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妃愛吃荔枝，讓這種水果帶著一股莫名的風韻，唐玄宗甚至遣專人為其摘取新鮮荔枝，由江南一帶替楊貴妃摘採鮮荔枝送至長安，還說荔枝上尚沾朝露，這可能是則穿鑿附的故事。因「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兩地相去何只千里，就算策馬不分晝夜狂奔，一定超過保鮮時限。而且「荔枝過一日，則色味俱變」，已經變質的荔枝，楊貴妃可會喜愛？事實上在四川也產荔枝，巴蜀與長安相去不遠，策馬狂奔一日可到，所以楊貴妃所食的荔枝，產自巴蜀盆地而非江南的可能性較高，但巴蜀荔枝的味道，遠不如嶺南荔枝的甜美，若和福建荔枝相比，也顯得肉少果酸。在宋代航運業相當發達，「閩中荔枝，三日到永嘉」、「四明海舟，自福唐來，順風三數日至，得荔子色香都未減」，福建的荔枝已經可以在短時間內送至京城。宋代的荔枝已經大規模的進行栽種，荔枝產量大為增加，大盤商人購買時需用「以林斷之」的方式簽約購買，可見其規模。除以新鮮荔枝內銷，更以製成蜜餞的方式外銷世界各地「悉為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鑄之」。荔枝可說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氣息的一種水果了。

展現宇宙觀是皇宮建築的一大特色，尤其在中國奉行得特別嚴格，規模也最為龐大。天壇的圓頂正象徵著天穹的圓形。

1900年，黃玉階首先倡組「臺北天然足會」。其後，各地有識之士紛紛成立「解纏會」、「斷髮會」或「風俗改良會」，以身作則，鼓吹放足斷髮。十餘年間，逐漸掀起熱潮。接著，總督府趁勢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在警察監督下，保正、甲長至各戶調查仍保留纏足辮髮人數，限期實行放足斷髮，或舉辦集體放足斷髮大會、慶祝會等，以倡導改革風氣。最後，達到普遍放足斷髮的目標。黃玉階先生，生於1850年，台中梧棲人，32歲來到台北大稻埕，是台灣第一位領取漢醫執照的人。他反對纏足，認為那是不健康的，所以提倡「天然足會」，也發起「斷髮不改裝」運動，是推動台灣現代化的功臣之一。1900年，受中、日社會新氣象之刺激，以及日本官民之鼓勵，有「台北天然足會」之成立，號召社會中、上階層入會，以身作則，倡導解放纏足，惟進展甚緩，至1905年仍有三分之二的女子纏足，放足者僅占纏足者的1.1%。

日本時代，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合稱臺灣三大林場，太平山開發時間比阿里山晚，採較高效率的「運才軌道」和「架空索道」接駁的方式集材，首先在太平山地區依不同高度舖設軌道，小火車將木材集中運送至索道站，再經由索道將木材「溜放」至下端軌道，如此層層接駁，其實太平山林業產量高於阿里山，風景亦不遜色，卻因不能使用大型鐵路機車，70年代伐木停止，便黯然走入歷史。輕便軌道台車是早年臺灣地方運輸的特有文化，指軌距在500毫米左右，建築標準很低，以人力或小型動力推動的軌道台車。由於早年都是以人力推動，剎車時再以「木棍」摩擦後輪控制速度，又名「手押台車」其歷史比臺灣鐵路的歷史更早，初為運煤之用，大正年間專門載人的輕鐵會社已遍佈臺灣，目前臺灣最後保留的輕便軌道台車在烏來，不過「手押台車」已變成汽油動力的蹦蹦車，難以想像當年人力推行的辛苦。我們每天外出很累，總渴望回家好好泡個澡休息，火車也是喔！車庫就是火車的家，它們白天英勇奔馳載客，回到家也希望能洗個澡並補充養分，火車回到家，便有人會為「他們」洗澡，呵護「他們」，火車的家，中間有一個轉車台，左右旋轉，使他們可以進入或進出車庫。舊山線北起竹南，經苗栗、三義、豐原、台中至彰化，全長89.3公里，日治時代時期舊名為「台中縣」。這段鐵路由於坡度甚大，最高達千分之二十六，山區路段以單線通行，成為西部縱貫線最大的運輸瓶頸。其中「勝興」車站標高海拔402.326公尺，為昔日「臺灣鐵路」最高的車站。

「京菜」的出現，雖然要上朔至明末清初，但當時的京菜仍以山東菜為主流，但是到了清朝，隨著各地官員的入京，京菜逐漸吸收了河南、山西、東北、蒙古、御膳、官府菜的特色，相互融合後逐漸的發展出了獨特的風味。所以稱京菜是中國飲食文化的「融合體」也不為過。而「京醬」是最具滿漢融合代表性的一種調味料，京醬也就是俗稱的「甜麵醬」。它的由來據說是因為滿人嗜食麵點，在各種宴會與祭典中，皆製作大量的麵點，結束後則賞賜給宮中太監們。但由於麵點數量過多，太監們實在難以消受，就將之存放在大缸中，缸中的甜麵點日子一久後，「甜麵」就發酵成為了「醬」，也就是後來的「甜麵醬」。太監有時就會將甜麵醬當作禮物送給官員，久而久之就被京菜所接受了，京醬肉絲、炸醬麵、醬肘子、烤鴨捲蔥餅，這些代表性的京菜都會用到甜麵醬，或者該說甜麵醬與其他菜系融合後，這才衍生出了京菜，京菜獨特的醬爆的調理方式，就是最好的例子。

自1890年代起，西方女性的服飾流行曲線開始以強調「S 」型曲線的審美標準為主，為達到這種曲線效果，女性開始穿著硬挺的緊腰衣，隨著追求這種曲線的趨勢不斷發展，緊腰衣開始增加腰部的長度，來達到更完美的「S 」型曲線，這樣一來使得穿著緊腰衣時腰部更加束縛，女性活動更加不便，但為了追求時尚，這樣的緊腰衣仍風行一時。由於「S 」型曲線的發展，此時女性服裝的特點是裙撐架的流行消退與出現高緊的蕾絲領子，機能性不佳的「羊腿型袖子」又再度流行。這種強調「S 」型曲線的優雅服飾至1910年才逐漸緩和下來。

關於中國纏足的起源有許多說法，大體而言，有商代的妲己、秦始皇時以小腳為選美女的標準之一、齊東昏侯的妃子步步生金蓮等例證。但經過考證後，認為以上的說法主要是提到「小腳」，但出現小腳並不等於纏足（用人工力量造成），只能說明古人有以腳小為美的審美觀而已。目前，大多接受始於五代十國的南唐的說法，因為李後主後宮的窅娘，在金蓮上跳舞時，的確是用布將腳纏緊。但完全用人力扳折腳板、用布纏腳的纏足，出現的年代應該更晚。大體而言，纏足的風氣在北宋才逐漸形成，當時婦女纏足的人數不多，且以妓女為主。到了南宋，人數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至南宋末年時，小腳已成為婦女的通稱；元時人數更多，且出現以不纏足為恥的觀念。纏足真正的普及，基本上是要到明清時代。而這股風潮直到民國20年代左右，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纏足之風才慢慢消退。至於纏足的傳播，首先自宮廷傳出，而為歌妓仿效，之後民間富家閨女也開始流行，最後才為一般民間婦女所接受，而廣為流傳。另外，此一風氣主要由北方傳向南方。至於足部的形狀，則是由大而小、且愈來愈纖小、由直而彎弓。婦女纏足，是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徵意義。雖然纏足並不侷限於上層社會的婦女，但由於在行纏期間無法工作、且需要有人攙扶，故真正有能力為女孩纏足者，甚至達到三寸標準者，基本上是需要一定財富的家庭才能達成。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混凝土建材的發展對羅馬建築而言，比大理石的使用更為重要。羅馬人將它和拱與拱頂結合運用，帶來建築上的重大改革。拱成為羅馬建築中的本質元素，強調了土石結構的力量與巨大，用以建造羅馬帝國境內的各種公共建築。這一切彷彿象徵著帝國本身的持久權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圓形競技場。

在北京小平原上除了誕生董家林古城外，還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區誕生了另一座城市－薊城，目前通過考古證實的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薊城，此時的薊城已是燕國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認為是在今北京城區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即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因為自1956年以來，在這個區域中發現了200多座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用一節節陶質井圈套疊成圓筒狀，在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示此區居民很多，而居民大範圍集中在當時應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另外，1957年發現了一處以戰國文化為主的遺址，出土有饕餮紋半瓦當，此乃燕國宮殿建築常用的構件，以及另有出土十枚方折式”匽”字刀幣，這都為燕都薊城位於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區域提供了證據。在春秋晚期特別是戰國時期，薊城已發展成為”天下名都”之ㄧ。【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是對燕都薊城的地位與作用之恰當評價。可惜到秦滅燕時，薊城遭到破壞，但是後來由於此地軍事地位重要，所以在秦漢之時，城池又被修復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