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頂洞人”之稱呼是因為其遺址正好位於龍骨山的山頂，剛好在”北京人”居住的”猿人洞”的頂部之上。這個遺址是在1930年發現的，1933－1934年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重要的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山頂洞”遺址分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個部分，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主要是出土於上室和下室。上室地面有灰燼層，並發現骨針和裝飾品，推測應是山頂洞人的居住地，而下室發現3具完整的頭骨和一些體骨化石，人體周圍並散佈有赤鐵礦粉和陪葬品說明這裡是墓葬地。經過測定，”山頂洞人”生活年代距今約2.7萬年前，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人類，由頭骨及一些體骨化石推算，他們的骨骼型態與現代人類已沒有太大的差別。山頂洞人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很少，只有25件，但骨角器和裝飾品卻非常豐富，從這些由獸牙、魚骨、蚌殼磨製而成的裝飾品以及骨針（用以將獸皮縫製成衣服）可以說明他們已開始用獸皮縫製衣服禦寒遮體並且具有審美意識。在他們墓地周圍散佈有赤鐵礦粉，表示他們在埋葬死者時可能實行灑赤鐵礦粉的原始宗教儀式，說明他們已有原始的宗教信仰。

纏足的目的，是要將腳束縛、抑制其生長，而保持小腳的形式，但在完成小腳的過程中，是十分痛苦的。纏足的方式可分為兩種：1.早纏，俗稱「慢裹」：大多是有錢階級的婦女纏足的方法，在女孩約在3~4歲左右起，母親將小腳關節弄脫臼，用布緊纏，使腳無法隨身體成長而長大。因為是採用漸進的方式，所以纏足的時間較長，但較不疼痛，且比較容易達到三寸的標準。但纏足後的婦女行走不易，需要別人攙扶才能走路。另外，身體會比較虛弱，容易生病。2.急纏，俗稱「快裹」：較為貧窮的中下階層的家庭，會採用此一辦法。這是因為中下階層的家長忙於謀生、與女孩必須工作等因素，使得她們大多比較晚才纏足，大約在8~9歲，甚至有人至15~16歲時才纏足。纏足時大多挑一吉日，請有經驗的老婦負責，將除了大姆趾以外的指頭，迅速、一起扳折到腳底板，再用布緊緊纏緊。由於是在短時間內，將腳趾頭弄斷、纏緊，達到形成小腳的效果，故所耗費的時間較短，對整體身體健康，造成的摧殘相對較小。且纏足完成後，仍可以進行粗重的工作，甚至可以背重物、練武功。正因為是急速纏足，所以不僅在纏足過程中，較慢纏方法更加疼痛，而且纏成的金蓮外觀比較難看且大，很少能達到三寸。雖然纏足對女子的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但對古人而言，小腳是種美的代表。且小腳又與婚姻的幸福與否產生關聯。簡言之，當時人認為若有一雙三寸金蓮，才易嫁到好夫家。因此不論貧富之家的女孩，皆努力纏足。然而，是否纏足、纏足的樣式、流行的程度等，是會因地域、種族、身份、氣候上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在清朝時，滿族婦女基本上是不纏足的；在漢人中，客家婦女則多為大腳。又如明朝曾規定，有些身份較低的人，是不准纏足。因此在注意到普遍的流行中，也不要忽略差異性的存在，而誤以為所有人皆做同樣的事。

在北京小平原上除了誕生董家林古城外，還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區誕生了另一座城市－薊城，目前通過考古證實的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薊城，此時的薊城已是燕國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認為是在今北京城區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即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因為自1956年以來，在這個區域中發現了200多座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用一節節陶質井圈套疊成圓筒狀，在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示此區居民很多，而居民大範圍集中在當時應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另外，1957年發現了一處以戰國文化為主的遺址，出土有饕餮紋半瓦當，此乃燕國宮殿建築常用的構件，以及另有出土十枚方折式”匽”字刀幣，這都為燕都薊城位於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區域提供了證據。在春秋晚期特別是戰國時期，薊城已發展成為”天下名都”之ㄧ。【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是對燕都薊城的地位與作用之恰當評價。可惜到秦滅燕時，薊城遭到破壞，但是後來由於此地軍事地位重要，所以在秦漢之時，城池又被修復起來。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明成祖在北京建造了占地達兩百五十英畝的宮殿群，以紫禁城作為皇室成員，文武百官才能踏入的地方，五百年來一直是皇帝的居所和政府的所在。北京市的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先後曾居住過24位皇帝（明代14位，清代10位）。紫禁城以「左祖右社」、「前朝後寢」、「三朝兩宮」原則確立輕重等次，設定全城佈局，太廟，社稷壇分立左右最前方，朝廷（辦公處）在前，寢宮在後，中軸線上設三殿兩宮。實際上紫禁城的佈局原則是運用了五行學說的觀念。陰陽五行是中國古代的一種世界觀和宇宙觀。古人認為世上萬物皆分陰陽，男性為陽，女性為陰；方位中前為陽，後為陰；數位中單數為陽，雙數為陰等等。在紫禁城，屬於陽性的帝王執政的朝廷放在前面，將皇帝、皇后生活的寢宮放在後方，符合陰陽之說。前朝安排了三座大殿，後宮部分只有兩座宮（即乾清和坤寧二宮，交泰殿是後期加建的），符合單數為陽，雙數為陰之說。整座皇城以從午門、三大殿、後三宮直達御花園的欽安殿和神武門的中路為主軸，左是太廟，右有社稷壇，北邊是煤山(又名景山)，西面是中南海，西北是北海，形成森嚴壁壘的皇城。皇城內分為外朝、內廷，外朝部分主要是太和殿、中和殿以及保和殿這三座大殿為中心，文華及武英兩殿為兩翼，專供皇帝御門登基、立后妃、命將出征、科舉殿試和在每年新年、冬至、皇帝做壽等節日召見文武百官，舉行盛大禮儀的地方。內廷部分主要是乾清宮、交泰殿和坤寧宮為中心，東西兩宮為兩翼，專供帝后生活起居和處理日常政務，舉行內朝小禮之用。此外，尚包含若干宗教活動和祭祀用的殿堂、提供皇室成員遊憩的御花園以及大量的服務性建築。紫禁城內的宮殿房間有近九千間，故我們主要介紹中軸線上的建築。首先先從外朝部份開始－午門：紫禁城正門，中間的門洞只有皇帝才能進出，王公貴族走右側門，文武大臣走左側門。太和殿：皇帝舉行典禮的大殿，俗稱金鑾殿，是等級最高最氣派的殿宇。中和殿：皇帝舉行大典之前作準備或休息的地方。保和殿：舉行宴會和殿試的場所。接下來是內廷的部份－乾清門：內廷正門。乾清宮：明代皇帝及清代順治、康熙的寢宮，雍正以後則是舉行內廷典禮、接見官員和外國使臣的地方，「正大光明」匾後是藏傳位詔書的地方，清代雍正以後的皇帝寢宮和處理政務之所則改至養心殿。交泰殿：皇后在元旦和生日時接受朝賀的地方。坤寧宮：明代皇后的寢宮，清代是祭神處和皇帝的洞房。神武門：紫禁城北門，清代選秀女時由此門進入，原稱玄武門。

到了二十世紀，「褲裝」漸漸成為女性流行的服飾，然而女人要真正可以自由的選擇穿褲子或穿裙子，甚至穿起軍服，那可是一段說來話長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在二十世紀一路走來坎珂，今天女生可以自由穿著淑女褲、七分褲甚至是牛仔褲的「前門襟穿著權」，真可說是得來不易。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裝的發展在「慶祝和平、找回歡樂、期待復原、建立新時代」的氣氛下有了極大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褲才算是真正取得了與「女裙」平等的地位。尤其受到戰後嬰兒潮的影響，以青年人為主題的流行文化時代到來，不管是髮型、外套上衣、領結、緊身長褲、膠鞋等等，都看到當時的青少年他們在穿著行為上自我選擇的新主張，而這些新主張也慢慢使得「女生穿褲子」的觀念變得普及，「女生穿褲子」不再被視為異類。

40年前香奈兒的短髮引起爭議，40年後的1960年代俐落的短髮卻是髮型重點之一。當時的英國倫敦超級模特兒Twiggy削著一頭金色的短髮，被認為是「最能表現1960年代女性形象的代表」。1960年代後期「中性意識」和「女性角色轉變」的結合，促成女性穿著「喇叭褲」的流行風氣，更把男性的「西裝」與「套裝」修改之後穿在自己的身上，使得此一時期的女性表現出「成熟、幹練」的形象。而男人則繼續Hippy，因此這時候出現性別倒置的樂團似乎也不會太令人訝異。1970年代以後，女性穿著長褲不但已經被視為平常，甚至發展出所謂「Hot-pants」的熱褲，女人穿著超短的短褲（質材多為牛仔褲）展現其青春活力之一面。「Hot-pants」之取名來自於1970年Women’s Wear Daily雜誌。1990年代以後，受到「多元文化」、「消費文化」、「國際化」、以及「後現代文化」的影響，國際流行服飾之發展呈現風格兩極之發展，而「女褲」元素的運用更加多元，女性的形象不再限於以往強調「溫良恭儉讓」，多元時代有多元形象的女人。

柯布榭的《供300萬人居住的當代城市》對於城市發展提出了具體合理的辦法：1.分散市中心。2.疏散人口密度。3.提供更多交通運輸的方法。4.增加公園綠地和開放空間。1925年，柯布榭指出「現代都市隨著新建築而誕生」，但「巨大的、壓倒性的、殘酷的進展，破壞了我們和過去的連結關係。」而這市中心的四周是由185公尺高的摩天大樓包圍著。柯布謝的設計中整個都市就是一個綠帶，因而未包含公園的設計。

「七分褲」和「襯衫式連裙裝」是1950年代以後較具代表性的女裝。隨著1960年代「嬉皮文化」的到來，更是打破了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傳統男性服裝「陽剛、英挺」的堅持，所謂打破男女性別界線的「中性服」大量出現。「嬉皮文化」（Hippy）是指一九六0、七0年代的一種次文化。「嬉皮文化」對於西方文化發展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在服飾上，「嬉皮文化」顛覆傳統男性必須表徵陽剛之氣的形象，帶動「中性服」的發展，對於民俗風的啟發有很大的影響，並且對「物質消費流行文化」之發展提出嚴厲的批判，進一步出現「性別倒置」的文化。

廿世紀初，有幾位關係新風格的發展的著名建築師。1919年，葛羅培斯(Gropius)將兩所原本分立的藝術學校和美術工藝學校結合而為包浩斯(Bauhaus)。包浩斯最主要的影響，是率先推動了整合現代設計原則與量產工業的觀念。這是將理性、技術和一次大戰後流行的烏托邦精神相互結合的卓越計畫。1922年以後包浩斯變得越來越具有目的性，追求立方體的儉樸和功能主義。包浩斯於1925年搬到德索(Dessau)，葛羅培斯為它設計的新建築，徹底體現學校各種功能的結合。此一建築為工廠、畫室、教室、展示場、圖書館、辦公室和宿舍的複合體，建築設計以乾淨、精確、無裝飾但引人的方式，將直邊方塊做非對稱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