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大刀闊斧從事財政金融建設，同年十月六日公佈「中央銀行條例」明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並在上海正式成立總行，肩負起當時統一幣制、統一國庫及調節金融之責任；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又成立中央信託局，負責購料、信託、儲蓄、保險、易貨儲運等業務，其中購料業務中即包含籌辦設廠自行印製鈔券事宜。 對日抗戰前及抗戰初期，中、中、交、農四家銀行所發行之法幣仍全數委由國外印製，迨至二十九年夏，因中國海岸線幾全部遭日軍封鎖，國民黨政府當局為免鈔券供應中斷起見，乃在重慶籌購鈔紙、油墨，準備鈔券印版事宜。三十年二月一日籌備完成，於中央信託局成立「印製鈔券事務處」（旋改稱為印製處），資本額為五百萬元法幣，同時接收財政部重慶印刷局（位於重慶棗子嵐埡），改稱為「重慶印刷廠」，本廠自是日起正式創立。大陸時期之組織可概分為重慶時期與上海時期二階段，前者自三十年二月至三十四年底，後者自三十五年元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在區域上則涵蓋北平、上海等地，而組織上多為接管（收）或收購當地現存印刷（造紙）工廠後投入生產。惜因時隔久遠，相關文件資料多已佚失，僅能以簡述方式行之。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本廠總管理處正式遷台辦公，在民國四十三年四與台北廠合併改稱為「中央印製廠」。民國五十年六月中央銀行復業，同年九月奉命接收台灣銀行大理街印刷所，改稱本廠萬華廠，印鈔工作方始統一全部交由本廠印製。同時，早在民國四十一年春，為防範空襲及維護安全起見，曾分期疏建廠房於新店青潭。民國四十七年成立青潭辦事處，迄至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葛樂禮」颱風之後，因三重舊廠歷經災患，且廠房四周已被市廛包圍，無法擴建，不堪重任，遂將經營十數年之三重廠址所有機器設備人員，陸續分批遷移青潭，於五十三年五月執行完成。嗣為提高生產品質，加速本廠生產設備現代化，續於五十二年八月購妥新店鎮安坑土地，開始籌建安康新廠。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一日設總廠及安康廠於台北縣新店鎮二城路三十號（即現址新店市安康路三段二三五號），青潭原址（即現新店市北宜路二段二００號）設為青潭廠，原設之萬華廠併於青潭廠。 本廠遷台初期因業務清淡，全廠人員最多時亦僅約五百人，俟接管總統府印鑄工廠及台灣銀行印刷所後，人數增為九百餘人，其後青潭、安康兩廠陸續成立，進而突破千人。至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因鈔券委印量大幅增加，全廠員工達到最高峰之一四五六人（當年度預算員額為一四七七人）。此後本廠為配合行政革新組織員額精簡計畫，人數乃逐年遞減至目前之一一四一人（截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以上資料摘自中央印製廠官方網頁：本網簡介http://www.cepp.gov.tw/cweb/cepwpart2/cepwpart2.htm

人工樟腦於1803年由德國藥劑師kindt 發明，發現以松脂製成的松節油可以提煉出類似樟腦的產品；德國公司嘗試量產後，1813年正式投入國際市場舞台，可惜因品質不佳，銷路不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品質終於改善，也漸次獲得各消費國喜愛，在國際市場佔有率節節上升，開始對臺灣的天然樟腦產生威脅。除了德國以外，之後，義大利、法國、美國與日本也相繼投入製造人工樟腦的市場。人工樟腦的原料來自松樹，松樹成長速度快，且分佈面積遠較樟樹廣，故人工樟腦成本遠較天然樟腦來的低。

光復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機製輔幣的需求較小，到民國三十八年幣制改革後，才有壹角、伍角機製輔幣的發行。其中主要的圖案是「孫中山先生肖像」、「台灣島」、「梅花」、「蘭花」及「蔣中正先生肖像」等。材質則為紅銅、黃銅、銀、鋁、鎳等。

除了之前看過的日治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銀?、金?外，隨著日本在台統治的逐漸穩定與持續經濟發展，為因應不斷上升貨幣需求，台灣銀行乃陸續發行新版紙幣。以下將透過圖片的說明，讓我們實際觀察日治時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貨幣面額、形制的演變。1914年（大正三年、民國三年）3月3日起，台灣銀行發行「大正改造?」，改直式版面為橫式版面。正面採用「台灣神社」圖案，背面則為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圖案。雖然圖案或有變化，但這兩個主題一直為日治時期台灣銀行發行的銀行?所採用。面值為壹圓、五圓、拾圓、五拾圓四種。到了昭和年間，由於印刷和製紙技術的進步，以及為了防止偽造、變造，於是設計新款式的紙鈔。從1933年（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起，陸續發行台灣銀行（昭和）甲?壹圓、五圓、拾圓及百圓?四種。1942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台灣銀行?刷色變更，稱為「乙?」，面值有壹圓?、五圓?、拾圓?三種。其中五圓?、拾圓?的背面增加「飛鳥」圖案。1943年（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由於戰事的影響，原由「大日本帝國印刷局」製造的紙幣，改由台灣就地取材，自行印製，稱為「現地刷」版，由於採用甘蔗纖維紙（日本文獻載為香蕉纖維紙）平版印刷，因此較為粗劣，面值為拾圓、百圓?兩種。1944年（昭和十九年、民國三十三年），為了因應戰爭所造成的物資欠缺、通貨膨脹問題，台灣銀行擬發行千圓?，以調整台灣金融，並完成設計、試印作業。次年需要時，因受戰爭影響，已無能力印製。改由空運「日本銀行兌換?千圓?」以應急，為供識別，在鈔票背面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總行總經理）的紅色印章。除了紙幣之外，為了輔助紙幣流通，便利小額交易，還有機製幣（俗稱輔幣、硬幣）的鑄造、發行，日治時期在台流通的機製幣與日本本土流通的機製幣是相同的。

明治維新有成之後，日本國內為配合國際貨幣體系，改採金本位制；乃定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其〈貨幣法〉，為配合其〈貨幣法〉的施行，遂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再度舉行貨幣會議，經參酌臺灣的實際情形，乃決定其改革臺灣幣制的基本方針：「〈貨幣法〉之施行於臺灣，不以明文規定；臺灣之主要通貨，以鑿印之一圓銀幣充之，並按時價（即金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島內之一般公私交易上；原來允許使用於繳納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私人鑿印粗銀，今後禁止使用。」日人在臺灣實施「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固屬一項精心的設計，雖然尚未能將臺灣所流通的貨幣，立即完全納入日本的貨幣體制內，但是，其欲藉此而增強日本貨幣在臺灣的流通勢力，以逐漸驅逐與取代原先所流通的雜亂貨幣。由於殖民政府未能積極收換新幣，於民間使用上又未能禁絕使用舊幣，所以造成鑿印銀幣運行效果不佳的情況。最後不得不停止銀幣鑿印，改為所有銀幣均按「時價」無限制流通。日本的鑿印及未鑿印銀幣都按「時價」流通時，舊有的各種貨幣亦都繼續在民間使用，且仍有外國銀幣、乃至粗銀輸入。等到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總督府即以法令規定，對進口粗銀課稅百分之五，並禁止「歹錢」（私鑄之劣質銅幣）輸入，自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繼至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更規定「折合日本貨幣（按係指其金幣而言）達三圓以上之外國輔幣（按此當包括清鑄銅錢在內），禁止輸入。」自同年六月一日起實施。此兩項規定，是日人採漸進方針，對臺灣進行進一步幣制改革的準備行動。另外，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銀行正式成立，並發行「銀?」，並對於之後臺灣幣制整頓發揮重要的作用。

本廠前身為民國九年奉准籌設於上海的「上海造幣廠」，民國十七年改名為「中央造幣廠」，隸屬財政部。至民國二十二年方才正式開鑄，但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追隨政府遷往後方，先後於武昌、成都、桂林、蘭州及昆明成立分廠。抗戰勝利後，各分廠陸續結束鑄造。民國三十五年，本廠復遷回上海，但於國共內戰失利後，於民國三十八年，又隨政府播遷來台，設廠於台北市酒泉街，同時改隸中央銀行。民國六十五年遷建新廠於現址─桃園縣龜山鄉振興路577號。本廠為中央銀行轉投資生產事業機構，主要任務為經營流通硬幣及紀念幣之鑄造、銷毀、回籠硬幣整理等業務。並在不妨礙流通硬幣及紀念幣生產任務下，得依業務及市場需求，兼營紀念章牌及其他各種金屬鑄品業務。─以上資料摘修自中央造幣廠官方網頁http://www.cmc.gov.tw/main.htm

出於大食諸國，及真臘、占城兩國，而以大食為上。獵者見象，以藥箭射之，象負傷逃遁一、二里後，藥發而斃。獵者取其牙，埋諸土中，積至十餘支左右，方搬至大食；再以舟運至三佛齊、日囉亭等地交易。

廣州自秦代以來，即為中國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漢代的「譯長」、唐代的「市舶司」皆首置於其地。進口各類物產，如香料、珍寶、象牙，出口則是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甚而書籍等，其航線東至日本，西達波斯灣。即使元代的泉州港，清後期的上海港先、後出現，取代她在海運上的龍頭地位，至今為止，她仍是中國數一數二大型國際貿易港口。在諸多貨物當中，瓷器的出口最具「海上絲路」之特色。自從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主要外銷貨物，廣州便是最大的瓷器輸出港，自唐至元，歷久不衰。阿拉伯商人都知道廣州生產瓷器，其實廣州瓷器來自東南沿海和長江中游各地的窯場。宋代著名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瓷器，都由這裡運送東南亞、印度、西亞、和東非地區。宋代廣東的外銷瓷窯則分布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明代外銷瓷窯主要分布在潮州、佛山（石灣）、惠州、惠東、惠陽和平遠等地。廣州西村窯也是一處外銷瓷窯，但不見方志記載。西元１９５６年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發現燒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繪、青釉和黑釉等幾種，印花青瓷可能使用耀州窯印模，專供南海各地使用。三十年來該窯瓷器大多見於東南亞各國，國內絕少見到。伊本．貝圖達尤其推崇廣州瓷業的繁盛，他說秦克蘭（廣州）和刺桐（泉州）一樣，盛產瓷器。“秦克蘭是世界聞名的大城，最大的市場是陶瓷器業，商人從這裡將瓷器運到中國各地，又行銷印度、也門”。

西元前五十七年朴赫居世建國（新羅）時定都於慶州。佛國寺、石窟庵、新羅金冠、磨崖三尊佛像等華麗輝煌的文化遺產遍佈，有著許多文化財。佛國寺包括七十多棟建築物，排列在大石基壇上，伽藍的結構和配置，全仿自唐的佛寺建築，其多寶塔和釋迦塔，則有匠心獨具，不同於中、日佛塔建築。近來在釋迦塔內發現的漢譯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考證是唐天寶十年以前所印，這是中國也是世界最早的印本，足以證明朝鮮與中國印刷技術的接觸。

文物本身的歷史價值外，是古代社會原始紀錄。數量多達四萬餘卷的古代寫和刻本，歷時六百餘年，內容涉及社會化交流各方面，對研究中古代的社會、經濟、宗教、歷史等皆有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