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伴隨著近代機制棉紡織工業而來到中國的，是先進國家的生產技術、機器設備與管理模式。中國最早的棉紡織廠，如上海機器織布局、湖北織布官局與華盛紡織總廠等，均是自英國引進世界最先進的棉紡織機器。然而新興的中國棉紡織工業，卻面臨了多項無法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資金不足、政府與人民認識不夠、運輸不便、原料與機器無法配合以及修配制度落後，這使各廠、布製品品質不一，出廠數量不穩定。其次，在能源使用上，多以蒸汽為主要動力，煤的使用量因而大增。然而，中國早期棉紡織工廠多為磚砌木造的二或三層樓房，廠內空間狹小，不適宜作為近代機械化產品的生產環境。因此，建廠初期祝融之禍相當頻繁。第三，在機具操作上，機器自國外引進。民族棉紡織工廠沒有能力培訓自己的技術人員，非但無法熟練地操作機具，對於原料選擇與配置、廠房建築結構、生產部門調度等環節均一無所悉，只能聘請外國技師的支援。過度依賴外國技術及人才的影響下，一旦外國技師去職，便可能發生如1893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廠房付之一炬的憾事，嚴重影響民族棉紡織工業的發展。而跟隨外國技師學習的工人也未經過完整的技術傳授與實習，多是邊看邊做邊學，爾後再以類似手工業作坊授藝予學徒的方式，將技術傳授下去，在操作上經常無法精準化與標準化。第四，在管理制度上，主事者多為官場出身，在近代紡織工業上實屬外行，不僅缺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更不具企業家精神。「重商輕工」的觀念下，使得投資者經常為了牟取較低的成本而使用便宜物料，降低了產品的質量並破壞信用。而官督商辦或官辦的衙門管理方式，將官場腐敗作風與習氣亦帶入企業經營中，導致工廠組織分工不明，部門疊床架屋，冗員浮濫卻無助於生產效率的提升，使得創立以來便一路跛行的近代中國棉紡織工業處境更加艱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