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1562-1633)，上海人，非常景仰利瑪竇。1603年在南京研究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後，受洗為基督徒。對於基督教義理，徐光啟也試圖用中國傳統的倫理加以補充，希望基督教能對中國有所匡救。1605年，他與利瑪竇開始合譯《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啟對西方科學始終興趣濃厚，接連翻譯了許多著作。1629年﹙崇禎2年﹚發生日食，欽天監推算又失準，而光啟推算應驗。於是皇帝明令由徐光啟修曆。他是明末著名的科學家，第一個把歐洲先進的科學知識，特別是天文學知識介紹到中國，可謂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者。李之藻(1565-1630)，浙江仁和人，受洗的聖名為「良」，他向利瑪竇學習天文、地理、數學等新知，並與之合譯《渾蓋通憲圖說》。李之藻非常強調經世致用之學，認為西方的宗教和科技都可補充儒學的不足。因此重視西方所傳進來的自然科學，以及基督教義理等。1613年(萬曆41年)，擔任南京太僕寺少卿，上書請朝廷翻譯西洋曆法等書，並請朝廷全面輸入西學，不要只限於曆法。1613年(萬曆41年)，他與利瑪竇合作編譯《同文算指》，是中國翻譯西方數學的最早著作，在數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他所翻譯的《明理探》一書是西洋哲學的最早中譯本。他還曾協助徐光啟修訂《大統曆》，並編撰《崇禎曆書》。楊廷筠(1557-1627)，浙江仁和人。與李之藻、徐光啟不同，楊廷筠對西方的新知瞭解不多，但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瞭解很深，精通易經和章句之學。他原本對佛教有很大的興趣，但卻於1609年(萬曆37年)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成為基督徒，聖名為彌額爾(Michael)，號彌格子，信仰相當虔誠。信教後，楊廷筠受到艾儒略(Juliano Aleni)神父的影響，在地方舉辦各項公益事務，較重要的是興仁會。他招集鄉紳，把每月的所得用來發放衣食醫藥。1616年(萬曆44年)發生南京教難，朝廷頒布禁教，楊廷筠還讓教士至家中避難，並著有《聖水紀言》來替基督教辯白，並藉此傳教。

哈里發（khali─fah、caliph）意為穆罕默德的繼任者，哈里發除不能宣佈啟示外，但宗教和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哈里發因此成為伊斯蘭政權最高統治者的專門稱號。西元632年穆罕默德歸真之後，由穆斯林公社依次選出阿布?伯克爾（Abu Bakr）、歐麥爾（Umar）、奧斯曼（Uthman）、阿里（Ali）四人作為哈里發，他們掌權長達三十年之久。穆罕默德死後，不願繼續為了進入麥加而繳稅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的起身反抗，麥加貴族也宣稱已有人受神啟，不願服從哈里發阿布?伯克爾的領導，所以阿布?伯克爾兩年任期內（西元632~634）主要是全力平復這些叛亂。第二任哈里發時期之後，便不斷向外擴張，不只鞏固了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地位，並向半島以外更的地區發展，伊斯蘭教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四大哈里發時期」。

日本領有台灣之初，大藏大臣松方正義即云：「既取得台灣，應以利用厚生的原則開拓之，先設置授與紙幣之發行的特殊之銀行；以便幫助新領土之財政，並謀經濟之發達。」但是由於台灣局勢未穩，所以並未立即創立此融通工商業及公共事業之資金；二、開發台灣富源；三、擴展營業範圍至南中國地區及南洋諸島，以為其商業貿易之金融調和機關；四、疏通台灣金融，使不受高利貸之苦，使台經濟獨立；五、勸誘日本人至台投資；六、整理幣制。然而，由於規定需要五百萬圓以上資本額方能設立，在日本政府沒有出資計畫的輔助下，未能即刻達成集資的要求。加上甲午戰後日本內閣更換頻繁，戰後經濟情況不佳，復以台灣仍有「土匪」騷亂、社會不安，所以拖延兩年多才正式設立。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日，開始施行由日本第十三屆帝國會議通過之〈台灣銀行補助法〉，在日本政府承購台銀股份，以及多種優惠條件支持下。同年六月，台灣銀行正式成立。種銀行；而是由日本內地之「大阪中立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來台設立辦事處、分行，以處理金融相關業務。由於業務不佳，未能達成吸收台灣資金的目的，復以台灣貨幣紊亂，阻礙對新領土的經營、統治及吸引日本工商業投資等目標的實現，乃轉而計畫設立具有台灣「中央銀行」性質的「台灣銀行」。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日本政府第十屆帝國會議通過「台灣銀行法」，其中規定台灣銀行的業務範圍為：一、

明治維新有成之後，日本國內為配合國際貨幣體系，改採金本位制；乃定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其〈貨幣法〉，為配合其〈貨幣法〉的施行，遂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再度舉行貨幣會議，經參酌臺灣的實際情形，乃決定其改革臺灣幣制的基本方針：「〈貨幣法〉之施行於臺灣，不以明文規定；臺灣之主要通貨，以鑿印之一圓銀幣充之，並按時價（即金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島內之一般公私交易上；原來允許使用於繳納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私人鑿印粗銀，今後禁止使用。」日人在臺灣實施「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固屬一項精心的設計，雖然尚未能將臺灣所流通的貨幣，立即完全納入日本的貨幣體制內，但是，其欲藉此而增強日本貨幣在臺灣的流通勢力，以逐漸驅逐與取代原先所流通的雜亂貨幣。由於殖民政府未能積極收換新幣，於民間使用上又未能禁絕使用舊幣，所以造成鑿印銀幣運行效果不佳的情況。最後不得不停止銀幣鑿印，改為所有銀幣均按「時價」無限制流通。日本的鑿印及未鑿印銀幣都按「時價」流通時，舊有的各種貨幣亦都繼續在民間使用，且仍有外國銀幣、乃至粗銀輸入。等到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總督府即以法令規定，對進口粗銀課稅百分之五，並禁止「歹錢」（私鑄之劣質銅幣）輸入，自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繼至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更規定「折合日本貨幣（按係指其金幣而言）達三圓以上之外國輔幣（按此當包括清鑄銅錢在內），禁止輸入。」自同年六月一日起實施。此兩項規定，是日人採漸進方針，對臺灣進行進一步幣制改革的準備行動。另外，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銀行正式成立，並發行「銀?」，並對於之後臺灣幣制整頓發揮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的製腦技術據傳是來自朝鮮，而後由九州的薩摩藩製造，漸漸的又傳到四國一帶，使得九州與四國成為日本樟腦最大產區，長崎成為最主要出口港。日本與台灣是世界樟腦的主要產區，清代台灣樟腦貿易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便是日本。日本領台後日本的樟腦業自然如虎添翼，總督府更是相當重視樟腦事務。然而，日治初期台灣樟腦的產銷，外商仍為主要勢力，一直要到總督府推行樟腦專賣政策後，才開始轉變。台灣總督府在收回專賣權的過程上，主要實施對象為粗製樟腦，並以賠償金減少對腦戶所造成的影響。總督府並實施公開招標方式，以減少外商的反對專賣，並利用外商在國際市場的優勢，拓展海外市場。最重要的是，總督府以核准的權力，大量引進日本資金和企業，進而使台灣製腦株式會社負責製造，三井株式會社負責銷售，進而掌控樟腦的專賣。

由於，日本在上一階段對台灣所實施的幣制改革，採行「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既衍生釵h相當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由貨幣投機所引發的弊端為甚，迫使日本不得不進行幣制再改革。而日台之間及台灣對外貿易的需要，加上日本「站在開發南方與擴張南進政策之立場」，即考慮其末來向中國南部及南洋地區的侵略，將以台灣為基地或跳板，亦有需要將台灣的幣制加以再改革。乃於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七月一日起，修改法令，規定台灣銀行開始發行「金券」，由是日本對台灣幣制的進一步改革，即告展開，邁向施行與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度，同時，也就進入其對台灣幣制改革的完成階段；經過五年半的時間，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宣統元年）底，台灣原有的各種雜亂貨幣，以及台灣銀行在先前所發行的「銀券」，都整理與兌換完畢，台灣的幣制改革即告完成。此距日軍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開始登陸的時問，已歷時超過十四年半，不可謂不長。台灣自漢民族大量移入後，歷經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之統治，明鄭時期及入清以後的經營，嗣有咸豐年間的開港，繼之遂為日本人所領有，在各不同的時期，俱有新增的貨幣，故在日本人進行整理與改革以前所流通的貨幣，常是極為複雜與混亂，迨至本階段結束時，乃已初步建立可與其時世界潮流相契合的現代貨幣體制。同時，先前的貨幣雜亂現象，大致上宣告終止。惟在實際上，仍有一部分銀幣於有限的範圍或地區內流通，並又經過約計九年的時間，直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時在1918-1919（大正、民國七、八年）間，由於世界銀價空前暴漲，於是銀幣多被熔化，而後方告絕跡。

樟腦經加工可為賽璐珞Celluloid，為當時世界上重要的工業原料。Celluloid 為1869年，美國人John Wesley Hyatt 所發明，其外型如象牙，原料為精製樟腦和纖維素，其獲利為原來樟腦價格的三倍。Celluloid的形狀有棒狀、管狀和片狀等各種外型，在民生用品上可製作人造絲、梳子、玩具，在化學工業上可製作硝酸、硫酸、火藥，還可以作為染料、塗料等用品。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是安全玻璃的原料，在汽車、飛機上皆可利用，用途可說是十分廣泛。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大刀闊斧從事財政金融建設，同年十月六日公佈「中央銀行條例」明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並在上海正式成立總行，肩負起當時統一幣制、統一國庫及調節金融之責任；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又成立中央信託局，負責購料、信託、儲蓄、保險、易貨儲運等業務，其中購料業務中即包含籌辦設廠自行印製鈔券事宜。 對日抗戰前及抗戰初期，中、中、交、農四家銀行所發行之法幣仍全數委由國外印製，迨至二十九年夏，因中國海岸線幾全部遭日軍封鎖，國民黨政府當局為免鈔券供應中斷起見，乃在重慶籌購鈔紙、油墨，準備鈔券印版事宜。三十年二月一日籌備完成，於中央信託局成立「印製鈔券事務處」（旋改稱為印製處），資本額為五百萬元法幣，同時接收財政部重慶印刷局（位於重慶棗子嵐埡），改稱為「重慶印刷廠」，本廠自是日起正式創立。大陸時期之組織可概分為重慶時期與上海時期二階段，前者自三十年二月至三十四年底，後者自三十五年元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在區域上則涵蓋北平、上海等地，而組織上多為接管（收）或收購當地現存印刷（造紙）工廠後投入生產。惜因時隔久遠，相關文件資料多已佚失，僅能以簡述方式行之。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本廠總管理處正式遷台辦公，在民國四十三年四與台北廠合併改稱為「中央印製廠」。民國五十年六月中央銀行復業，同年九月奉命接收台灣銀行大理街印刷所，改稱本廠萬華廠，印鈔工作方始統一全部交由本廠印製。同時，早在民國四十一年春，為防範空襲及維護安全起見，曾分期疏建廠房於新店青潭。民國四十七年成立青潭辦事處，迄至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葛樂禮」颱風之後，因三重舊廠歷經災患，且廠房四周已被市廛包圍，無法擴建，不堪重任，遂將經營十數年之三重廠址所有機器設備人員，陸續分批遷移青潭，於五十三年五月執行完成。嗣為提高生產品質，加速本廠生產設備現代化，續於五十二年八月購妥新店鎮安坑土地，開始籌建安康新廠。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一日設總廠及安康廠於台北縣新店鎮二城路三十號（即現址新店市安康路三段二三五號），青潭原址（即現新店市北宜路二段二００號）設為青潭廠，原設之萬華廠併於青潭廠。 本廠遷台初期因業務清淡，全廠人員最多時亦僅約五百人，俟接管總統府印鑄工廠及台灣銀行印刷所後，人數增為九百餘人，其後青潭、安康兩廠陸續成立，進而突破千人。至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因鈔券委印量大幅增加，全廠員工達到最高峰之一四五六人（當年度預算員額為一四七七人）。此後本廠為配合行政革新組織員額精簡計畫，人數乃逐年遞減至目前之一一四一人（截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以上資料摘自中央印製廠官方網頁：本網簡介http://www.cepp.gov.tw/cweb/cepwpart2/cepwpart2.htm

樟腦依蒸餾程度不同，可分為五大類：在山林中將樟樹碎片進行初步蒸餾即為粗製樟腦，再提煉可成再製樟腦、改良乙種樟腦、甲種樟腦、精製樟腦，精製樟腦除為賽璐琭的重要原料，亦為重要的醫藥原料。

除了之前看過的日治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銀?、金?外，隨著日本在台統治的逐漸穩定與持續經濟發展，為因應不斷上升貨幣需求，台灣銀行乃陸續發行新版紙幣。以下將透過圖片的說明，讓我們實際觀察日治時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貨幣面額、形制的演變。1914年（大正三年、民國三年）3月3日起，台灣銀行發行「大正改造?」，改直式版面為橫式版面。正面採用「台灣神社」圖案，背面則為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圖案。雖然圖案或有變化，但這兩個主題一直為日治時期台灣銀行發行的銀行?所採用。面值為壹圓、五圓、拾圓、五拾圓四種。到了昭和年間，由於印刷和製紙技術的進步，以及為了防止偽造、變造，於是設計新款式的紙鈔。從1933年（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起，陸續發行台灣銀行（昭和）甲?壹圓、五圓、拾圓及百圓?四種。1942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台灣銀行?刷色變更，稱為「乙?」，面值有壹圓?、五圓?、拾圓?三種。其中五圓?、拾圓?的背面增加「飛鳥」圖案。1943年（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由於戰事的影響，原由「大日本帝國印刷局」製造的紙幣，改由台灣就地取材，自行印製，稱為「現地刷」版，由於採用甘蔗纖維紙（日本文獻載為香蕉纖維紙）平版印刷，因此較為粗劣，面值為拾圓、百圓?兩種。1944年（昭和十九年、民國三十三年），為了因應戰爭所造成的物資欠缺、通貨膨脹問題，台灣銀行擬發行千圓?，以調整台灣金融，並完成設計、試印作業。次年需要時，因受戰爭影響，已無能力印製。改由空運「日本銀行兌換?千圓?」以應急，為供識別，在鈔票背面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總行總經理）的紅色印章。除了紙幣之外，為了輔助紙幣流通，便利小額交易，還有機製幣（俗稱輔幣、硬幣）的鑄造、發行，日治時期在台流通的機製幣與日本本土流通的機製幣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