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菜系之中，並沒有北京菜。不過北京身為“首善之區”，為了滿足歷代皇室、士大夫和商賈等各階層人士的飲食需要，因此集中了大江南北最豐美的食品﹔同時，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北京又得以不斷地吸收國內外飲食的精華，形成了五花八門、南北風味皆有的地區。所以說北京的飲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歷代中國飲食文化的最高水平。北京菜又稱京菜，是由具北京風味的山東菜、市肆菜、譚家菜等、民族清真菜和宮廷五種風味的菜肴組合而成。北京地方風味菜主要由魯菜轉化而來，又受到其他菜系的影響，所以品種、口味均有變化。如砂鍋居的白肉菜係本是滿洲風味，全聚德烤鴨來自山東，東來順、鴻賓樓、烤肉季等則為自成體系的回族風味。此外，京菜的“重要成員”──官府菜，以譚家菜和厲家菜為主，是由一些頗講究飲食的南方漢族官僚或滿洲貴族由府邸家廚的手藝發展而來。京菜最上層的宮廷菜，則是經過歷代御廚不斷改善的產物，它揉和滿漢，品種繁多，極為精緻鮮美。歷經百年的發展，現在“北京烤鴨、宮廷菜、譚家菜、烤肉、涮羊肉”並稱為北京五大傳統名菜。宮廷菜代表－北京的”仿膳飯庄”是中國第一家專營正統宮廷風味的著名飯庄，開業已70餘年，最初是由宮廷御膳房的廚師所開設。多年來它把挖掘和發展宮廷名菜作為經營宗旨。“滿漢全席”是它獨有的最佳菜肴。這種當年的宮廷御膳，始於乾隆年間，那時正處於所謂“康乾盛世”，清帝把全國進貢的滿漢名菜集中起來，大辦筵席，賜宴群臣。他們把宮中滿席與漢席的特色融為一體，在同一宴會上出現，形成了包括“禽八珍”、“海八珍”、“山八珍”、“草八珍”等為主的滿漢全席。經過滿漢名廚的精心烹製，做出134道熱菜，48道冷葷以及點心、水果等等。可謂匯合了滿、漢、南北品味之精華，豐富多彩，蔚為大觀。應該說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最高檔次。直到當代恢復了這種宮廷御宴之後，博得了中外客人的贊揚，認為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絕。尤其仿膳飯庄不僅在飲食上學習宮廷，連內部裝潢、服務生的穿著等都能讓人感受到猶如置身在古代宮廷中用餐。官府菜代表－在官府菜中最著名的是譚家菜。譚家菜流傳到社會上來後，有人說：戲界無腔不學譚（譚叫天即譚鑫培），食界無口不誇譚（指譚家菜）。譚家菜出自清末官僚譚宗浚家中，流傳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了。譚宗浚一生酷愛珍饈美味，作京官時，便熱衷在同僚中相互宴請，而譚宗浚之子譚瑑青講究飲食更過於其父。所以譚家常不惜重資禮聘京師名廚，將技術學到手，隨請隨辭，不斷吸收各派名廚之長，精益求精，獨創一派。不過可惜譚宗浚後期，因仕途不順，鬱鬱而終。最後，譚瑑青落到了這樣的地步：不得不將自家大名鼎鼎的譚家菜拿出來變相營業，以獲得一些收入，補貼入不敷出的家用。譚家菜就是這樣逐漸流入了社會，並且名聲日噪。食界無口不誇譚之說，便是出自這一時期。涮羊肉代表－涮羊肉是源自蒙古的回教清真菜，此菜的炊具?做法?吃法均十分獨特。火鍋既是炊具又是食具﹐吃時以生料上桌﹐邊涮邊吃﹐味道異常鮮美獨特。在北京最出名的涮羊肉就是具有百年歷史的「東來順飯莊」。東來順創建於1903年，具有選料精、糖蒜脆、調料全、火鍋旺這四大特色，所以北京人說「涮羊肉，何處嫩，要屬東來順」。東來順的羊肉是從內蒙古來的大尾巴綿羊肉，由刀工精湛的廚師切出既薄又整齊的羊肉片，這樣精緻的羊肉片涮過後既沒有羶味也不油膩，再沾上東來順講究的調料實在是非常好吃。烤鴨代表－北京有一句順口溜：「不到長城非好漢，不吃烤鴨真遺憾」。北京烤鴨是以北京特產填鴨烤製而成，曾是元?明?清歷代宮廷御膳珍品。後來傳入民間，成為京菜之首，獨步中國食壇，譽滿全球。著名的全鴨席即是以烤鴨為主菜設置的，北京有名的烤鴨店有很多家，其中以「全聚德」、「便宜坊」等名氣最為響亮。全聚德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開業，創辦人是楊全仁，烤鴨的製作方式是掛爐烤鴨，即直接將鴨子掛在爐內，以果木燒烤，所以烤出來的鴨子呈棗紅色﹐外皮像綢布一樣光潔漂亮﹐吃起來皮脆?肉嫩?香酥?細膩，用荷葉餅塗上甜麵醬放上片好的鴨肉和蔥條，是最適合的吃法。便宜坊與全聚德一樣都是上百年歷史的老店，賣的也是烤鴨，但是作法卻完全不同，它是燜爐烤鴨，靠的是燜的功夫在鴨肚內灌入老湯，使其外烤內煮的過程中受熱均勻，這樣燜出來的烤鴨才會好吃。烤肉代表－「烤肉季」是有名的烤肉大餐，在這裡以烤羊肉為主，所用的羊肉都是駱駝隊經張家口外馱進來的羔羊，羔羊吃的是壩上的草，所以吃起來不僅肉質鮮嫩，且不會有羊羶味，經過調味烤熟後香味四溢，肥瘦肉搭配得宜。

中國古代為了適應禮制的要求，為表達對天地、祖先的崇敬和感恩，為奉行各種祭祀活動提供場所而產生壇、廟、祠等建築類型。現存的北京天壇建築群便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處壇廟建築，也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古建築群，因此於1998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文化遺產）。明清兩代皇帝每年「三孟」會在天壇祭天，「三孟」即孟春祈穀、孟夏（夏至）祈雨、孟冬（冬至）祀天，所有祀典分三等，其中以大祀最為隆重，而冬至日皇帝赴天壇祭天便是大祀中的一種。天壇位於北京城區西南部，建於明永樂四至十八年（西元1406-1420年），與紫禁城同時興建。天壇的整個建築布局呈「回」字形，分為內、外壇兩部份，內外壇北端的圍牆高大呈半圓形，南端的圍牆較矮呈方形，象徵中國古代「天圓地方」之說。天壇主要建築物都是圓形的，整個建築群共有祭壇兩座，「祈穀壇」在北，「圜丘壇」在南，兩壇在同一條南北中軸線上，中間有牆隔開。「祈穀壇中是祈年殿。祈年殿是一座有鎦金寶頂的三重檐圓形大殿，殿基庭落在三層圓形的白石台基上。殿檐上深藍色琉璃瓦象徵天空。( 明代原為藍、黃、綠三色，清乾隆時一律改為藍色琉璃瓦。 )全殿高三十八公尺，直徑三十公尺，全憑內外三層共二十八根木柱和複雜的木結構支撐沉重的檐頂。而殿內柱子的數目據說是按天象建的－中央四根龍井柱，象徵四季；中層十二根金柱，象徵十二個月；外層十二根柱，象徵一天十二時辰。加起來二十四根，象徵二十四節令，三層相加二十八根，象徵周天二十八星宿。此殿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木結構体系抬梁式構架的典型作品，也是世界建築藝術的珍貴遺產。「圜丘壇」則是冬至祭天大典舉行之地。

北海公園是北京城最古老的皇家園林，為遼、金、元、明、清五代的皇家禁苑。北海園林開發始於遼代，金代又在遼代初創的基礎上營造太寧宮，大定十九年（1179）建成，後更名為萬寧宮。太寧宮是金代皇帝遊玩避暑的一處重要離宮。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遷都，喜愛瓊華島，以此處為中心建設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把瓊華島改名萬壽山（後改萬歲山）。萬歲山所在的湖泊，稱為太液池。以萬歲山、太液池為中心，東為大內，西為隆福宮和興聖宮，形成三宮鼎立，宮殿與園林緊密結合的格局。明朝永樂十八年（1420年）又多次修建，清初順治年間，建藏式白塔，把萬歲山改名為白塔山，乾隆時期對北海進行一次重點改建，奠定現在北海的規模和格局。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使北海幾成廢墟。1925年北海則闢為公園。北海公園主要由北海湖和瓊島所組成，在北海公園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九龍壁，因為上面的七彩琉璃磚非常難得，而大陸現存的九龍壁有三座，有一座在山西大同明王府門前，一座在北京故宮皇極門前，只有北海公園內這一座才是雙面都有九條龍的，九龍戲珠於波濤雲海之間姿態各異，栩栩如生。

元代以後菜餚口味的變化也相當明顯，烹飪主流跟著改變，由清蒸、拍粉清炸、清炒等，可以吃出原味的調理方式，發生變化。因為清淡的調味、量少精美的裝盤方式，這對不同生活的蒙古和色目人，是很難以下嚥的。清淡的調味對於大量使用香料與醬汁的色目人，感覺無法忍受，所以淋醬，醬爆、醬炒、裹麵炸、炸後淋醬等重口味的調理方式，就在這一時代逐漸的出現了。量少而精美的裝盤方式，對於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來禦寒的蒙古人，更是難以饜足，所以大盤菜的裝盤方式，就逐漸取代了原本的精緻裝盤法。原本中原地區很少採用的直接燒烤（華南跟塞外較常用），也被華北地區所接受了，可以見到華北地區逐漸適應了征服者的習慣，這種口味較重的調味法，也符合當時庶民階級的需求，畢竟大量裝盤與較濃的調味方式，是靠體力勞動的庶民階級，更喜好的吃法。因此，蒙古游牧飲食的習慣，對一般庶民階層的改變是相當大的，在華北地區的影響，尤為顯著。

1900年，黃玉階首先倡組「臺北天然足會」。其後，各地有識之士紛紛成立「解纏會」、「斷髮會」或「風俗改良會」，以身作則，鼓吹放足斷髮。十餘年間，逐漸掀起熱潮。接著，總督府趁勢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在警察監督下，保正、甲長至各戶調查仍保留纏足辮髮人數，限期實行放足斷髮，或舉辦集體放足斷髮大會、慶祝會等，以倡導改革風氣。最後，達到普遍放足斷髮的目標。黃玉階先生，生於1850年，台中梧棲人，32歲來到台北大稻埕，是台灣第一位領取漢醫執照的人。他反對纏足，認為那是不健康的，所以提倡「天然足會」，也發起「斷髮不改裝」運動，是推動台灣現代化的功臣之一。1900年，受中、日社會新氣象之刺激，以及日本官民之鼓勵，有「台北天然足會」之成立，號召社會中、上階層入會，以身作則，倡導解放纏足，惟進展甚緩，至1905年仍有三分之二的女子纏足，放足者僅占纏足者的1.1%。

在北京小平原上除了誕生董家林古城外，還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區誕生了另一座城市－薊城，目前通過考古證實的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薊城，此時的薊城已是燕國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認為是在今北京城區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即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因為自1956年以來，在這個區域中發現了200多座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用一節節陶質井圈套疊成圓筒狀，在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示此區居民很多，而居民大範圍集中在當時應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另外，1957年發現了一處以戰國文化為主的遺址，出土有饕餮紋半瓦當，此乃燕國宮殿建築常用的構件，以及另有出土十枚方折式”匽”字刀幣，這都為燕都薊城位於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區域提供了證據。在春秋晚期特別是戰國時期，薊城已發展成為”天下名都”之ㄧ。【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是對燕都薊城的地位與作用之恰當評價。可惜到秦滅燕時，薊城遭到破壞，但是後來由於此地軍事地位重要，所以在秦漢之時，城池又被修復起來。

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年)和邁雅(Adolf Meyer，1881-1929年)率先創造了戰後時期令人驚奇的國際風格—玻璃帷幕，沒有飛簷的平面屋頂，四周沒有任何支撐力量的立方磚，以及將裝飾限制在最簡單的水平線條之內等，這種國際風格將在摩天大樓的設計上結合發展。他創造了一種堅硬穩固的量體。他們建造的法古斯(Fagus)鞋廠然而，由於方格單位的利用，在建築元素上他仍維繫了和過去的關係，以及一種對稱的傳統感受。

近代化的馬路最早是隨著租界的開闢而興修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近代化的馬路仍少。上海外灘在1840年代鋪設了馬路，目前知名的上海淮海中路，舊稱「霞飛路」，1900年由法租界公董局興建，最初名為西江路，1906年改名寶昌路，1915年更名為霞飛路，橫貫上海法租界。光緒年間，上海、天津紛紛引進日本的人力車，時稱「東洋車」，是一種人力的交通工具，有兩個輪子，上有座位，由一個人在前面拉行。因1913年上海租界規定公共人力車必須漆成黃色，故又稱「黃包車」。由於輕便舒適，價格低廉，因此迅速在各地流行。汽車方面，光緒29年(1903年)從上海開始引進，但只有新進三輛試用。宣統元年增至156輛。據說領有汽車車牌1號為英國大使館，買辦商人劉子敬的汽車則登記為2號，足見其財力與對西式生活的亦步亦趨。而袁世凱也曾購買一部賓士汽車送給慈禧太后，據說慈禧坐過一次，它現今停放於北京頤和園內。電車方面，有軌電車是德國人西門子於1882年發明的，傳入中國是在光緒32年(1906年)，比利時人在天津租界鋪設有軌電車，之後上海電車公司成立。上海在1908年第一次通行電車，自靜安寺行駛至外灘，路旁圍觀者眾多，但乘坐者只有24人，其中大多是外國人，因為當時中國人以為坐電車會觸電，所以很多人不敢乘坐。 汽車與電車的引進，促成中國通商口岸交通近代化的起步與發展。

17世紀左右，西方人來到中國時，對於當時中國的富庶與強大留下很深的印象，並對東方的一切產生新鮮、好奇、且崇拜。而這股中國風被西人商人引進西方，造成不小的風潮。當時來華的洋人對於中國婦女的小腳也感到十分有興趣，想一探究竟；但在當時纏足婦女大多待在家中，即使出門也不願以小腳示人，這使得西方人想看三寸金蓮十分困難，更增加西方人的好奇心，並對纏足產生一種神祕、奇特的東方想像。此外，早期西方人因為不易看到小腳，產生纏足婦女是神聖且貞潔的看法，進而認為纏足風俗是中國高尚、文明、道德的標誌。然而，對中國金蓮這樣的想像與觀點，隨著西方勢力強大、甚至打敗中國後，發生了改變。在清末，由於不平等條約的簽定，有更多的西方人更有機會進入中國。由於下層社會的婦女也有小腳，且不介意讓他人看到，大大增加西方人觀看金蓮的機會。再加上西方發明照像技術，使得更多西方人有更多機會看到中國的小腳。由於西方人的自信心增強，以及中國無力抵抗西方勢力，使得在清末時，西方人對中國的纏足觀感產生改變，視金蓮成為中國落後、腐敗、野蠻、醜陋的象徵，是重大陋習之一，甚至加以鄙視。

西元一八九五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取得了臺灣的統治權，將纏足和辮髮、吸食鴉片等，視為臺灣的三大陋習。四百年前由中國大陸渡海來臺開墾的先民，也將故鄉婦女纏足的風氣帶進來，造成當時臺灣婦女也有纏足之風氣沒有纏足者往往婚嫁困難!初期日本政府擔心遽然下令放足、斷髮和禁食鴉片，會引起臺灣人的反感，對初臨治台的日本政權有所傷害，乃採循序漸「禁」的政策，透過學校教育和報章雜誌的宣傳，鼓勵臺灣人自由放足和斷髮；直到西元一九一四年，才達到普通放足斷髮的目的，其間還發生多次抗拒的活動，改變纏足習性之不易，足見纏足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影響，而這項不人道的習俗在日人的整飭下才從臺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