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是另一位反對中醫的代表人物，他是史學大師，也是一位近代中國的典型知識份子—心直口快、有話直說。1934年8月5日，他在《大公報》言論欄目「星期論文」上發表一篇評論《所謂國醫》一文，內容大致為：「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裏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裏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彷彿根本有問題？」在整段話中，傅斯年把中醫、西醫的論爭歸咎於教育的失敗，而教育在他定義中，當然是指現代化的西方教育，也就是以現代科學為基準的教育。在他看來，這種教育才代表了正確的方向，也才是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唯一途徑。而中醫是不能相信的，這不僅是個「技術的問題」，而且是個「文化的問題」，甚至是「國格的問題」。中醫在他眼中是和近代衰弱的中國文化牽扯在一起的，而且全然是迷信的、愚昧的巫術、騙術，是無稽之談和裝神弄鬼的固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