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世紀初，有幾位關係新風格的發展的著名建築師。1919年，葛羅培斯(Gropius)將兩所原本分立的藝術學校和美術工藝學校結合而為包浩斯(Bauhaus)。包浩斯最主要的影響，是率先推動了整合現代設計原則與量產工業的觀念。這是將理性、技術和一次大戰後流行的烏托邦精神相互結合的卓越計畫。1922年以後包浩斯變得越來越具有目的性，追求立方體的儉樸和功能主義。包浩斯於1925年搬到德索(Dessau)，葛羅培斯為它設計的新建築，徹底體現學校各種功能的結合。此一建築為工廠、畫室、教室、展示場、圖書館、辦公室和宿舍的複合體，建築設計以乾淨、精確、無裝飾但引人的方式，將直邊方塊做非對稱的安排。

祿東贊是吐蕃贊普宗弄瓚之大相﹙又稱大論﹚，統理國事，極受信任。唐貞觀十四年（西元六四Ｏ年）受命為贊普入唐請婚，太宗本不允，西藏民間傳說故事中說唐太宗以五難題考驗使者，祿東贊以機智通過測試。太宗曾封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銜，想以琅琊公主外孫妻之，祿東贊以贊普未娶公主，自己不敢先娶拒絕。西元六四一年祿東贊護送文成公主由長安入西藏。西元六四九年棄宗弄瓚去世，祿東贊繼續輔佐其孫為相，其五子欽陵、贊婆等均曾掌握國政。新唐書言其「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為強國。」，可見祿東贊應是一位沉勇有為，擅長機智且頗有能力的人才。

領臺初期，有鑑於日臺人之間語言隔閡，言語不通，不利貫徹殖民地政令，為因應現實需求，遂著手催生語文教育機構。總督府在全臺各要地設立國語傳習所，專門教授臺人學習日語；藉由推動日語，達成同化臺人的第一步。1895年，日人在臺北創設芝山巖學堂，推行日語教育。日人領臺初期，各地民眾群起抗日，臺民以屠殺日人，作為報復手段。1896年元旦，芝山巖事件的爆發，起因於抗日未平、治安未靖，六位日籍教師遭到臺人殺害，國語傳習一度受挫。國語師資的培育，成為總督府推動國語教育，首先需面對的課題。除了硬體設備不足之外，師資的招聘更是當務之急。除大量由日本國內聘請教師來臺任教之外，進而在臺灣本島設立師資培育養成機關。臺灣總督府開辦國語學校後，師範部成為公學校師資聘用的重要來源。總督府制訂獎勵辦法和發佈禁令，積極推動國語常動運動。民間也有附和者，組成同風會及國語同化會等團體。反之，部分臺人教師、學生、官吏及職員，私下仍使用臺語交談，抵制日語推行。甚至連國語家庭亦未必全然使用日語，在家仍使用臺語。要之，臺灣總督府強制普及日語的結果，頂多使臺灣成為『雙語並用』的社會，臺人始終欠缺自發性學習意識。

西元六九七年文武天皇在位時，制定太寶律令，係酌取唐朝之永徽律令、永徽律疏及武后垂拱格與唐禮修正過去舊令，元正天皇時再據此修訂出養老律令。根據學者研究，養老令中有關神祇令、儀制令、喪葬令等，多依唐禮，可見唐文化之影響。

1949-1953年，是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的時期。台灣農業，因戰時遭到破壞，田園荒廢，台灣原有的化學肥料生產停頓，又因海上交通受阻進口困難，戰後農業生產一落千丈，糧食缺乏，加上當時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軍民約200萬人，致使台灣的人口急劇增加，為滿足軍糧民食，必須加速恢復生產，因此，這一時期台灣農業發展即以生產設施的重建及加強增產為其特點。1948年以後，由於來自中國共產黨及內外情勢的壓力，才迫使政府踏出「微溫」的土地改革作為緩和長久以來與農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戰後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政府、舊地主、農民三者具有利害的關係。1949年1月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後，即著手減租政策的準備。同年4月公布「台灣私有耕地租用辦法」，甚至不待「三七五減租條例」的正式立法（1951年始正式立法），從1949年第一期稻作起，就將「三七五減租」政策付諸實施，即將地租的上限規定為收穫物的37.5﹪，以減輕過去佃農沈重的地租負擔，並立法律保護耕作物價格，以謀求佃農之安定。因此，三七五減租實行後，達到的顯著效果是增加農業生產與農民收益、改善佃農生活、耕地地價跌落及佃農購地激增、促進佃農和諧、安定農村社會、奠定實施耕者有其田之基礎。1951年6月，「公有耕地放領政策」與「減租政策」告一段落後，「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付諸實施，主要係利用戰後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耕地，實施佃農的土地放領轉移土地，佃農承購公地之價格訂為該耕地全年正產物總收穫量的二倍半，分十年期償還。公地放領政策的目的是扶植自耕農、改革土地政策、促進土地利用，使農地平均地權的實施更向前邁進一大步，台灣的農地改革獲得初步的成效。

高雄港的氣候，夏天熱而長，冬天冷而短，屬於典型的季風氣候。一年四季氣候溫和，平均溫度大約在攝氏二十四度到三十二度之間，這是因為海洋調節的緣故。每當東北季風來臨，臺灣各地人們都穿著厚重的大衣時，惟獨這裡的人們，還穿著涼快的衣服，悠哉著曬著太陽。所以怕冷的人，不妨就考慮住在這個地方吧！下雨的日子也不多，高雄港的雨期，自五月開始，九月便結束，常常是萬里無雲的晴朗天氣。這種氣候型態，有助於高雄港的發展，因為港區貨物裝卸時，完全不受風雨的影響。

電子業在台灣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而加工出口區的電子製品業在台灣向來佔有重要地位，幾乎涵蓋各項主要產品。三十幾年來，電子業製品的產值占加工區總產值的比重持續提高（如左圖），電子業目前已是加工出口區的主導產業。

瓷器從沿海廣、泉、明三大港外銷。唐代以來，特別是宋元時代，陶瓷便由海上的“陶瓷之路”運銷世界各國。宋代華瓷不但以遍佈整個亞洲和非洲東南沿海，甚至進入了地中海和歐洲，宋瓷碎片就曾在義大利出土。埃及阿尤布蘇丹薩拉丁（西元1172-1193年）素以富有青瓷而名噪一時。歐洲人最初便是通過這位和十字軍常打交道，具有傳奇色彩的蘇丹，而開始知道中國瓷器的，所以青瓷在歐洲被叫作薩拉頓Saladon。所以宋元時期是中國外銷瓷最為旺盛的時期。外銷瓷從南宋到明代中葉處於欣欣向榮的階段，從十二至十五世紀，共延續了四個世紀。北宋以來，中國海舶都用瓷器作為理想的壓艙物，“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無少隙地”（《萍洲可談》卷二）。阿拉伯和印度商人也多到中國收購瓷器。十三世紀時阿曼商人常到蘇門答臘購買瓷器，轉銷各國；南毗商人時羅巴智力干父子便是居住泉州經商華瓷的印度人。青花瓷是以鈷金屬作呈色劑，燒製的白地藍花瓷器。西元1957年浙江龍泉金沙塔出土幾片青花碗殘片，顯示北宋時青花瓷已經出現。元代青花瓷以景德鎮為代表，近代在浙江江山發現元、明青花瓷窯，雲南玉溪在西元1960年也發現元代青花瓷窯。青花瓷在元代大多採用進口鈷料呈色，紋飾繁富，形制巨大，多運銷世界各地。到了明代，青花瓷進入全盛時期，替代龍泉青瓷成為外銷瓷中首屈一指的名牌貨。 明初永樂、宣德所造青花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紋飾精細，以纏枝花卉、瓜果為最多，雲龍、飛禽為次。由於使用進口的鈷料蘇麻離青，發色明艷，料色透入釉骨，永不脫落，釉面多有棕眼，一如桔皮。鄭和下西洋，歷次採購物資中，瓷器是不可或缺的出口貨，其中尤以青花為重。景泰藍是明朝景泰年間聞名於世的一種北京特產「掐絲琺琅器」，這種琺琅器具有“景泰年製”、“大明景奉年製”的款式，清初文獻稱為“景泰御前作坊之琺琅”。“景泰藍”一名見於光緒時的檔案和著述，起初從北京、廣州等地傳開，大約是一個在民間久已沿襲的名稱，景泰指的是景泰年間所製，“藍”即“琅”，是琺琅的連讀。主要成份是石英、瓷土、長石、硼砂、鉛、硝石等，屬硅酸鹽類。鑄器時以細銅絲按照墨樣花紋掐成圖案，粘焊在銅胎上，然後填滿琺琅，經烘燒、磨光、鍍金、所成器物絲細，但有接頭。另一種鏨胎琺琅則在畫樣後，將銅胎花紋外的空白處減鑿，填以琺琅，再烘燒磨鍍，線條粗獷但無接頭。

三國統一後，新羅模倣唐的均田制，依官職的高低授給官僚田，而後進一步實施祿俸制，由國家向人民抽稅，再依官職高低支給租穀，但貴族官僚的反彈，導致王權的衰弱，地方豪族勢力抬頭。政府雖對二十至六十歲的丁男配給一定面積土地（丁田制），但因苛稅而無法擺脫窮困。至於被征服民及叛逆罪犯則被集中到鄉、所、部曲等區域，從事農耕、畜牧、手工業等勞役。

1206年鐵木真被推為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1215年蒙古軍攻佔中都後，廢除中都之名，恢復燕京舊稱，1264年，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改稱中都，府名仍為大興，”燕京”之名從此廢用，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國號”大元”，次年2月改中都為大都，並定國都於此，1279年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大都遂成為統一的中國之首都。金中都城是在唐幽州城、遼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而元大都城則完全拋棄了舊的城基，在一片新拓的土地上建造起一座宏偉的城市。原因之ㄧ是因為中都城經過金末戰亂，宮殿城防遭到嚴重的破壞，1217年又發生大火災，加上中都蓮花河水系水量不足，不能滿足都城日常用水的需要，另選新址是為了找尋新的水源。最後選中了中都的東北郊作為新址，原因有三：1.此區是金朝宮苑太寧宮的舊址，環境優美；2.太寧宮內的瓊華島是中都一帶的”制高點”，在此處建城有”鎮壓”住前朝的用意；3.新城址可用西北山區的水源，與高梁河接通，引水入城，不僅可以滿足宮廷和居民用水，還解決了大都的漕運問題。主持大都設計規劃與施工的是劉秉忠。劉秉忠（1216-1274）在忽必烈取得汗位之前曾向他陳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道理，對忽必烈產生極大的影響。元朝建立後，劉秉忠身居太保，對定國號、立朝儀官制、營建大都城池與宮殿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大都城於1267年正式興建，主要工程分為宮殿、城池、河道三項，初期主要進行宮殿建築，1274年大部分完工，然後修築城垣，1283年基本建成大城。現在，北京還保存幾段大都土城遺蹟，從馬甸到皇亭子一段殘垣是北城牆遺蹟，2003年在此建成”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北京歷史的發展，即使是歷經遼之陪都或是金的首都，其影響都未能涉及長江以南的地區，一直到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此定都，北京才真正成為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這種地位從元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明清，並愈加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