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教衝突愈演愈烈，也和基督教義理儀式與中國儒家禮俗衝突有關。中國人對基督教禁止祭祖一事相當不滿。認為不祭祖者，與禽獸幾無差別。而基督教的平等觀念，也讓士大夫不滿。五倫觀念在中國已根深蒂固，君臣、父子豈能平等，簡直無君無父。此外，男女共同參加祈禱、聽道等聚會，讓講究男女之防的中國人，更是難以接受。民教衝突的爆發，「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誘姦婦女」等謠言的散播常成為導火線。由於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產生了溺殺女嬰和拐賣男童的奇特現象。而天主教多設有育嬰堂，收養貧困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遭遺棄的女嬰。教堂為了多方收養以造公德，會給予送養兒童者金錢補貼，如此卻助長犯罪，拐賣兒童案件層出不窮。而一般鄉民無知迷信，誤以為教會收容嬰兒幼童，是為了挖眼剖心以製作蠱藥害人，因此，一有謠言散佈，立即引起公憤，鄉民相率前往教堂理論鬧事，甚至爆發仇教、打教等激烈流血衝突的 “教案”。

土地神的傳說非常多，大都是以慈眉善目的老爺爺形象居多，所以大家都尊稱為土地公。土地公的傳說不外下列四種：1.在傳說中，土地公是專精農事，熱心公益，指導人們從事農耕，農作物獲得大豐收，人們感念他的恩德，所以蓋廟祭祀。2.土地公是為民除害，與大蛇搏鬥而犧牲自己生命。3.土地公是愛民如子，體恤民間疾苦，人們所尊敬的好官。4.土地公是個認真盡職的僕人，為了保護小姐，把所有的衣服給小姐穿，自己活活被凍死，人們感念他的忠誠，所以蓋建廟祭祀。這位慈眉善目爺爺的名字叫做「張福德」，所以土地公又稱為「福德正神」。在人們心目中，土地公從掌管土地的神明逐漸轉變成能夠能夠為民除害、體恤民間疾苦的掌管雜務之神。

《古蘭經》（Kur’an 或Qur’an）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古蘭經是真主給予身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信徒最清楚及偉大的指示，提供了道德上的指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處世。「古蘭」意指應閱讀或背誦的書。穆斯林稱古蘭經時，常在其前面加上敬語，如「神聖的」或「高貴的」；也常用「阿耳吉塔普」（al-Kitab：即經書之意）一詞與古蘭經交互使用。古蘭經，乃是穆罕默德在西元610~632年間傳教的過程，由其口述門徒紀錄並輾轉抄誦而成。這些紀錄零散分布於各個地方，有些寫在羊皮紙上、有些寫在棗椰葉上、駱駝肩部較扁平的皮上或是憑著穆罕默德追隨者的記憶。古蘭經歷經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及第三任哈里發奧斯陸主導才編輯而成。阿布?伯克爾擔心經文散佈於各地，可能日久生誤，便下令整理經文，確保經文完整無訛，爾後命人書寫一部保存，民間收藏部份，一律焚毀，以免造成混淆。在西元650到656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期間（644~656），以古來氏方言為標準，將阿布?伯克爾的抄本，重新整理和統一出《古蘭經》的定本，共抄寫出七部，每部三十巨冊，分別保管於伊斯蘭教七大名城，麥地那、麥加、巴林、葉門、大馬士革...等。現今世界通行的《古蘭經》，是當年奧斯曼定本的複製本。全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兩百餘節，分為麥加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二）和麥地那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一）古蘭經所講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所傳授的啟示，與希伯來聖經及新約聖經部份內容相通，但古蘭經的體裁比較像是古阿拉伯的傳統信仰，經文是採用押韻的散文體，雖不似詩歌般，但比一般散文更便於記憶。長久以來伊斯蘭教世界一直很抗拒將古蘭經由原有的阿拉伯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但一些傳統的規定仍保留著，例如將付印的古蘭經稱為馬沙伊（masahif，單數為mushaf；意即裝訂或卷冊），這個字只能以單數型態出現，印墨與紙張無法完全涵蓋或表達這神聖的字義。至今書商都不會在古蘭經上標示價錢，若有意購買者，詢問價錢的適當用語是：這部經要多少「禮」。能夠記得古蘭經全部經文的人享有很高聲望，了解其全部涵義者稱為哈非斯（hafiz；意指守護者），是榮耀的頭銜。在古蘭經還以口語傳誦及靠記憶的年代，守護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這些內容能夠一句不漏且完整無誤的流傳下去。穆斯林總以敬畏之心來看待古蘭經，所以他們把古蘭經擺在家中一個崇敬又特別的書架上，閱讀時要先經過宗教儀式之後，才取下來閱讀。虔誠的穆斯林總是設法在每一天唸一段古蘭經，這樣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部唸完一遍。不識字者則可以用手指頭順著經文溜一遍，深信藉由這種簡單的虔誠行為可以得到祝福。古蘭經本身就是藝術表達的來源，華麗的古蘭經已成為伊斯蘭藝術的最佳實例，古蘭經中的美術體書法被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建築物到陶藝和金屬容器上，甚至衣服上的圖案，都可見其蹤跡。

一、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1836-1921)，英國蘇格蘭人，1860年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之後又在德國柏林、法國巴黎等大學深造，曾擔任伯明罕總醫院住院醫師。 1863年奉英國長老教會之命來中國宣教，其傳教經過與貢獻如下： 1.1865年5月28日在台灣南部的打狗登陸。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 2.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人地區傳教，並設立教會。 3.1868年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台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84年10月20日，因為夫人生病，前往廈門，1885年4月在由該地歸國，1921年過世。他的次子馬雅各二世受父親的影響，也從故鄉來台傳教行醫，主持『新樓醫院』。二、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84.03.21~1901.01.)，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偕叡理博士(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之後在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崁腳及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1878年5月27日，和五股坑的張聰明(華人)結婚。1880年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院。 馬偕在台30年間，傳教於漳、泉、客家、平地、高山各族裔之間，設立教會達60餘所，施洗信徒達4000人之多。並訓練本地人為牧師，更以拔牙達兩萬顆以上聞名。1900年5月馬偕，因喉癌聲音全部沙啞。11月前往香港治療。1901年1月自香港返台，病況日益嚴重。6月2日馬偕博士經過長久疾病的糾纏，病逝淡水寓所， 享年五十八。三、李庥(Rev. Hugh Ritchie，1840~1879.09.29)，蘇格蘭人，倫敦英國長老教學院畢業，1867年李庥偕夫人於12月13日抵達打狗(今高雄)，為英國長老教會首任駐台灣牧師，成為馬雅各醫師的好同工。對台灣長老教會主要貢獻為從事傳福音、建立教會和倡導女子教育之工作： 1.先後開拓今旗津、鳳山、屏東、里港、鹽埔、竹仔腳以及客家村落南岸、杜君英等教會。 2.1875年起又遠赴後山(今台東海岸)設立成功石雨傘、富里、觀音山等教會。 3.1879年向台南教士會建議興建女學，並差派女傳教士來臺專責女學之規劃，堪稱倡導台灣女子教育之先鋒。1879年9月因染患瘧疾病逝於台南，葬於高雄。其倡導女學遺志由李庥夫人繼續推動，遂有1887年台南『新樓女學校』之設立。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並致力提倡『婦女教育』，1879年9月29日因病在台南去世。四、甘為霖(Rev.Dr. William Campbell，1841.04~1921.)，蘇格蘭拉斯哥人，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和自由教會學院。他具有冒險性格，於三十歲時志願成為宣教師，1871年12月10日抵達高雄旗津，在轉往台南，展開對台灣傳福音工作，其傳教過程與貢獻如下： 1.1872年數度拜訪中部巴宰平埔族和其他原住民部落。 23.1886年與高長搭船前往澎湖馬公佈道，自此開啟澎湖宣教的大門。 3.1891年他在台南設立『訓瞽堂』，開啟台灣盲人教育，更是台灣盲人福利之父，他也為他們刊印浮凸版書，直到1897年由台灣總督府接辦為止。 4.1913年編著的《廈門音新字典》(俗稱《甘字典》)，字數達1萬5千字，至今已發行15版，是台語研究的鎮山之寶。 5.另外對台灣歷史研究的重要貢獻，致力於荷蘭史料的編譯與收集工作，其中以1889的《台灣宣教之成功》和1903年的《荷蘭統治下的台灣》最為珍貴。 他在台灣工作46年，於1917年2月21日返國，1921年9月9日在故鄉過世，享年80歲。日本人鈴木明對他的評語是：『甘為霖不是為了英國的利益，而是純粹為了神才前來台灣傳教』五、巴克禮(Rev.Dr. Thomas Barclay，1849.11.21~1935)，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士，蘇格蘭人。格拉斯哥大學、自由教會神學院畢業。1875年6月5日巴克禮博士來台差派至高雄。 主要有四大貢獻： 1.1876年創設台南神學院，培養本地傳教人才。 2.1885年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今《台灣教會公報》)，推動白話字教育。 3.翻譯白話字舊約、新約聖經譯本。 4.編著《增補廈門音漢英大辭典》。1895年接受台南府城士紳請託，與日軍乃木希典將軍協議不流血入城。1935年因腦溢血病逝於台南，一生為台灣奉獻了60年。六、吳威廉(Rev.William. Gauld，1861.02.25~1923.06.)，加拿大安大略省人，畢業於多倫多大學、諾克斯神學院。1892年10月22日加拿大母會宣教師吳威廉牧師偕夫人來台，到達淡水。其傳教過程與其貢獻如下： 1.1901年馬偕去世後，積極推動台灣教會自立自治。 2.1904年膺選為第一屆北部長老中會議長。 3.1912年促成南北長老教會成立『台灣大會』 4.曾協助設立『淡水中學校』、『淡水女學校』，並於1901年與1921年兩度擔任『台北神學校』校長。 5.他擅長建築設計，台北神學校、淡水女學校以及淡水英國領事官邸，皆出自其手筆。 牧師娘專精於聖樂及聖歌隊指揮，努力協助教會事工，許多年間，他在女學校、中學校及神學校教音樂，也使教會在唱詩方面，更為進步。對北部教會西方聖樂的推行有相當大的貢獻。 吳威廉牧師在台奉獻前後32年之久，1923年病逝於淡水。

康熙對天主教並非全面禁絕，而是必須領有傳教執照才能繼續在中國傳教，以便能夠控制傳教士的活動以及監督他們的傳教內容。但有一些傳教士拒絕申請，寧願以非公開的方式傳教。雍正即位後，因傳教士介入皇位之爭，對傳教士不滿，仍予以嚴禁。1724年(雍正2年)雍正諭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並限西洋教士半年內離華，前往澳門。當時全國有教堂300餘間，自此以後，大部分改?公廨或倉庫等。雍正在位期間，只有北京的天主堂保持傳教活動，其餘各省的傳教活動均屬非法，傳教士只能秘密進入中國傳教。乾隆即位後，雖准許傳教士供奉朝廷，但對傳教活動嚴加取締，1757年（乾隆22年）並下令嚴查各海口，禁止外人自由通行。嘉慶皇帝亦堅持禁教，於1805年5月制訂取締天主教章程十條，嚴諭官員執行。禁教期間，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絕跡，傳教活動仍在暗中進行。中國籍傳教士，打扮成商人，到各地傳教。西方傳教士則儘量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以避人耳目。例如打扮成病人，每天以茶洗面，使顏色黧黃﹔休息時，則以被褥蒙首，面壁而臥；並靠著中國教友幫忙，暗地接送傳教士，長期暗藏或供養被追捕的神父。在江南地區傳教者，如1745年(乾隆10年)，義大利談方濟神父（Franciscus de Attimis）在黃安多神父（Antonius Josephus Henriquez）的幫忙下，利用河道，白天蟄伏在教友的船艙，晚上才登陸活動，施行聖事，天明即散。

埃及雨量多集中於冬季，由北向南減少。亞力山卓港是埃及年雨量最多的地方，其餘地區雨量皆少。三月到五月間，從乾燥的南部沙漠吹五旬風 (Khamsin)，阿拉伯語50天之意，風速強勁、乾、熱且夾帶著砂土。

醫學博士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醫師，於1865年5月28日正式受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所派，在臺灣南部的打狗(現今高雄)登陸。和他同來的尚有杜嘉德(Rev. Carstairs Douglas)與威利(Rev.Alexander Wylie)兩位牧師，以及吳水文、陳子路、黃嘉智三位漢人信徒為助手。他們來到臺南府城西門外的看西街租屋，並於1865年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後來因為臺灣人以為馬醫生以病人的心肝配藥施醫，或奉耶穌的名念咒挖出死人的眼球等等，遭百姓包圍住所，並以石頭攻擊，官府亦下令他們離開府城，於是被迫到打狗的旗後(旗津)，繼續佈道行醫，成效不錯，並有高長等最初的信徒四人。 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的木柵、拔馬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地區傳教而大受歡迎，並設立教會。1867年在埤頭(鳳山)成功的設教。1867年12月13日首任駐臺牧師李庥(Rev. Hugh Ritchie)偕夫人抵達打狗，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1868年馬雅各醫師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臺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71年12月10日甘為霖博士(Rev. Dr. William Campbell)來台，來臺傳教47年之久，是澎湖和嘉義教區的開拓者。南臺灣長老教會傳入會被當地人的認同到接受大部分還是因病而得信，因此，醫療傳道是長老教會得以傳入臺灣的關鍵因素。偕叡理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他的傳教過程： (1)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 (2)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3)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 (4)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 (5)1872年9月26日收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人為弟子，並且率領他們經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及雞籠(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 (6)1873年2月9日為嚴清華、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五人洗禮，是北部長老教會的第一批信徒。 (7)1878年5月27日馬偕牧師在淡水英領事館，和五股坑的張聰明(漢人)結婚。

景教創始人為聶斯脫里（Nestorius 西元380-451年），他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的神性，反對將她作為神膜拜。428年，聶里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引起亞歷山大城主教奚利爾（Cyrillus）猛烈抨擊，聶氏被革除主教職務，其教派亦被定為異端。5世紀末，聶派教徒遷往波斯，後來傳入中國，即景教。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塊巨型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關於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為證。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應指波斯，而非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景教依附政治，得以傳佈。公元845年(唐會昌5年)，爆發會昌法難，同時波及其他外來宗教。景教與祅教及摩尼教號稱「三夷寺」，當時信徒計約3000人，在會昌後均告式微。13世紀元代統一中國，景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國恢復活動，當時統稱為也里可溫教。但信奉者多為色目人、蒙古人，漢人少有信奉者。元滅亡後，景教和天主教逐漸在中國消失。至新航路發現，天主教的海外傳教事業隨之發展，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等相繼赴中國傳教。

古時候的每個月初一、十五，商人都會約定地點作交易，於是就逐漸形成了「市集」，在交易完成之後的第二天，就是初二、十六，為慶祝交易成功，便會宴請家人和工人，但是在吃飯之前會先祭拜土地公，感謝土地公保佑他們有豐盛的農作物或家禽，使他們有物可「易」，也感謝土地公保佑使他們交易順利，換得自己所需的民生用品。「頭牙」是指每年第一次祭拜土地公的日子，也就是農曆二月二日，因為正月初二，正當農曆過年期間，所有神明都要回到天廷，所以土地公不在人間，而正月十六時，與上元節（元宵節）僅相隔一天，所以將每年第一次做牙定在二月二日，也就是「頭牙」，而十二月十六日則是最後一次做牙，就稱為「尾牙」。虔誠的人們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固定會祭拜土地公，另外每年有兩次更盛大的祭祀活動，一個為農曆的二月二日，這一天除了是商人們做頭牙之外，也是土地公的誕辰日；另一個是八月十五日，是土地公得道升天的日子。二月二日是春祭，祈求土地公保祐農作物生長順利；八月十五是秋祭，秋天收成之後，感謝土地公的保佑豐收，也就是所謂「春祈秋報」。這兩天，家家戶戶都會宰雞殺鴨，準備豐盛的祭品虔誠祭拜，也會在土地公廟前的演平安戲，又稱為 「土地公戲」。「安土地公金」就是在二月二日祭拜土地公祈福時，農人會以竹枝夾著金紙（土地公金），插在田中，祈求豐收。到了八月十五日會重複，以感謝土地公庇佑農作物豐收。「安土地公金」也稱為「安土地公拐杖」，民間流傳土地公是白髮蒼蒼的老伯伯，行動比較為不靈活，人們就以竹枝或蘆葦枝夾土地公金插在田地上，當作土地公的拐杖，而土地公金，則是作為答謝土地公之「禮數」。另一種說法認為「安土地公金」是土地公看管的標記，表示這塊田是土地公的管轄區域，就如同俗諺所說：「土地靈，虎豹不入境」，兇猛的野獸、妖魔鬼怪等，看到土地公金不敢隨便入侵，農作物自然可以豐收。

西從摩洛哥起、穿過北非與中東與阿拉伯半島，東到伊朗邊境，大約有二十個國家。這個區域中大多數人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統一性，政治體制也大不相同。但外界看來，阿拉伯世界就宛如一個整體無異，然而在他們之間，行為、組織、價值觀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阿拉伯人抱怨，表面上雖獲得自由，但他們社會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束縛。部份伊斯蘭統治者仰賴西方支持，自願放棄自然資源或軍事基地的權利，來回報西方，而受西方扶持建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重創，更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對西方於是產生了矛盾複雜的愛惡情感。西方意識型態的根基，是將世界視為世俗的和民主的，並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邏輯。但伊斯蘭意識形態則是以宗教信仰作為核心，穆斯林以伊斯蘭教作為生活總體的表現。當兩股意識型態交會時，有折衝，有妥協，也將有所堅持。「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社會基石。西方通常認為伊斯蘭世界接受民主政治與現代化之後，應該就會像政教分離的西方國家一樣，生活中也會呈現宗教和世俗的差異。然而就穆斯林而言，宗教制度與權力體系與現實的政治結構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模糊的地帶，如果只是奉行片段的伊斯蘭教義就就已不是穆斯林。就西方來看，一些推動世俗化的中東國家，並未完全開放社會，而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言，這些世俗化的半調子國家卻又是伊斯蘭的叛徒，在推動世俗化的過程中，引發不少紛亂。世俗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第一步，然而穆斯林認為國家和社會不過是宗教的體現而已，因此有著法人組織的社會，在穆斯林眼中就成為了非宗教社會，非宗教社會的本質對穆斯林來說是無疑就是異端邪說。當一些穆斯林領袖宣稱伊斯蘭領袖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學說時，嚴然已觸及了西方最珍貴的價值－民主，彷彿對世界傳達一種聲音：伊斯蘭教是只講求獨裁軍事領袖的宗教，徒增對於伊斯蘭負面的宣傳。二十世紀是民主主義擴張的世紀，當全球已經進入所謂的民主第三波時，中東伊斯蘭世界仍停留在傳統獨裁與新式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光譜中徘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雖未臻完美，但此時代似乎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只是當穆斯林國家在接受民主理念或某種自身能控制的民主時，傳統舊結構卻不斷干涉新體制的形成，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運作，因次有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實行民主政治，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部落主義或封建主義。就現狀而言，穆斯林仍無法發現轉換到民主體制而不傷害到既有傳統結構的制度，因為太多的民主，似乎意味著直接跌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伊斯蘭國家對於民主政治上的實踐仍是諸多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