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初期，總督府對士紳及富豪等臺灣社會的中、上階級，採安撫籠絡的綏靖政策，因此，儘管隨著殖民統治體制逐步建立，整體士紳集團喪失許多在清代所享有的共同目標和利益，然而另一方面，在綏靖政策的引誘下，許多士紳及富豪旋與總督府妥協、合作，參與地方行政事務，在殖民政權下扮演新的角色。大部分的舊社會領導階層家族遂得以延續其地方「權力家族」的地位，甚至於更為提高。反映在教育上，早在國語傳習所時代(1896-1898)，總督府即利用地方有力人士協助募集學生，並進一步利用社會領導階層之力成立公學校，並在公學校設立漢文科，延聘地方受敬重的書房教師及學者擔任教席，且積極鼓吹士紳接受新教育，即推動以中、上階層子弟為勸誘對象的教育政策。1904年以降，公學校入學人數已超越書房，顯示這樣的教育政策獲致相當的成果，包括日治時期兩所最主要的精英教育機關國語學校和醫學校之學生，即大多數來自中、上階層家庭。至於留學生由於所需的學費、生活費等相當可觀，若非公費或私人資助留學者，通常都是富豪子弟方能如願以償，日治時期留學生家庭背景實以後者占絕大多數。日治之初，在總督府當局及民間團體臺灣協會的慫恿和協助下，富家望族即有遣送子弟直接接受日本國內教育之傾向，據總督府的調查，自1901年前後起，臺灣上流階級即紛遣子弟留學日本，人數與年俱增。整體而言，雖然日治之初社會領導階層對殖民政權有不同的因應態度，但其後絕大多數對殖民新教育的態度似無甚差異。接受殖民政權者紛紛送子弟就讀島內最高學府或留學日本；抗日、退隱甚至是內渡中國者，亦多未排斥或拒絕子弟接受日本教育。原因在於抗日、退隱或內渡者的後代因旋即接受殖民政權的精英教育，非但足以維持家族原有的社會和經濟地位於不墜，並以之為基礎，躍居殖民政權下社會領導階層的中堅地位，較其上一代更具社會聲望和影響力，並與初即接受殖民政權者的下一代具備相同的發展條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