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殖民統治下臺灣的教育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及充分、公平的教育機會，加上時代潮流的刺激，因此日治時期留學教育呈日漸蓬勃之勢，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更是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成員。就留學地區而言，略可分為日本、中國及歐美等三部分，當時留日因在語言、交通及其他因素等均較為方便，留學生人數遂較其他可觀，影響也最大。留日學生就讀的學校包括小學、中學、職業學校、特殊學校及大專等，大體而言，1918年度以前，留學生以接受初等及中等教育占絕大多數，大專以上的留學生平均占八分之一。該年度開始，大專以上的留學生比例躍升為五分之一。其後，逐年上升，1926年已達三分之一，翌年起，長期占五分之二以上，1934年更高達半數以上，足見臺人對於高等教育的需求與日俱增，也反映出臺灣專科以上的學校有限，加以教育機會未能公平開放，許多優秀學生完成中等教育之後即無法再升學，而在日本則無上述缺失，升學反較容易，故有志升學者競相赴日接受高等教育。關於留學歐美的狀況，1915年周再賜赴美進修神學，是為首位留美學生，此後，留學歐美風氣漸開，終日治全期，留美人數約六十人。留學英、法、德等歐洲各國者約三十人，其中，以習醫者最多，習商業及經濟學者其次，而理工、法政、人文、軍事等科，均有修習者。至於前往中國留學者，最初由於總督府限制頗多，故為數不多。1920年以降，日漸倡成風氣，有志之士多繞道日本，或冒險偷渡而去，但也因此不得其人數與就讀學校之詳，僅知絕大多數留學生集中在廈門、廣州、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或者投身反日民族運動陣營，使總督府當局甚感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