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往來於南海的商船，幾乎為外人所有，且其船大於中國。至唐末，中國的海船則凌駕於外人之上。據《一切經音義》僧人玄應說，唐代有種「蒼舶」海船，長達二十丈，可載六、七百人。另如《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中國船大且堅固，能渡過波斯灣的凶險風浪，而且中國船體龐大，在港口納的稅也比其他國家船舶為多。唐代的造船技術可從考古文物中看出。出土文物證明：唐代造船已採用水密艙的船體結構。這種結構有兩個顯著優點：１˙如果一艙受到損壞，其他艙不致受累被毀，既保證了船隻和貨物的安全，又便於修復壞艙２˙隔艙板橫向支撐船舷板，增強了船體抗禦側向水壓的能力。這個技術比歐洲早九百年，可見唐朝的造船技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西元一九六Ｏ年年在江蘇揚州施橋鎮出土一大一小的木船，皆屬唐代晚期，使用於江面的船隻。小船是用獨根楠木挖成的獨木舟，兩頭上翹，船頭有釘補的木板，是大船的隨行船。大船殘長18.4公尺，最大寬4.3公尺，深1.3公尺。全船分為五個大艙和一些小艙，整個船身是以木榫和鐵釘聯結的，隔艙板及艙板枕木皆與左右船舷銜接。船的結構堅實，製作精細，木板夾縫、空隙都用油灰填塞；木料上的結疤和裂縫處則用小木片修補。

1953年11月，蔣介石總統手書《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書。其中，蔣總統反對文學商業化，痛心左翼勢力操控出版事業，發行赤色刊物，摧毀民族文化。更意味著政府和黨政機關應設立大規模的出版機構，加強出版三民主義等叢書，印製宣揚民族文化的文章，並且表揚不以營利為主的文化事業及私人出版機構。戒嚴時期的文藝政策，壓縮了文藝寫作的方向。二二八事件之後，部份臺籍作家遭到槍決及喪命；得以倖存的作家，為顧全自己的性命，部份文人停止文藝創作。另外，國語運動雷厲風行，文學創作須以中文發表，更加抵銷臺籍文人對創作文學的動力。臺籍作家首先得克服語言文字的障礙，再順從官方的文藝政策，避開政治環境上的忌諱之後，得以繼續從事寫作。鄉土文藝並未因為創作空間的緊縮，以及官方獨尊中國文學的壓力的停止。1950年代，吳濁流、鐘理和、鍾肇政、楊逵等臺灣作家，持續從事鄉土文藝的創作。李梅樹、廖繼春等臺籍畫家，關心的重點及創作素材，也是鄉土景觀及臺灣名勝。將個人對鄉土的關懷，注入創作作品之中，持續反映著臺灣本土的風物、社會還有文化。一系列的作品及醞釀，逐漸帶起鄉土文學風潮。1970年代，文壇內對寫作的方向及路線，出現重大爭議。葉石濤等部份作家認為：文藝作品及創作靈感應以臺灣為中心。余光中、朱西甯等人則撰文抨擊，認為臺籍文人的文藝作品，失去對國家及民族文化的忠誠，不應談論階級，重申堅持反共文藝立場。爾後，官方強調要團結鄉土，由鄉土之愛，擴大為國家及民族之愛，這時，鄉土文學的爭論及批判，宣告終止。

織錦、銅鏡等珍品，透過樂浪等地方間接輸入，或中、日朝貢通聘而影響日本，或仿造，或輸入工匠，對日本文化的發達大有貢獻。百濟王曾獻陶部、畫部、錦部等技藝人，日本書紀稱為「新漢人」，對日本陶器業的發達、帶動日本雕刻、繪畫、織物、刺?等物質文化的進步頗有影響。

從行動電話到個人電腦，從電視機到冰箱，半導體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一輛賓士320轎車，就內含有5000美元（超過新台幣15萬元）的半導體。如果將電話、電腦及一切電子產品看做是人體，那麼只有指甲大小的半導體（也就是晶片），就相當於心臟，少了它，任何電子產品都將無法運作。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又稱TSMC，簡稱台積電），是國內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廠商，於民國七十六年在新竹科學園區成立。設立之初，有鑑於民間產業資金不足，遂由政府出資，並邀集民間業者與荷蘭飛利浦公司共同投資成立。創辦迄今，不僅達到支援本土半導體設計工業的政策，也成為獲利極高的半導體公司；民國九十一年，由於全球的業務量，台積電公司是第一家進入半導體產業前十名的晶圓代工公司，其排名為第九名。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因其貢獻，而被稱為「推動台灣半導體成長」的教父。台積電定位在「製造服務」業，只接受客戶委託「加工」，不具有自己的品牌、產品，也不作產品設計和銷售。目前擁有兩座最先進的十二吋晶圓廠、五座八吋晶圓廠以及一座六吋晶圓廠。廠房遍佈新竹科學園區、台南科學園區、美國華盛頓州、新加坡等地。另外，在半導體產業當中，聯華電子(簡稱聯電)也佔有一席之地。1980年，由經濟部出面找了交通銀行、中央投資、聲寶、東元電機等股東，共同出資成立聯電，並由工研院電子所移轉相關的半導體製造技術。聯電雖是我國第一家民營積體電路公司，但是初期官方的色彩相當濃厚，這種政府間接介入公司經營，是台灣在發展策略性工業時的一個特色。旗下現有兩座12吋晶圓廠，一座為位於台南科學園區，另一座則是位於新加坡。聯電和台積電並稱為晶圓雙雄。

六Ｏ年代中期，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促使美國內地勞力密集產業藉由跨國企業而出走，台灣南部都市近郊農村充斥著過剩勞力，且當地的勞動市場和歐美各國相較，具有如左表的優勢。這些條件對外資形成強大吸引力，故當時投入加工區的產業多以勞力密集產業或裝配加工程度較高者為主。

北美洲的英國軍隊再度對壘上法軍，且攻陷了要塞路易斯堡（Louisburg）。這次的殖民地爭戰的戰火更延伸到了印度，然而在印度的軍事情勢上，兩國幾乎顛倒過來，英國重要的據點馬達拉斯（Madras）被法軍攻佔。

學校的起源究竟是在歷史的哪一個時段發生的？這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人類社會已有幾百萬年的歷史，從原始社會起，人類就會對下一代進行教育，以便把生產知識和技能以及社會規範傳給下一代。但在漫長的原始社會，由於有關生產力的知識、技能、社會規範等都很簡單，所以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設立專門的學校，當然也沒有專門的教師。那時的教育是在兒童與成年人的共同生活和勞動中，通過口耳相傳來進行的，是十分直接而簡單的教育。等到社會有了分工，生產知識趨於複雜，加上有了文字以後，學校的機構便產生了。如果用最廣義的社會教育概念來追溯教育機構的起源，學者根據考古材料推斷，在菲德利島上的原始居民中，未成年的男孩達到一定的年齡（通常為七至九歲），就會與成年人分開居住，並聚集生活在一起，居住在名為「青年之家」的機構中；他們會一同學習基本的生活技能，直到具備長大成人的能力。這是一種學校起源的說法。現在仍存於東南亞的帛琉群島的男子會館（Abai），其功能與「青年之家」相似，男子會館除了是政治議論所外，也是教導年輕帛琉男子木工、打獵、捕魚的教室，這算是一種較非正式的教育方式與場所。

西元1904年~，上海聖約翰大學化學系畢業，抗戰期間擔任福建省財政廳長，西元1945年來台後歷任財政廳長、建設廳長、財政部長、經濟部長、行政院長、副總統等職，人稱『預算制之師』、『新台幣之父』，對台灣財經制度多所貢獻。自民國46至52年，先後出任美援會主任委員、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財政部長、行政院長，全盤性的負責全國經濟建設計畫的策劃。

關於中國纏足的起源有許多說法，大體而言，有商代的妲己、秦始皇時以小腳為選美女的標準之一、齊東昏侯的妃子步步生金蓮等例證。但經過考證後，認為以上的說法主要是提到「小腳」，但出現小腳並不等於纏足（用人工力量造成），只能說明古人有以腳小為美的審美觀而已。目前，大多接受始於五代十國的南唐的說法，因為李後主後宮的窅娘，在金蓮上跳舞時，的確是用布將腳纏緊。但完全用人力扳折腳板、用布纏腳的纏足，出現的年代應該更晚。大體而言，纏足的風氣在北宋才逐漸形成，當時婦女纏足的人數不多，且以妓女為主。到了南宋，人數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至南宋末年時，小腳已成為婦女的通稱；元時人數更多，且出現以不纏足為恥的觀念。纏足真正的普及，基本上是要到明清時代。而這股風潮直到民國20年代左右，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纏足之風才慢慢消退。至於纏足的傳播，首先自宮廷傳出，而為歌妓仿效，之後民間富家閨女也開始流行，最後才為一般民間婦女所接受，而廣為流傳。另外，此一風氣主要由北方傳向南方。至於足部的形狀，則是由大而小、且愈來愈纖小、由直而彎弓。婦女纏足，是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徵意義。雖然纏足並不侷限於上層社會的婦女，但由於在行纏期間無法工作、且需要有人攙扶，故真正有能力為女孩纏足者，甚至達到三寸標準者，基本上是需要一定財富的家庭才能達成。

關中地區水陸交通發達，運輸上的便利不僅促成了長安週邊的商業興盛、經濟繁榮，也為文化發展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水路：渭河平原上有所謂的”長安八川”流貫，包括東邊的滻水、灞水；西邊的灃水、澇水；北邊的渭河、涇河；南邊的潏水、滈水，八川提供長安水利發達的條件、也提供了充足水源。另外，尚有在隋唐時期建成的運河，使南方物資可以快速轉運到長安、洛陽，加強了南北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繫。陸路：唐代時以長安為中心，修築七條放射狀驛道通往西域和江南各地，其中從長安到洛陽的驛道是當時全國陸上交通的軸心，驛道兩旁樹木成蔭，沿途市集櫛比，熱鬧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