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博士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醫師，於1865年5月28日正式受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所派，在臺灣南部的打狗(現今高雄)登陸。和他同來的尚有杜嘉德(Rev. Carstairs Douglas)與威利(Rev.Alexander Wylie)兩位牧師，以及吳水文、陳子路、黃嘉智三位漢人信徒為助手。他們來到臺南府城西門外的看西街租屋，並於1865年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後來因為臺灣人以為馬醫生以病人的心肝配藥施醫，或奉耶穌的名念咒挖出死人的眼球等等，遭百姓包圍住所，並以石頭攻擊，官府亦下令他們離開府城，於是被迫到打狗的旗後(旗津)，繼續佈道行醫，成效不錯，並有高長等最初的信徒四人。 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的木柵、拔馬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地區傳教而大受歡迎，並設立教會。1867年在埤頭(鳳山)成功的設教。1867年12月13日首任駐臺牧師李庥(Rev. Hugh Ritchie)偕夫人抵達打狗，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1868年馬雅各醫師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臺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71年12月10日甘為霖博士(Rev. Dr. William Campbell)來台，來臺傳教47年之久，是澎湖和嘉義教區的開拓者。南臺灣長老教會傳入會被當地人的認同到接受大部分還是因病而得信，因此，醫療傳道是長老教會得以傳入臺灣的關鍵因素。偕叡理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他的傳教過程： (1)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 (2)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3)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 (4)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 (5)1872年9月26日收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人為弟子，並且率領他們經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及雞籠(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 (6)1873年2月9日為嚴清華、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五人洗禮，是北部長老教會的第一批信徒。 (7)1878年5月27日馬偕牧師在淡水英領事館，和五股坑的張聰明(漢人)結婚。

尼羅河上游季節雨會造成尼羅河谷的氾濫，6-9月是河水氾濫的季節，10-1月是退水季，2-5月是乾旱季，農業活動則受到河水漲退的影響。最早的灌溉活動即靠尼羅河每年的洪水淹沒兩岸農田形成的肥沃土地。 亞斯文水壩(Aswan High Dam) 在1961年至1971年期間完成，壩頂高約111公尺、長約3830公尺，興建後使埃及大部分耕地得到常年性灌溉。但是也出現了土壤的鹽鹹化和排水問題。

耶穌會 ( Society of Jesus )是1504年聖依納爵?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創立的天主教修會。為了重振天主教教會，耶穌會士不再只住在修院隱修，而是要深入社會，與各階層人民接觸。耶穌會積極響應教皇號召，向海外傳教。當沙勿略(Xavier)想在日本傳教時，發現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因此開始著手入華傳教的計畫，但中國當時禁止外人入華傳教。直至1554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作為根據地後，澳門成為遠東的傳教中心。不過中國政府只允許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可自由信仰他們的宗教，仍嚴禁傳教士入內地傳教。真正第一位進入中國傳教的是巴來多(Barreto)，但也只是在廣州向葡萄牙的水手及士兵傳教。此外，西班牙也一直向中國政府提出傳教的要求，但被婉言拒絕。在中國傳教困難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政策外，也和傳教士不會說華語、不懂中國文化有關。故傳教士范禮安(Valignani)便提出學華語的建議，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便開始在澳門學習華語。 當羅明堅進入中國，其舉止符合中國禮儀，又說一口流利的華語，獲得中國官員的好感，成為明朝第一個獲准在中國內地居留的傳教士。

關於伊斯蘭婦女的面紗，有兩種對立觀點，有人認為面紗為伊斯蘭婦女受迫害的象徵，面紗使婦女與外在社會隔絕；另外有人說，不允許伊斯蘭婦女戴面紗是卻乏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是宗教迫害、種族歧視。1970年代後期興起於伊斯蘭世界的「重戴面紗」（Re-veiling）運動，重拾伊斯蘭傳統服裝的女性，代表了穆斯林對自身文化、宗教內涵的重新瞭解，也表達了強烈情感的文化選擇象徵，給予社會正面價值。「面紗」（Hijab）除了是宗教信仰上的表現外，也代表穆斯林社群與信仰上的認同。藉著重戴面紗的運動，扭轉了伊斯蘭婦女對「面紗」的原本看法，並注入更深的宗教信仰認同。穆斯林女性將面紗視為宗教信仰（甚至是民族意識）的象徵，也認同面紗的社會穆斯林女性重新戴上面紗後，與異教信仰者和不同族群有所區別，也代表了對宗教信仰的忠誠。然而重戴面紗之舉，在非伊斯蘭國家仍引起不少爭議，例如：在教室中是否可以戴面紗，在法國引發長達十年的爭論，而2005年2月，法國通過法令—禁止在公立學校佩帶明顯的宗教飾物，以維護政教分離的政體。而此法令是否會引起其他國家跟進，仍值得觀察。

石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中東得天獨厚，具有世界60％豐富的石油蘊藏量，該地石油大多集中在波斯灣沿岸。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後，凸顯出石油乃是現代生活及經濟活動的命脈，牽動世界經濟。石油也導致中東地區石油生產國和非石油生產國間的貧富差距拉大，成為中東內部潛在危機。石油不僅關乎經濟，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美國、歐洲及日本，其油源約有20％~60％由中東供應。石油短缺，造成供需失衡，原油價格飆漲，重創各國經濟發展，產生嚴重的民生問題。因此促使各國更重視開始尋找新的替代能源，避免過度依賴石油，受制於中東地區。因此，如何確保波斯灣原油供應價格的穩定及維護這個地區水域的暢通關係著西方重要的利益。

康熙對天主教並非全面禁絕，而是必須領有傳教執照才能繼續在中國傳教，以便能夠控制傳教士的活動以及監督他們的傳教內容。但有一些傳教士拒絕申請，寧願以非公開的方式傳教。雍正即位後，因傳教士介入皇位之爭，對傳教士不滿，仍予以嚴禁。1724年(雍正2年)雍正諭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並限西洋教士半年內離華，前往澳門。當時全國有教堂300餘間，自此以後，大部分改?公廨或倉庫等。雍正在位期間，只有北京的天主堂保持傳教活動，其餘各省的傳教活動均屬非法，傳教士只能秘密進入中國傳教。乾隆即位後，雖准許傳教士供奉朝廷，但對傳教活動嚴加取締，1757年（乾隆22年）並下令嚴查各海口，禁止外人自由通行。嘉慶皇帝亦堅持禁教，於1805年5月制訂取締天主教章程十條，嚴諭官員執行。禁教期間，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絕跡，傳教活動仍在暗中進行。中國籍傳教士，打扮成商人，到各地傳教。西方傳教士則儘量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以避人耳目。例如打扮成病人，每天以茶洗面，使顏色黧黃﹔休息時，則以被褥蒙首，面壁而臥；並靠著中國教友幫忙，暗地接送傳教士，長期暗藏或供養被追捕的神父。在江南地區傳教者，如1745年(乾隆10年)，義大利談方濟神父（Franciscus de Attimis）在黃安多神父（Antonius Josephus Henriquez）的幫忙下，利用河道，白天蟄伏在教友的船艙，晚上才登陸活動，施行聖事，天明即散。

土地公的信仰由來已久，在很久遠的上古時代，人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與大自然對抗，對於未知的大自然有著敬畏和感謝的心情，一方面害怕山川之神或日月星辰的神明降災禍，另一方面，他們相信掌管土地的神明，可以控制農作物的豐收與歉收。所以為了表示對掌管土地神明的尊敬與感謝，因此祭拜土地神，祈求保佑耕作順利。人們把掌管土地的神明稱為「社」，在商、周時期是以「示」這個字當作「神」字使用，所以「社」這個字拆開來就是「示」和「土」，表示「土地的神」的意思，「社神」也就是中國的土地神。在古代，「社」除了表示土地神，也可用來表示祭祀的場所，祭祀場所會以立石或種樹表示，所以許多土地公廟旁都會種植大樹，甚至田在田裡頭會以石頭代替土地公。每當清明節掃墓的時候，總要先祭拜墓旁邊的「后土」，大家都將「后土」視為土地公。《史記》中記載：「湯以伐夏，祭告后土」，「武王以伐商，祭告后土」，可見夏商周時期，后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國家有何大事都需祭祀告知后土。在其他許多古書中都有提到「后土」一詞，有的認為是人名，有的認為是神名，也有說成是官名，但不管怎麼說，「后土」都是與土地的崇拜或祭祀有關。「后土」既然是掌管土地之神，當人們面臨親人死亡要安葬造墓時，就必須在墓地的旁邊祭拜后土神，除了祈求后土神能允許在土地開工外，也希望后土神能幫忙守護這個墓地。

希羅多德說：「尼羅河（Nile River）是上天賜予埃及的贈禮。」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全長約6671公里，在埃及境內長度為1530公里，流域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尼羅河谷和三角洲被譽為埃及文化的搖籃。尼羅河河水主要來源來自東非烏干達的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與愛伯特湖（Lake Albert），以及夏季時降於東非山區的季節性雨水。

馬丁路德出生在德國中部撒克遜（Saxony）的一個天主教農村家庭，家中生活清苦，父母勤奮而節儉，對路德的管教嚴格。在父親漢斯的栽培下，路德刻苦自勵進入艾福特（Erfurt）大學，原本專攻文學，後來修讀法律，期望能成為律師。西元1505年，路德與朋友在前往艾福特城的途中，突遇暴雨，一個雷擊從天空劈下，竟擊死了身旁的好友，路邊的樹木也著了火。路德在驚恐萬分之餘，便向上天禱告︰「神啊，若能得到您的恩助，我將獻身於您啊！」路德平安得救後，不顧父母反對，放棄法律，轉而攻讀神學，並且毅然進入修道院，立志遵守安貧、守貞與服從的戒律，終生為上帝服務。路德原本希望能藉著修道院的苦行生活，以求得心靈上的解脫，但路德仍不時感到困惑，從未有被上帝赦免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背負著沈重的原罪。在此期間，路德大量研讀聖經、神學著作等，並且接觸了不少十四、十五世紀的神秘論著。這些被當時教會視為「異端」（Heresy）的神秘主義者，幾乎都主張不必理會大部分教義，不必注重儀式，宣稱不需教士或聖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當時教會則堅持必須要有權威性的領導，以避免陷於個人的幻想與理論的混亂中。例如︰十四世紀英國的韋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48）教派便反對教士的獨身生活、崇拜偶像、朝聖的遠行，反對為死者祈禱、教會的財富及捐獻，反對崇拜聖物、告解的必要等；並且主張人人都應經常閱讀聖經，並且應遵守其中規定。另外，在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ohn Huss，1373-1415）受到韋克力夫的啟示與影響，亦反對幻想式的崇拜、耳聽式的告戒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攻擊教士的聖職買賣罪，並指責神職人員對洗禮、分娩、奠祭、婚姻或喪葬等事收取費用，這些主張導致胡斯被處以火刑。但他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日耳曼，其中也包括馬丁路德，路德因而對現有的神學理論與解釋產生了質疑與困惑。某日，他被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的一句話所震驚：「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與上帝和好，這句話成為他宗教改革理論的根基。1508年，路德被聘為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師，不久又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1512-1517年之間，他對宗教的觀念已漸漸與羅馬教會悖離，而真正點燃路德怒火的是贖罪券的販售。一位名叫泰澤爾（Tetzel）的修士，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擴大發行贖罪券。當時的教宗李奧十世生性闊綽，負債如山，為了開闢財源，也同意泰澤爾的點子，並且發布教令，在歐洲各國出售「贖罪券」，許多愚夫愚婦爭相購買，以為能得到拯救。正當教會前往日耳曼的威丁堡販售贖罪券時，管轄此地的日耳曼撒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侯認為贖罪券的販售是一種非法斂財的行為，不但禁止教會進入其境內販售贖罪券，也禁止其境內的人民購買。當時在威丁堡大學任教的馬丁路德得知這個消息，也十分憤怒，以拉丁文發表了反對贖罪券發售及贖罪券無用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7年貼於威丁堡教堂門上，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九十五條論綱被大量印刷，而且被譯成德文，廣泛流傳。路德大膽向教宗及教會的權威挑戰。

古時候的每個月初一、十五，商人都會約定地點作交易，於是就逐漸形成了「市集」，在交易完成之後的第二天，就是初二、十六，為慶祝交易成功，便會宴請家人和工人，但是在吃飯之前會先祭拜土地公，感謝土地公保佑他們有豐盛的農作物或家禽，使他們有物可「易」，也感謝土地公保佑使他們交易順利，換得自己所需的民生用品。「頭牙」是指每年第一次祭拜土地公的日子，也就是農曆二月二日，因為正月初二，正當農曆過年期間，所有神明都要回到天廷，所以土地公不在人間，而正月十六時，與上元節（元宵節）僅相隔一天，所以將每年第一次做牙定在二月二日，也就是「頭牙」，而十二月十六日則是最後一次做牙，就稱為「尾牙」。虔誠的人們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固定會祭拜土地公，另外每年有兩次更盛大的祭祀活動，一個為農曆的二月二日，這一天除了是商人們做頭牙之外，也是土地公的誕辰日；另一個是八月十五日，是土地公得道升天的日子。二月二日是春祭，祈求土地公保祐農作物生長順利；八月十五是秋祭，秋天收成之後，感謝土地公的保佑豐收，也就是所謂「春祈秋報」。這兩天，家家戶戶都會宰雞殺鴨，準備豐盛的祭品虔誠祭拜，也會在土地公廟前的演平安戲，又稱為 「土地公戲」。「安土地公金」就是在二月二日祭拜土地公祈福時，農人會以竹枝夾著金紙（土地公金），插在田中，祈求豐收。到了八月十五日會重複，以感謝土地公庇佑農作物豐收。「安土地公金」也稱為「安土地公拐杖」，民間流傳土地公是白髮蒼蒼的老伯伯，行動比較為不靈活，人們就以竹枝或蘆葦枝夾土地公金插在田地上，當作土地公的拐杖，而土地公金，則是作為答謝土地公之「禮數」。另一種說法認為「安土地公金」是土地公看管的標記，表示這塊田是土地公的管轄區域，就如同俗諺所說：「土地靈，虎豹不入境」，兇猛的野獸、妖魔鬼怪等，看到土地公金不敢隨便入侵，農作物自然可以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