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築與西方建築迥然不同，中國人以屋頂為主要的視覺表現中心，埃及人與亞述人注重牆壁，希臘人則重視柱子。中國傳統屋頂結構的基本原則是屬於樑柱系統結構，水平橫樑是以榫接方式插入，或穿過樁柱架在樑上。樑柱接合處以斗拱強化結構，並提升美觀效果。

孔子後人沾其餘蔭，代代與統治者交好，也因身為孔家後代，各類禮法都需十分的注重，以免有辱門風，由於歷朝每年一次的祭孔大典，孔家子孫對於接待帝王將相成了每年例行公事。歷代的嫡系家長被稱為「衍聖公」，除了常需接待客人外，更時常拜訪達官顯貴、王公貴胄，所以有許多的機會接觸到南北名菜；孔府又是千年不衰的世家大族，對於傳統的注重與保存，是不難想像的。魯菜就在這種狀況下被長久的流傳。魯菜，最有歷史的菜系，更是春秋到唐宋之後，中國菜系的兩大派系裡，北派的中流砥柱，在清代的御膳房中，不少的御廚出身山東，而曲阜孔府菜更因為歷代以來皆與皇親國戚往來，所以深深的影響到宮廷菜，清代更是明顯。孔府菜講求精美的食料、卓絕精湛的烹飪技術，充滿書香門第的文人風度、兼有王公貴胄的氣勢。中國菜講求色、香、味、形、器，孔府菜還講究「意」，菜名中帶有各種典故、還突顯出了該菜的重點所在，孔府菜不但滿足口腹之欲，更帶來濃厚的人文氣息。

雲貴高原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地區，光是雲南省人口四千以上的少數民族就有二十五個，這些居住在雲貴高原的少數民族，最少可分類為三族系、六群、三十一族，但此數字僅供參考，實際存在的種族數只多不少，飲食習慣等，更是多不可數，光是主食之一的「粑粑」，就因各族口味不同而各有差異。在此僅介紹雲南地區目前較為人所知的「白、傣、彝、納西」這四族的飲食。白族最為講究飲食，像「砂鍋魚」這道菜就搭配了十數樣配料，墊底燉煮，耗功甚鉅，是過節食才食用的大菜，還有「乳扇」和「雕梅」，也都是做工甚細的白族食品。傣族最有名的菜式以「竹筒飯」、「傣家燒烤」、「蟲菜」為代表，料理法以烤、蒸、炸等類在野外煮食便利的烹調方式為主，食材常常就地取材，最特殊的莫過昆蟲與青苔是常見桌上佳餚，藉此這兩點特色，可以想像到傣族在發展之初的模樣。傣族的主食則以水稻為主，品種多為糯稻，加上居住在亞熱帶氣候地帶，竹跟芭蕉類植物生長繁盛，因此善用這兩種素材烹飪也是其特色之一。彝族多以玉米、小麥、蕎麥、馬鈴薯為主食，若是溪谷地帶則兼種稻，主食以各種粉製餅、粑、糕，特別是用蕎麥製成的餅、粑、糕，風味獨特、味道清香。副食最出名的，就是在不流血的狀態下宰殺牲畜，切成大塊煮熟而食的「坨坨肉」（砣砣肉）。彝族之中有一分支，稱作「撒尼」，他們生產豐富的稻米，所以米製的「餌塊」，就成了雲貴少數民族中罕見的一品，口感強韌有勁，以炒、煮為主要烹調方法。納西族最為有名的就是藥膳、火腿、吹肝。他們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兼營畜牧業，豬、牛肉為主要副食，由於豬隻飼養困難，所以視豬肉為珍脩，若無特殊緣由，往往一年才宰一次豬，故對於豬肉的保存手法相當熟練，以風乾的方式長期保存的火腿、豬肝（即吹肝），加上醃臘肉，就成了他們最為熟悉的豬肉食品，鮮豬肉反而稀罕珍貴。

纏足多由婦女為之，大多是女孩的母親。擇一日子(可能是女孩的生日)，女孩坐在椅上，雙腳用熱水洗淨，置於膝頭，趁腳還溫熱，將大拇指以外的其他四趾，向腳心用力扭折，且在趾間縫邊，灑上明礬粉，使皮膚收斂並防止發炎與化膿，然後縛緊。接著，以八尺至十尺長的裹腳布緊纏，再用針線密密縫合固定，不可過鬆，有經驗的人，會慢慢雙腳併攏，先讓足部習慣這種束縛，之後再慢慢加緊。兩足被捆緊，發熱、發炎、紅腫。故纏足適宜秋季之後，時間可以從數天至兩個月。通常會選在女孩五、六歲時開始纏足，因為腳骨還未長大、長硬，較易收效，目標是將小腳纏成符合「瘦、小、尖、彎、香、軟、正」這七個要訣，在大人軟硬兼施下，小女孩不得不答應，因為大人常以：「不纏足，將來嫁不出去」為威脅。經過試纏、試緊、裹瘦、裹彎、保養幾個步驟始告完成，這樣的纏足過程造成腳骨嚴重變形，令人目不卒睹。

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年)和邁雅(Adolf Meyer，1881-1929年)率先創造了戰後時期令人驚奇的國際風格—玻璃帷幕，沒有飛簷的平面屋頂，四周沒有任何支撐力量的立方磚，以及將裝飾限制在最簡單的水平線條之內等，這種國際風格將在摩天大樓的設計上結合發展。他創造了一種堅硬穩固的量體。他們建造的法古斯(Fagus)鞋廠然而，由於方格單位的利用，在建築元素上他仍維繫了和過去的關係，以及一種對稱的傳統感受。

在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希臘文化中，帕德嫩神廟最能彰顯希臘建築的古典精神，至今它仍俯視著雅典城市以及周圍數里的鄉村。在運用石頭的傳統之外，其建築設計的輪廓大膽而突出，細節精緻。在藝術史發展上，建築師由人類之身心能力加以調節的比例來建造，呈現著絕妙的和協。

哈里發（khali─fah、caliph）意為穆罕默德的繼任者，哈里發除不能宣佈啟示外，但宗教和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哈里發因此成為伊斯蘭政權最高統治者的專門稱號。西元632年穆罕默德歸真之後，由穆斯林公社依次選出阿布?伯克爾（Abu Bakr）、歐麥爾（Umar）、奧斯曼（Uthman）、阿里（Ali）四人作為哈里發，他們掌權長達三十年之久。穆罕默德死後，不願繼續為了進入麥加而繳稅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的起身反抗，麥加貴族也宣稱已有人受神啟，不願服從哈里發阿布?伯克爾的領導，所以阿布?伯克爾兩年任期內（西元632~634）主要是全力平復這些叛亂。第二任哈里發時期之後，便不斷向外擴張，不只鞏固了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地位，並向半島以外更的地區發展，伊斯蘭教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四大哈里發時期」。

1861年，貴州主教胡縛理獲得法國公使所發的“傳教護照”後，乘坐紫呢大轎，肩挂紫帶，頭戴方帽，盛設儀從，前呼後擁，前去拜會貴州巡撫何冠英及提督田興恕。但田興恕本來對洋人就十分不滿，藉口有事不予會見。胡縛理為了此事，很不高興，便向法國公使報告，希望能通過清朝皇帝施加壓力。此項行為激怒了田興恕，便三次派兵查抄教堂，趕走教徒。1861年端午節，貴州人們按傳統習慣，上街 “遊百病”。當百姓經過教堂時，四個教士出來驅趕人群，氣焰十分囂張。田興恕便派人將4名教士綁赴刑場斬首。史稱“貴陽教案”。教案發生後，法國要求懲處田興恕。這使得清廷兩面為難，既希望中外相安，又不想懲處屢屢立下戰功的田興恕。但法國對貴州官府殺害教士的行為無法諒解，堅持清廷嚴懲。最後清廷將田興恕及其幕僚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對貴州教會賠銀一萬兩千兩，並將田興恕所居住的公廨給胡縛理作為天主教堂，才得以結案。

教會威望的低落固然削弱了教會的力量，但真正讓許多人痛心疾首的是教會腐化奢侈的生活，這是許多宗教改革者急欲根除的弊端。在中古時代，教宗的地位超越任何世俗的君主而成為歐洲的共主，累積的權勢與財富等更是驚人，例如︰教會領有的土地約占當時西歐土地的三分之一，除了領主應享的權利外，還向人民徵收「什一稅」等稅捐。中古後期城市興起後，受到商人牟利行為的感染，教廷從教徒手中搜刮錢財的方法更多，他們利用各種方式牟利。安貧、守貞與服從的誓約早已拋諸腦後，許多鄉村教堂裡的教士開設酒店、賭場以增加個人收入，甚至還娶妻生子。不只低階教士如此，更令人痛心的是連教宗都不能堅守誓約，如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有不少情婦，生子女八人，還為他的子女奪取封建領地；又如教宗李奧十世（LeoⅩ，1513-1521）曾利用他的職權，出賣兩千多個高級教職，平均每年可增加約一百多萬金元的收入。面對如此腐敗的教會，許多人急欲改革。「贖罪券」（Indulgence）是教會歛財的方法，也是促使馬丁路德改革的導火線。贖罪券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為了籌措軍費而發賣的物品，後來成為教廷斂財的工具。教徒透過購買贖罪券，來求得自身罪惡的減免，因此，贖罪券與罪罰的赦免有密切的關係。理論上，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但是教會認為他有能力可以為教徒取得一紙減免狀，雖然不能保證能夠赦免全部的罪惡，但是贖罪券可以減免教徒在世上及死後可能遭遇的苦行與懲罰。此外，為了使行為合理化，教會認為賜與罪人贖罪券，贖罪券領受者出於自由意志而「奉獻」給教會的金錢，並不涉及買賣行為的關係。十六世紀初，教宗李奧十世為了解決財務問題，因而擴大規模發行贖罪券。為了鼓勵一般人多買贖罪券，教會人士常過份吹噓贖罪券的好處，一般人普遍流傳這樣的想法︰「金錢投進募捐箱的當兒，從煉獄中就飛出來一個靈魂」，甚至還將贖罪券比作進入天堂的通行證。因為宣傳得力，能夠免除罪惡的說法頗具吸引力，不少民眾爭相購買贖罪券。但已有人對教廷的行為提出強烈質疑，認為此舉根本違背了聖經的說法。雖然有教宗李奧十世正式公布的教令，允許贖罪券的發售，但不少歐洲國家的君主仍禁止在其境內發售贖罪券，許多知識份子也抱持著反對的立場，例如︰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就是針對教廷販售贖罪券的不當而寫的名作。

達摩祖師原是南印度國的三王子，經般若多羅法師的指點，看破名與利，決心拜師潛佛。達摩在南北朝時來到中國傳布佛法，曾入少林寺千聖山一坐九年，即使拿針戳入身，都不為所動，因此聖名遠播。他倡導「面壁坐禪」以定心性，後世追尊為禪宗祖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