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之後的中國軍隊，既不抵抗侵蝕中國領土主權的外敵，也罕見保衛國家的主權，反熱衷自行決定誰是「內敵」。即使有中央政府來討論決定誰是「內敵」，那個中央政府也往往遭到軍人所操控。一個軍人集團所操控的中央政府，也常常受到另一個軍人集團的反抗。許多大小軍事領袖的行動，不受最高政治領導人或領導機關的指揮。這個時期的中國沒有統一的軍隊，沒有統一的指揮系統，也沒有統一的軍隊管理系統。這樣一來，各個軍事領袖必須在不同程度上自籌軍餉，於是不得不干涉民政。這是私人軍隊形成的基礎。私人軍隊和私人企業有些相同的地方，軍官主要考慮的事籌餉來養兵；士兵和低級軍官的主要考慮則是以當兵來找一條生路。能幹的軍官好像能幹的企業家一樣，能多找錢使軍隊的糧餉充足裝備精良。中國在清末民初的經濟資源仍然多半來自農業生產，所以土地和農民變成了私人軍隊必須控制、必須爭奪的對象。在許多地方，軍閥還驅使農民種植鴉片，販運毒品，牟取暴利。私人的軍隊也必須控制一個區域中的民政機關，才能從那個區域中取得養兵所需的資源，甚至是兵源的補充。除了來自中國內部的經濟資源外，當時許多軍閥透過與外國的聯繫，充分地利用自身領地裡的某些特權來與外人進行利益上的交換，例如鐵路的經營權、礦產的開採權等，來換取經營自身軍隊所需要的資金與武器等資源。在貧窮的狀態下，能取得的養兵資源並不多，但相對地，貧窮卻可以帶來某些程度上士兵來源的補給。這些私人軍隊能做到糧餉、裝備、服裝等部分，但卻沒有能力給予士兵更好地醫療、教育或是文化生活，更沒有餘力照顧軍人退伍後的生活，這樣的軍隊本身對國家軍隊的現代化則是無益有損。而這樣的情況正是中國在民初軍閥政治的特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