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朝貢事務是由禮部負責。西北邊疆事務包括俄國事務，是由禮藩部負責。自東南海上來的國家，有關事務是由兩廣總督負責。英法聯軍後，因為外人要求公使駐京，使中國對於國際間外交事務運作有了進一步認識。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現代形式的官方外交機構，此一機關後來演變成為洋務的總匯，商務與教務也同歸於此機關辦理，並在上海、天津分別設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和海關總務稅司籌辦相關事務。又光緒三年首次設立駐英大使，由郭嵩燾擔任，後又陸續於美日俄德法等國設立。1861年恭親王奕訢派李泰國為總稅務司，此後各口岸掌海關者多為外人，以英人為最多。1863年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從此任職總稅務司四十餘年，在他掌理下，1875年中國各海關有英國人252名，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員有156名。中國的近代海關行政在外人的掌理下，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此外，1868年清廷聘請已經退休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訪問西方各國。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由於人才不足，而向外國借用人才的例子。自強運動最需要的人才為翻譯、機械製造和輪船駕駛。由於中外事務交涉起初都是用教士為翻譯，頗為不便。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又分別設立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培養外語人才和翻譯西書，藉以加強對西學的認識。同治四年成立的江南製造局，因其附設譯書局大量翻譯西書的結果，清人又有更多的管道認識西方。除了自辦學堂培養人才外，清廷也開始派遣學生前往西方各國留學，學習各種知識技術。自強運動的首要重點為建立國防工業，其中主要可分為兵工廠、造船廠、紡織廠、煉鋼廠四類。在這段時期，分別建立了江南機械製造局、天津機械製造局、漢陽兵工廠、福州造船廠、上海機械織布局、廣東織布局等。為中國近代化的工業奠定初步的基礎。由於清廷體認到海防的重要性，開始建立新式海軍。光緒十一年正式成立海軍衙門，李鴻章負責進行北洋海防的軍務籌辦，先後成立天津武備學堂、威海衛劉公島水師學堂、旅順船塢。並陸續購買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軍艦，建立北洋艦隊。交通建設為建立國防、發展工商業的基礎。當時所注意的為輪船、鐵路、電線建設。這段時期分別成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還有部分地區的鐵路建設、電線建設。以及基隆煤礦、漠河金礦、大治鐵礦、唐山煤礦的開採。除了中國人本身的努力外，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民間的努力宣傳介紹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英美傳教士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尤其是外人林樂知所編輯的「萬國公報」週刊，詳細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對於往後中國改革運動的發展，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傳統的阿美族社會是母系社會，舉凡家裡的大小事情均由女主人作決定。部落性的政治活動或捕魚、建築才是男子的工作。女子的強勢作風與男子的溫順性格在阿美族的家庭裡比比皆是。阿美族的男子也樂見家裡有一位女強人。阿美族的社會多採群居。傳統的阿美族社會，是著名的母系社會，女人在族裡的地位崇高，享有財產家屋的繼承權，在婚姻的關係中，也由女方採取主動追求的角色，一般在豐年祭上，透過歌舞，由女方向意中人傳達情意。阿美族婚姻採用招贅制度，女子不但在社會組織中舉足輕重，也有自己的守護神－月亮，阿美族女子祭拜月亮，祈求受孕，所生的子女都跟著母親氏族，因此形成早期阿美族社會「重女輕男」的觀念。除了子女從母姓外，財產以及特殊的祭祀權也都是母女相承的，但近年來，隨著工商社會的變遷，這項傳統也逐漸的瓦解。早期，阿美族的男子入贅於女方家，在婚姻上有服役婚的觀念，也就是要為女方義務工作幾個月或一、二年。在阿美人的想法裡，入贅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男子可以藉此機會改善女方家的生活。對於追求兩性平等的今日，相信會獲得釵h女子的青睞。然而今日阿美人的社會也日漸受到漢人的影響，入贅婚比較少見。家裡的經濟權也漸漸轉移到男子身上，母系社會的特質已漸漸淡化。阿美族社會的另一個特徵是嚴密的年齡階級組織。男子在十三、四歲時，必須進入集會所接受成為一個男人的訓練。以二至五歲為一個階級，同一階級的男孩一起學習、生活，並住宿於集會所。在集會所裡，同一個階級的同伴一起工作，遇有獎勵或處罰也是以一個階級為單位。無形中更緊扣了同年齡階級的每一個男子，而這樣的關係是一生一世，直到離開人世為止。因此，縱然會所制度已經消失，但每年的豐年祭活動，依然遵守傳統年齡階級的規範在運作，使傳統的生活、歌舞的訓練得以延續。也因為有這麼嚴密又親近的年齡階級組織，讓阿美族人在都市裡仍然保有集體工作的習性，甚至在台北縣的汐止成立了一個以阿美人為主的「三光社區」，大家彼此互相照顧、扶持，這全是拜年齡階級之賜。

魏源字默深。鴉片戰爭期間，曾擔任兩江總督的幕僚，發覺中國之所以失敗，固然由於西洋人之船堅砲利，而當局對外界之缺乏認識，以及內部軍事、政治的腐敗，為主要原因。今後革新自強之道，唯有從社會人心方面著手，乃著「盛武記」一書，歷敘清初歷史推求盛衰之理。後來根據「四洲志」及歷代史志輿地書籍，加上外人紀錄，撰成「海國圖志」。此書內容包括四部分：一為記載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和最近情形。二為敘述鑄造和使用西洋大砲的方法。三為敘述製造西洋輪船、水雷和實用工業技術。四為整理當時朝野和魏源本人應付西洋各國的策略。魏源不僅主張要學習西洋物質文明，更要從國民心理方面做文化之根本改革。他於序言上說明編書之動機：「為以夷以攻夷而作，為以夷以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國圖志所透露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在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所產生的第一部改革方案，也為中國在面對西方挑戰下所引起的第一次有力反應。他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後來成為自強運動的指導方針，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端的清代知識份子。

排灣族有嚴格的階級制度，分為貴、賤兩大階級，即貴族地主與平民佃農，身分世襲。階級制度為世代所承襲，排灣族是個兩性平等的社會，採長嗣繼承。也就是說，只要你是家裡的第一個小孩，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繼承家族的財產、權利，因此許多部落出現了女性的頭目掌理部落的決策事宜。其餘的兄弟姊妹則於結婚後搬出本家，另立家屋、家名。在北部的排灣族還有介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士」的階級。平民是勞動階層，是社會的主體。平民在貴族的領地耕種、狩獵，要繳納各種租稅給貴族，如山林稅、狩獵稅、土地稅、水源稅等。平時要服從貴族的命令並接受貴族的差遣。貴族在政治、經濟上擁有相當的特權。部落中的土地及其附屬物、耕地、獵場、河流都是貴族所有。貴族是勞心階層，同時也是部落中的管理階層；不論公私，有權命令、調派平民。平時對平民要善盡扶助之責。遇有糾紛要協助仲裁。此外，也只有貴族才能享有裝飾的權利。因為貴族生活悠閒富裕，才能把時間花在裝飾上。貴族盡其所能美化其住屋、衣飾及器物。紋身是貴族的特權。青銅刀、琉璃珠、古陶壺也是貴族才能持有的重要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貴族的衣飾、家屋、日常用品及雕刻藝術上享有平民不能擁有的百步蛇紋。貴族家屋出入口的木雕柱、屋內主柱、屋簷下的桁板及室內的壁板，器具如木箱、木枕、木臼、連杯、針板、佩刀、盾牌及占卜箱等，都是百步蛇圖樣經常出現的地方。貴族被認為是百步蛇的後裔。百步蛇紋是貴族專屬的紋飾，藉以強調統治階級的權威、榮耀與力量。因此，只要從器物衣飾上的紋飾就能清楚地判別身分的不同。百步蛇紋除鞏固貴族神聖的地位外，更具有強化排灣族階級社會結構的功效。貴族階級講究門當戶對，以同階級間的聯姻為理想的婚姻形式，因此頭目階級常與鄰近村落的頭目結為親家。頭目是地主階級，擁有土地、河流與獵場。藉著婚姻關係可以擴展自我的領地。階級低的族人也希望能與比自己階級高的人結婚，藉以提升自己的階級，因而在婚生子女中會有階級升降的有趣現象。

根據口語傳說，賽夏族的主要發祥地原本是在大霸尖山附近：「由於洪水氾濫變為汪洋一片，僅存的一個人躲進織布機的木筒裡，漂到大霸尖山。當時大霸尖山住著一位造物者，他撿起這個人，把人切成小塊丟進水裡。這時，肉變成賽夏族，骨變成泰雅族，內臟變成漢人」。後來祖先自大霸山山麓移至大湖及苗栗一帶，其後又繼續南移，經過族群的擴散和遷移，如今賽夏族的分佈地區約在新竹苗栗兩縣交界的山區，和泰雅族毗鄰而居，並以鵝公髻山和橫平背山的脊線，分為南賽夏與北賽夏兩群。族人分佈以苗栗縣南庄鄉最多，主要在東河、蓬萊、南江三村。其次為新竹縣五峰鄉，新竹縣竹東鎮亦有賽夏族人。賽夏深受泰雅族影響，也有紋面習俗，是父系社會，以矮靈祭聞名。賽夏族的社會運作，除了有地域性的部落組織之外，更重要的是父系氏族組織。由於賽夏族的社會是典型的父系社會，因此以共同父系祖先為主軸，所形成的血緣團體，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通常，聚居在鄰近地區有直接父系血緣關係的家戶，形成部落內一起舉行「祖靈祭」的祭團，這也是共同開墾、築屋、共組獵隊等最基本的實際行動單位。這些直接血緣團體，透過「姓氏」概念的分類整合，又組成具有傳說血緣關係的父系氏族，成為跨部落的社群單位。賽夏族人的姓氏很特殊，以動物、植物、自然現象作為氏族的圖騰，並加以應用在漢姓上面。如「風」姓的族人相傳他們的祖先是風的後代。「日」姓的族人是神話傳說中射日英雄的後代。「芎」姓則為住在長滿九芎樹林的人。同「姓氏」的氏族群，具有外婚限制、司祭權承襲、和身份認同等重要意義。賽夏社會，就是經過這種嚴密的父系氏族組織，與零星鬆散的地域聚落組織的共同運作，交織形成部落內與跨部落間的結合基礎。

魯凱族的傳統住屋是相當具有山地文化特色的「石板屋」，所用的石材以當地出產之黑灰板岩和頁岩，經簡易加工後成為規則片狀之石板，堆砌而成具有民族特色之住屋。建築時不用一根鋼鐵，不用任何石灰泥，即可建造出魯凱族人獨特又堅固的房子。一般人居住的石板屋，三星期可以完工，貴族居住的石板屋，比較講究，除了住屋以外，平時聚會的廣場，家中屋頂上的木雕，都是不可缺少的 。每年國曆八月十五日所舉行的豐年祭是魯凱族最重要的農耕禮儀祭典 ，每年農作物收成後，山中各部落的居民會舉行一連串的祭祀活動，來祈求感謝上天帶來農作物的豐收，並順道祈求上天賜與平安，是屬於一種綜合性的祭典。關於豐年祭的內容，其實並不單是只為小米而舉行，除了祈求小米豐收外，也祈求其他的農作物如芋頭、甘薯等豐收；另外的戰爭、打獵、財富、農耕用具等也都是祭祀內容之一，項目頗為豐富。豐年祭通常於早上八、九點開始，穿著傳統服裝的族人聚集在祭場上，場內搭有數間茅草棚，掛著象徵吉祥的百步蛇和太陽神畫像。祭典開始，主祭者吟誦禱文，謝天並祈求來年豐收與平安後，祭場中央燃起火堆，族中勇士紛紛跳過，象徵驅除邪魔妖靈。開幕式後，接著上場的是山地歌舞表演、鞦韆大賽、拋物比賽、百米賽跑，競爭與聯歡晚會等節目，一直到入夜後才慢慢結束，其中，最受人矚目的便是傳達男女情意的盪鞦韆大賽。『盪鞦韆』是魯凱族人的傳統民俗遊戲，比賽當中，男士一牽一盪將少女盪高，當少女盪到最高點時，狀如空中飛人，看來驚心動魄。當選手在場上競技的時候，其餘的人就在四周圍成一個圓圈，以傳統歌舞替場中人加油 ，當少女盪到愈高處，歌舞便愈高亢，由於此項遊戲須一男一女合作無間 ，所以現已演變為男女互相認識，傳達情意的活動。

泰雅族分佈於北部中央山脈兩側，東至花蓮太魯閣，西至東勢，北到烏來，南迄南投縣仁愛鄉，是分佈面積最廣的一族。族群人口分佈以花蓮秀林鄉最多，總人口數僅次於阿美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泰雅族居住地域境內的高山相當多，例如插天山、棲蘭山、合歡山、大霸尖山、奇萊山等都是。新店溪、大甲溪、秀姑蘭溪等河川也有泰雅族的分佈，他們主要在河岸階地與台地建築聚落，以山田燒墾和和狩獵採集為生。古時候的泰雅族婦女習慣在耳朵上穿洞後，塞進細長的容器，容器中裝的便是種子，當他們在開闢土地時，便沿途灑下這些種子，等到種子發芽長成樹木的時候便是通往新土地的標記，這樣一個小小的巧思中也可以看見泰雅族的智慧。大體而言，泰雅族社會組織分成下列幾個團體：1.部落組織 2.祭祀團體 3.共負罪責團體 4.狩獵團體。這四個團體的成員有互相重疊的特質，有人可能同時屬於部落組織和祭祀團體。在不同部落的差異性頗大，有的祭祀團體可能大於狩獵團體，有的部落可能狩獵團體大於任何一個團體，各地無法一概而論。泰雅族是一個平權的社會，由領導能力強的人出任部落領袖，狩獵、出草也由英勇的族人擔任領袖。但遇到部落有重大事情時，則由長老會議決策。在泰雅族社會中原來是沒有「頭目」的，每當族人需要一致行動時，大家才共商推派一位有能力的人為代表，這個代表者的地位並非恆久也非世襲。直到日治時期，日本人為治理之便，才產生「頭目」。目前，泰雅族分為二個族群，以南投縣北港溪與花蓮縣極北和平溪相連之一線為分界線，以北為泰雅亞族的居住區，以南為賽德克亞族的居住區，兩者之間的親族組織、生活習慣、生命禮俗、歲時祭儀與天生體質幾近相似，而使用的方言相同者約47％，語言結構方面仍大同小異。

雖然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自強運動的失敗，但是它絕非毫無所獲。這段時期陸續在軍事、經濟、交通、教育等事業上創辦了不少措施，諸如國防設備的建設、外交、技術人才的培養、西書的介紹翻譯等，都為中國近代化奠定下一步發展的基礎。如果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因為此次巨大的衝擊也加速了中國人觀念的轉變，體會到光是器物改革是不足以面對西方的挑戰，還必須進一步更深入到制度的變革。因此，自強運動的失敗不應該將其視為是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它只是沒有達成其原本所設定的目標，卻為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奠定往前繼續邁進的基礎。這場因戰爭而起，也因戰爭而宣告失敗的近代第一次改革的自強運動，過往討論焦點，總是想找出失敗的原因，或解釋它為何失敗，甚至常拿同時在進行的日本明治維新相互比較，試圖解答為什麼日本成功而中國卻失敗了。假如自強運動的預定目標，訂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上，那麼甲午戰爭的失利，的確證明自強運動失敗了。但如果自強運動的目標，重新設定為維持國家的繼續生存上，自強運動可說是有貢獻的。1860年代，清朝所面對的是外有英法聯軍、內有太平天國的存亡關頭，而清朝順利渡過了此一危機，就這一點來看，它並非一無所成。

傳統中國對外貿易，往往是政治意義考量遠重於經濟利益，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的興盛，主要是來自於民間的力量，官方並未加以重視。明清以後，由於沿海一帶屢受海寇之患，因此為了維護國內治安與民眾生活的穩定，而實行海禁政策。在此政策下，民間的海外貿易幾乎停頓，只剩下官方所主導控制的「朝貢貿易」。所謂的「朝貢貿易」，實際上就是四周藩屬鄰邦對於中國天朝的進貢，鄰邦必須接受中國的冊封，才能藉著朝貢的名義與中國進行有限制的貿易活動。如果不肯接受中國的冊封，就不能進行貿易，足見政治考量遠大於經濟利益。而為了展現天朝上國的富足，中國官方不僅賞賜給外人的禮品相當豐厚，而且對於外人貿易活動也不進行徵稅，因此造成了「貿易逆差」的現象。因此明清時代的朝貢貿易體系實際上對於中國不僅沒有經濟利益可言，反而造成貿易逆差的不利現象。

平埔族要向清政府納餉（大多是鹿皮）以表示歸順之意，並且由於對臺灣較熟悉的緣故，清政府官員們更是要求他們服各式勞役。隨著鹿皮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的各式勞役驅使，使平埔族人疲於奔命，雖然名義上擁有土地，但是卻無力耕種，加上不熟悉漢人的耕種方式，最後則土地漸漸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