拉寺，現其遺體靈塔尚存。傳承他的宗教理念的是兩大門徒：一個名叫根敦珠巴，後被封為第一世達賴喇嘛（喇嘛是上師的意思），另一位克珠杰，亦被封為第一世班禪喇嘛。採用的是「呼畢勒罕」轉世相承的方法，漸漸形成兩大活佛系統至今。

吐蕃衰亡後西藏陷入分裂狀態，但有印度高僧弘法，使西藏佛教形成許多流派，如寧瑪派（紅教）、薩迦派（花教）、噶舉派（白教）等，對西藏未來歷史發展影響深遠。十三世紀，其中薩迦派高僧班智達貢嘎堅贊與蒙古議定歸順事宜，薩迦派取得西藏領導地位，西藏成為元朝的一個行政區域，後來元朝曾在西藏三次清查戶口，並設立十五個驛站以加強交通聯繫。貢嘎堅贊的侄兒是八思巴（西元1235?1280年），其名藏文是聖者之意，十五歲就拜見忽必烈，後被封為國師，因對佛學有深入研究，又精通藏文，為蒙古創制蒙古新字，再封為「大寶法王」，成為元朝政府最高的佛教領袖和總管西藏的行政負責人。西藏喇嘛教也曾隨元朝勢力傳入中國。

西藏吐蕃王朝開始派遣使者與中國大唐往來，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贊普棄宗弄瓚，使漢藏兩民族交流融合，留下千古佳話。但後期吐蕃亦曾與中吐大唐兵戎相見，和戰不歇。這些歷史過程皆紀錄在中國正史「舊唐書」、「新唐書」與「資治通鑑」中，使「吐蕃」一詞正式現於文字紀錄中，更使神祕高原雪域的早期情況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雖然，它們不是吐蕃民族自己記載的歷史，恐有中國大唐的地位立場，但無損其價值與重要性。值得稍作了解，以下分述之：（一）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與下，列傳第一百四十六是「吐蕃上」、「吐蕃下」，首先在中國正史中紀錄「吐蕃」與大唐交流和戰歷史。其文章最後贊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強。蠶食鄰國，鷹揚漢疆。乍叛乍服，或弛或張。禮義雖攝，其心豺狼」。（二）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上與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一是「吐蕃上」、「吐蕃下」，再次紀錄吐蕃與大唐相關歷史。對吐蕃早期史事紀錄較舊唐書為多，對吐蕃最後衰亡亦較有記載。其文章最後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其牙，犁其廷而後已。為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三）北宋司馬光編纂之資治通鑑是依年代紀錄歷史發展的編年史，所以吐蕃歷史不會寫在某一篇章中，而是分散在歷代君王各卷裏。其中最早在卷一百九十四唐紀十，太宗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年）出現紀錄，如「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瓚遣使入貢，仍請婚」，但太宗不准。 而在卷一百九十六唐紀十二，太宗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年）紀錄「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禮儀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是十分珍貴的史料。

至於市舶司的職掌，唐代史料很少提及。不過從後世宋朝來看，市舶司主要職責是檢查入港海舶的貨物及徵稅。先由官家收購國家統制的專賣品，包括：香料、藥材及寶貨。其餘貨物為商人所有，可自由販賣。商人如須進入內地販售，須由市舶司發許可證，才可往來國內。此外市舶使還負責外僑的招待與保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