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內部擾攘，亂象紛呈，但其中的關鍵人物大抵不脫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三人。胡汪二人，早在同盟會時期，已屬重要幹部，聲名大著。反之，蔣在護法運動時期（1917-1923年）始露頭角，至北伐期間（1924-1928年），方才有後來居上之勢。孫中山在世期間，三人大致保持了分工合作的關係。胡之職責，主要在內部策劃；汪之職責，主要在對外聯絡；蔣之職責，重在軍事任務。惟自孫1925年溘然長逝，三人關係，即生變化。其焦點，聚於領導權的繼承問題。論資望與黨政實力，胡漢民最有聲勢。然由於「聯俄容共」之故，汪精衛得蘇俄顧問、共產黨人的支持，排胡而去，執掌大權。不意汪、蔣的關係接著日生裂痕，遂爆發了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俄顧問權衡利害關係，決計棄汪聯蔣，汪被迫出國。於是，國民黨內的三位重要元老，廖仲愷早逝，胡漢民失勢，而今汪精衛亦接踵其後倒台。這無疑使後起的蔣介石，有機會獨攬廣東軍政大權。1926年7月，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出師，數月之間，奄有長江流域，聲勢大振。俄國與中共為自身的考量，乃又發動「迎汪倒蔣」，試圖豎立由汪精衛出面領導，且由左派佔優勢的武漢政權。蔣備受壓力，遂與胡漢民結合，實行「清黨」，奠都南京，形成「寧漢分裂」。1927年夏天，武漢政權趨於崩潰，汪精衛進退失據，轉與南京若干軍人合謀，尋求寧漢合一，但條件是蔣介石必須下野。蔣氏下野後，國民政府的北伐一度中挫，且政局陷入混亂。汪又轉為擁蔣復出，期與蔣、胡重修舊好。惟胡不齒汪之出爾反爾，拒與會面。汪胡遂各自出國。1928年，由蔣獨自主持中樞，完成北伐。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後，國民黨內部已因紛爭迭起，黨權沒落，軍權膨脹與分割，致使統一徒具形式。面對這一困境，初期的南京政權，由蔣介石與胡漢民共同主持；汪精衛則淪在野之身，但與地方實力軍人聯合，對南京抗衡。不過，蔣胡二人的歧見，仍漸次浮現。其根本，胡重「黨權」之集中與提高，蔣重「軍權」之集中與提高。中原大戰結束後，蔣擬議召開國民會議與制訂約法。胡則堅決反對，主張「總理遺教」即為訓政時期的根本大法，不必另訂明文法律。兩人的衝突，最終導致了1931年的「湯山事變」，蔣介石竟將胡漢民幽禁。蔣介石幽禁胡漢民之舉，難以見容國人，風波因而四起。再加上九一八事變的刺激，輿論界出現了一片責難聲浪，蔣遂不得不宣告下野，恢復胡的自由。南京的中央政權，則改由胡所支持的孫科，出任行政院長主持。惟1932年爆發了中日一二八戰役，孫窮於應付，汪精衛趁勢代之而起，並與蔣重修舊好，形成新的「汪蔣合作」之局。汪以行政院長身份主持內政、外交，蔣則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主持軍事。胡漢民為在野之身後，曾長期退居香港，創辦《三民主義》月刊，登載抗日、反共、反蔣的言論。不過，胡對蔣固為不滿，仍舊語及：「（蔣）比較任何當時軍人為優」，「只要他不過於獨裁及作越軌行動」，「未始不可擁戴之」。1934年底以降，胡與蔣的關係，似有趨於和緩的可能。1935年底，國民黨精心安排了胡任國民黨中常會主席，蔣副之；汪任中政會主席，蔣副之；蔣任行政院院長兼軍委會委員長。汪胡取其尊，蔣取其實，營造了團結氣氛。不過，胡於1936年5月忽得腦溢血，未幾去世，劃下蔣胡二人恩怨的句點。近於同時，表面仍與蔣介石保持合作的汪精衛，開始浮現了最終決裂的陰影。1938年冬，亦即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汪脫離了蔣，投向日本，後於1944年去世。合而觀之，國民黨由於黨的分裂，造成軍權分割之局。耐人尋味的是，軍權與黨權雖有抵觸，但亦有相需。故1930年南京中央有蔣胡合作，地方有汪與各軍之合，即其一例。這顯示，徒有文事而無武備，勢難取勝；反之，武力亦需由文事鼓吹。國民黨人的「以黨訓政」，就在這樣詭譎的氣氛中，步履蹣跚地曲折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