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曾於長安制禮作樂，鑄典章于金石；秦始皇在此建造了建築史上的傑作阿房宮，在驪山修建了規模巨大、埋藏豐富的始皇陵。漢唐時代，這裏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對外交流的中心，溝通東西方文明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賓客雲集的東方大都會。“西有羅馬，東有長安”是當時西安歷史地位的寫照。至今，西安與世界歷史名城雅典、開羅、羅馬齊名，被譽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我們常說唐代是個兼容並蓄的社會，這一點可以在不少出土的駱駝俑及鷹目深鼻的西方人中得到印證，而這也可以看出唐代中西交通應是頗為頻繁，西方人到中國來的必然不少。充分證實了唐代是個「兼容並蓄」社會的事實。另外在人物俑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唐人的穿著打扮，是社會生活史很好的參考材料。當然，對現代的人來說，唐三彩也是不可多得的裝飾品，造型特殊，色彩鮮豔的唐三彩正好可為居家增添一番樂趣。

唐墓中出土的三彩器，器形飽滿渾厚，線條圓潤，紋飾借鑒和吸收了唐代絲綢印染的圖案，花樣繁多，千變萬化，引人注目，令人遐思。

銅錢：唐宋時期，中國銅錢可謂為當時的國際貨幣。正因為如此，銅錢外流的問題嚴重，使政府屢次下令禁錢輸出。 唐建中元年，銀、銅、鐵、奴婢，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宋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明代中期以來，政府收稅、貿易皆以銀錠為主要貨幣。

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陶器的代表名稱，在中國陶藝史上佔著極重要的地位，唐三彩是低溫燒製而成的陶器，彩釉含鉛的成分很高，在加溫後，流動性很大，特別是綠、褐、黃三種釉彩常溶在一起，成為中國陶器史上極為特殊的作品。而唐三彩不僅以其特殊優美的彩色著稱，唐三彩陶器所表現出的形象也是具有高度的藝術水準，尤其是唐三彩馬最能表現唐人雄健的氣質，也表現了馬各種栩栩如生的表情與姿態。

當時的中國西部還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政府嚴禁百姓私自出境。官府拒絕玄奘的申請，約好了的同伴都不去了。玄奘沒有被困難嚇倒，唐太宗貞觀三年（西元629年）開始了他非凡的西行之路。玄奘當年出國是違犯禁令偷偷出去的，後來唐太宗知道了他的全部情況，很佩服他的堅強意志，特派房玄齡去迎接他，長安城百姓和僧尼們也夾道歡迎。玄奘見了唐太宗，介紹了他旅途上的見聞。在以後的十九年中（西元664年），玄奘潛心從事佛經翻譯，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總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講解佛學，法相宗，又稱唯識宗，便是玄奘所創。此外並撰寫《大唐西域記》，這部書記載了包括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及尼泊爾等中亞、南亞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情況、民族源流、物產風俗、宗教信仰、歷史沿革和語言文字。之後陸續被譯成多種文字，成為一部世界名著。

漢武帝對匈奴取得重大勝利後，在河西走廊置四郡、玉門關和陽關。自此，玉門關和陽關分別成為古代中原通往西域以至中亞、歐洲等地北南兩路的重要關口。陽關因為在玉門關之南，故名為陽關，故城今已不存。在南湖鄉西面的古董灘，有大片明顯的版築建築遺址，出土漢、唐遺物較多，故普遍認為此處就是古陽關遺址。遺址北面墩墩山頂的烽燧，保存較完整，被認為是古陽關候望之處，故有「陽關耳目」之稱。

西元前104年，西漢在此置居延都尉府，與肩水都尉府遙相呼應。黑城之名源於蒙語哈日浩特。現存城垣雖經風化，但基本完整，城為長方形，東西434米、南北384米，殘高9米，基厚6米。西北角城牆上建有一座高大的覆缽式佛塔，城內街道分明，建築遺址、破碎的人骨隨處可見。地表還可尋見唐、宋古錢幣。西元1909年，俄國探險家打開黑城外一座佛塔，發現並盜走數千卷宋、夏、金、元四朝時期的書籍、繪畫和佛教經典，其中最珍貴的當屬世所罕見的西夏文獻。這是繼敦煌藏經洞後，中國古文物又一次重大的大發現，也是中國古文物另一次重大的浩劫。

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 年）正月，文成公主與吐魯番王松贊干布合婚。一行人由禮部尚書李道宗護送下，帶著豐厚的嫁妝，除家具器皿、珠寶飾物、綾羅綢緞、藥物、蠶種、榖種外，更有博士文集、歷史編年紀與各類經典三十卷，由青海入藏。 文成公主好佛，除了將佛教帶入藏之外，同時也為青藏高原的人民，帶來了漢唐先進的科技文明。入藏的漢族工匠耐心地向當地人民傳授冶金、農具製造、紡織、建築、製陶、碾米、釀酒、造紙和製墨等技術。而松贊干布不斷「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書疏」，幫助擬寫文書公告。自文成公主下嫁至贊普去世（西元640-650年），唐朝與吐蕃一直維持和平關係。文成公主於永隆元年（西元 680 年）去世，她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藏族人民懷念文成公主，用兩個節日紀念她。一個是藏曆四月十五日「沙喝達瓦節」，即公主到達拉薩的日子；另一個是藏曆十月十五日，相傳是公主誕辰。文成公主對漢藏兩族的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藏族人民崇敬她，不僅在於她對西藏經濟文化的發展貢獻良多，更主要的是她帶去了漢族人民對藏族的友誼和幫助。

史載吉備真備於玄宗開元五年入唐，在長安學經史、名刑、算術、陰陽、曆道、天文……等，窮涉眾藝，回國時帶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一卷。後出任孝謙天皇之侍講，後官至右大臣，以出身卑賤而居高官，為當時少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