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深感朱其昂難以獨立承擔經營重任，於是開局僅半年，1873年5月便進行一次重大改組，納入買辦商人。李鴻章重新委任的總辦和會辦達五人之多，不過主要掌控於唐廷樞（景星）和徐潤。他們二人既是官方代表（總辦和會辦），又是股東代表（商總和商董），兼有「官」、「商」雙重身分。改制後的招商局，正式更名為「輪船招商總局」，一面確立投資人對局務的發言權，大股東並享有經營管理權，但又未脫「官督商辦」的範疇，即在政府督察下，由商人來經營管理。此外，力求詳細註明股東資料，避免洋人借名投資，保障招商局的主權全為中國人所有。唐廷樞是怡和洋行的總買辦，同時是英商輪船公司（公正和北清）的股東兼董事；徐潤則曾任職於寶順洋行。唐、徐二人都出身於洋行買辦，對經營輪船業務具有一定的經驗，而且兩人資金雄厚，在上海商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正是李鴻章借重他們的原因。在唐、徐的主持下，招商集資有了相當的進展。1874年成功地籌集了47.6萬兩資金，其中24萬兩是由徐潤認購，是大股東之一。二人亦大膽地擴大船隊，1874?1876二年內，除接受3艘中國商人委託管理的輪船外，還增購了8艘船隻，並為開展業務，選擇國內外19個重要的商業港口設立分局，作為攬載貨運的據點。唐徐二人吸引投資的能力很快就衰退，直至1879年，招商局的資本僅增到80.06萬兩，並未達成原先設定的100萬兩。雖然憑藉著官方支付高昂的漕糧運費，使1874?1876年總結算仍是獲利，但在撥放股東紅利後，盈餘就耗竭殆盡，擴充設備的主要資金仍舊仰賴向上海錢莊的借貸，然而年息常逾達15％以上，造成沉重的財政負荷。當招商局積欠錢莊高達80萬兩後，危機復起。李鴻章再度援救，積極調撥官款紓困，1875年先從江浙兩省借得21.7萬兩，翌年從直隸省及山東省貸款45萬兩。雖然向政府借款的利息較低，但卻難以拒絕官場的人事請託，而官方介入局務的權力也大為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