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遇恐怖攻擊。從美國波士頓、華盛頓及紐澤西州三地起飛的四架飛機被劫持，其中兩架由波士頓起飛的客機分別在不同時間，以自殺式攻擊撞向世貿中心北座大樓與南座大樓。世貿中心穿了個大洞，爆炸聲連連。紐約市長朱利安尼下令疏散世貿中心附近地區的紐約市民，一小時之後兩座大樓相繼倒塌。 世貿中心遭客機攻擊時，從華盛頓起飛遇劫的客機突然也撞向華盛頓國防部的總部(五角大廈)，造成部分樓面倒塌。而另一架由紐澤西州起飛的客機被挾持後，則墬毀於匹茲堡附近。美國總統布希隨即發表宣言，指出此次的恐怖襲擊乃是美國的『國殤』，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機場全面關閉，來往美加的所有航線一律取消，加強首都華盛頓安全，並疑兇宣戰。911事件是繼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本土首度遭受襲擊，事件發生之初估計罹難者可能高達數萬人，最後經證實，有2823人罹難，1102人失蹤，罹難者當中僅1092人可辨識出身分，造成美國及全球經濟的損失則是難以估計。此次恐怖襲擊的幕後主使者是蓋達組織首腦奧薩瑪˙賓˙拉登所做，據聞賓˙拉登藏匿於阿富汗境內，但阿富汗官方否認此次恐怖襲擊是賓˙拉登所策畫。故美國於10月7日向阿富汗宣戰，塔利班（神學士）政權遭推翻，然而賓˙拉登仍下落不明。美國目前仍未緝獲賓˙拉登，賓˙拉登仍不時以影片或錄音等形式，號召信仰者反抗美國霸權，而美國推估賓˙拉登仍躲匿於阿富汗山區。

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產和飲用，已有一定發展，但北方飲者還不多。及至唐朝中後期，中原和西北少數民族地區，都嗜茶成俗，於是南方茶的生產，隨之空前蓬勃發展了起來。尤其是與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區，茶的生產更是得到了格外發展。茶葉生產和技術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江南茶葉生產，集一時之盛。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斯坦因在今若羌縣的米蘭佛寺遺址上，發現了一些有翼天使的壁畫。壁畫上的人像特徵，類似地中海東部及愛琴海地區的居民，這些佛教藝術很明顯的受到希臘藝術的影響，其交流的管道就是絲綢之路。這種藝術風格的東傳，應該是中亞地區一些熟悉羅馬藝術風格和犍陀羅藝術風格的人才，借助佛教，走絲路東來而將此藝術風格交流。隨著絲路的繁榮與佛教的東傳，犍陀羅藝術經由西域進入河西走廊，再傳入中國。敦煌石窟、雲岡石窟等都受其風格影響。敦煌的莫高窟彩塑，數量眾多，技藝高超，人物繪得相當生動，風格上繼承了西域佛教雕塑的許多特點，即犍陀羅藝術風格，並在河西、中原一帶的佛像雕塑產生很大影響。隨著時間的發展，藝術風格亦漸漸與中國藝術融合一起，成為更具特色的藝術風格。

亨利親王（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是葡萄牙國王約翰一世的三兒子。他從小就崇拜法王路易九世率十字軍東征非洲的事蹟，非常希望能完成聖路易未竟之事業，率軍將伊斯蘭勢力趕出非洲。同時亨利親王相信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有一個富庶的國度（就是今天的幾內亞），他希望能跟這個國家聯絡，將基督教傳入非洲，建立起一個地跨歐非兩洲的葡萄牙王國。基於宣揚基督教的使命，以及發展葡萄牙經濟的目的，亨利親王致力發展航海活動，進行他非洲探險的事業。從1419年開始，亨利親王進行三次遠征非洲的活動，發現了馬德拉群島、維德角群島，到達今天的西非海岸。亨利親王的努力，使得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拓展至西非沿岸，從西非獲得的象牙、黃金與黑奴，增加了葡萄牙的財富，同時也激起了葡萄牙人向外航海貿易的熱潮，為狄亞士、哥倫布、達伽馬與麥哲倫等人的航海成就，奠定良好的基礎。

葛洪（283-363）《抱朴子內篇》一書，著重個人修練成仙的仙道學說，確立道教基本教義中「不死成仙」的理論，該書集結各種仙道方術，提出學仙修道的具體途徑，是對丹鼎派仙道學說的闡揚。陶弘景（456-536）是南朝道教改革集大成者，他所創立的茅山教團，主要流傳於江南各地，對道教方術以醫學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該教派的形成，標示著自葛洪以來江南士族的道教信以神仙道教改造舊天師道團，創立官方化的正信道教的完成。東晉南北朝許多門閥士族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著名的書法家王羲之，即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教信仰更影響到文人的日常生活，如：稽康的《養生論》，于個人內在養生部分：強調減少慾望，保健心靈；外在養生則利用服食丹藥，滋補延年。北朝寇謙之(365-448)在《老君音訟誡經》一書中，猛烈抨擊五斗米道的舊道法，著重奉守道戒，齋醮儀拜等宗教活動，並認為服食丹藥只是次要的輔助作用。著有《靈圖真經》一書。書中刻意造作讖語，以迎合北魏統治者拓拔氏入主中原；道教也因寇謙之的積極經營，終於獲得官方的正式承認與支持。《真靈位顯圖》一書，主要依據上清派道書仙傳，將其中出現七百名神靈的名諱稱號，以圖譜的形式一一列出。該圖譜的繪製，奠定道教裡神仙排序的初步規模，在道教史上影響甚大。

古人常將中國、中州用作中原的同義語。一般認為，古代中原係指黃河中下游，華夏族集中分佈的區域，中心是古豫州。隨著華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華夏文化或周文化的擴展而擴大。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較先進的華夏族自視文明，自稱中國，以別於四夷。一些夏、商時期尚屬夷蠻戎狄的周邊地區，隨著成康之世的分封，華夏文化的傳播，也納入中原文化區。實際上，兩周時期的中原地區除了今河南省外，主要還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的部分地區。考古研究顯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種植水稻。信史時代的商、周，文獻中都有農耕方式的記載，而古籍中也經常提到周代有井田制度。夏商周王朝的稅收來源是廣大的農民，「士農工商，國之四民」一詞，顯現中國對於農民地位的重視。春秋戰國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以及鐵製農具的使用，使得中國的農業更上一層樓。中國農業的進步，促成了糧食與人口的增加。這些都是中國可以形成一個大帝國的條件。漢族始於黃帝時代，歷經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時期逐漸形成，至今已有約5000年（一說4700年）的文明史。漢族的族源以華夏民族為主，而漢族之名則自漢朝開始。漢族為主體的中國長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文化價值，另外兼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佛教源起印度，漢代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興盛；道教則是本土形成的宗教。此外，也有少數漢族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宗教。現在的中國民族是經過多次民族融合冶煉而成，大抵分為幾個時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宋元、明清。隨著戰亂及外患結束，所謂的外族也漸漸地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清朝統治台灣初期，台灣的茶主要來自大陸。漢人在台灣的茶葉種植情形，根據連橫的台灣通史的記載，最早具有成效的是嘉慶年間（西元1796-1820），柯朝從福建省引進茶苗，種茶在今天的瑞芳一帶。道光年間，已經有少部分的茶葉運送到中國大陸的福州（可能是供作藥用），經過政府抽稅之後就可以上市販賣。咸豐、同治年間（西元1850-1874），台灣開放港口與世界各國通商，根據淡水海關的紀錄，同治四年（西元1865）第一次有茶葉出口的正式紀錄（820022公斤）。台灣地區烏龍茶第一次出口，是在清同治四年（西元1865）。當時英國商人杜德，來到台灣從事茶葉的考察，認為台灣的環境適合茶樹的生長。第二年（西元1866），杜德大量進口大陸福建省安溪縣的茶苗，提供茶農栽植，同時貸款給茶農幫助生產，促成茶的產量大增。整個台北附近幾乎都有茶樹的種植。到了同治六年（西元1867），杜德運台茶試銷澳門（葡萄牙人佔領區），成效不錯。他決定在台北艋舺設立精緻茶廠，提昇茶的品質。同治八年（西元1869），杜德將台灣烏龍茶兩千一百多擔，以台灣茶（Formosa Tea）的名義，出口到美國紐約，大受歡迎，打開了台灣茶葉的出口市場。同治十二年（西元1873）烏龍茶滯銷，茶商於是將剩餘的烏龍茶運往大陸製成包種茶出售。直到光緒七年（西元1881）福建同安縣吳福元老先生，來到台灣設包種茶廠（大稻程）接著，安溪縣商人王安定、張占魁先生來台灣合辦「建成號」，從事包種茶葉經營，使包種茶漸漸與烏龍茶齊名。光緒七年（西元1881），包種茶首次出口到南洋。清朝時期，政府積極獎勵茶葉種植，並協助茶葉組織成立、運作。使台灣的茶葉成為出口貿易最重要的商品，變成世界重要的茶產地。根據出口的數量，台灣出產的烏龍茶受到了美國市場的喜愛（幾乎佔全台灣出口的九成以上），包種茶受成為東南亞人的最愛。 以下是台灣茶葉出口的主要地區。（一）中國大陸：上海、天津、漳州、泉州、廣東等地。（二）美國、英國。（三）南洋。 從出口數量來看，主要以烏龍茶為大宗，在光緒十九年時最多，達到了兩億三千多磅。其次是包種茶，以光緒二十年為最大量，達到二百三十萬磅。茶葉輸出的主角是茶商組織。茶商組織叫「茶郊」，根據一八七六年『淡水海關報告』記載：「華人茶行年中召開一次會議，若某茶行被發現摻假，將罰四百元，假貨且與沒收。」在劉銘傳治理台灣時期，為了改進茶葉的產銷，還輔導設立「永和興茶郊」。清朝統治時期的台灣茶有以下特色：（一）茶葉貿易的稅收增加，促使台灣北部區域急速發展，超越中南部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心。（二）為台灣開拓貿易的市場，成為世界重要的茶產地，奠下全球化經濟的規模。（三）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扶養眾多的移民人口，提昇生活水準。（四）開發山坡地種植茶樹，造成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擴大。

除了民國三十八年的首批新台幣外，在民國四十三、四十四年還有另一批直版的新台幣。到了民國五十年，已復業的中央銀行原擬收回紙幣發行權，但是受主客觀環境的影響，仍委託台灣銀行代理發行紙幣。五月一日開始發行新版紙幣，由原來的直式改為橫式。主要圖案則改為「西螺大橋」、「蘇花公路─清水斷崖」、「鵝鸞鼻燈塔」、「孫中山先生肖像」、「蔣中正先生肖像」及「中華民國總統府」等，有落實本土及強調國幣等意涵。而民國五十五年陽明山中山樓落成之後，配合孫中山遺像，亦在伍拾圓紙幣背面繪上「中山樓圖案」，彰顯紀念意義。至於在行政區劃上不隸於台澎地區，如福建省的馬祖、金門地區，則採用在紙鈔上加註地區註記的方式，以示區別。

台灣無線電視的「老三台」官方色彩濃厚，節目未必能符合一般民眾的需求。在1993年有線電視服務合法化之前，早在1970年代中期，基隆?石牌一帶的商人就開始播放一些錄影帶節目，並非法地向民眾售賣一些電子盒子，作為解碼器的用途，使用一個解碼器便可以收看到多達十數個其他電視台的節目，台灣居民稱這種盒子解碼器提供原來三家電視台以外的電視台為「第四台」。初期的「第四台」主要播放台灣鄰近國家和日本NHK電視台的節目，還有播放一些電影院播放的電影，甚至是色情電影。「第四台」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這些節目比原來三家電視台的精采，有些還提供一些更全面的直播性質節目，如體育節目和財經行情。在1990年代中期，台灣「第四台」訂戶估計超過200萬，滲透率達7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