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由於中國內部不斷的發生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行動，光緒三十三年清廷為了抵制日漸高漲的革命風潮，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籌備立憲行動。諭設資政院，並令各省籌設諮議局，並創刊「政治官報」，以宣傳立憲政令，介紹各國的憲政思想與制度。光緒三十四年頒佈了「憲法大綱」，以九年為召開國會實施立憲的期限。可惜憲法大綱中，卻將皇帝的權力提高到比日本明治天皇的權力還大，失去君主立憲以君主為虛位元首的意義。宣統元年和宣統二年，中央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分別正式成立，成員多半為曾經擔任官吏的士紳。各省諮議局成立後，他們的共同政治要求，是向清廷請願儘速召開國會，經過三次請願風潮後，再加上中央資政院開會討論後，全體議員均表示贊成，清廷迫於壓力下，將九年的預備期限縮短為六年。宣統三年清廷頒佈內閣官制十九條，並公佈了所謂責任內閣的閣員，十三人內閣名單中，滿人佔了八名、漢人四名、蒙古人一名。而滿人八名中，皇族又佔了四位，又以聲名狼籍的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因而被譏稱為「皇族內閣」。經過此次事件後，立憲派人士對於清廷大失所望，認為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雖然立憲派人士熱中於請願推廣立憲制度，但是清廷實際上和立憲派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清廷皇室實際上是以固守權位為主要考量，沒有進行改革的誠意，只是企圖以預備立憲的動作來緩和革命勢力的壓力，一方面可以收攬人心、二方面制憲也可以也可以使清廷政權得到保障。而立憲派一廂情願要求清廷進行君主立憲、儘速召開國會的熱情和想法，在皇族內閣事件後，對於清廷大失所望，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隋煬帝廢北周以來之總管府，唐高祖恢復，不久改為都督府（十州以上為大都督府，不滿十州為都督府），玄宗以二萬戶以上為中都督府，不滿二萬戶為下都督府。其後都督多帶使持節，號稱「節度使」。玄宗天寶時，設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十節度經略使（嶺南稱經略使）。這是軍事上的軍區制度，原與地方行政制度無關。安史之亂後，唐朝於軍政重地設節度使（並兼觀察使銜），一般地區設觀察使，皆統領數州（治所所在為本州，節度、觀察使又兼本州刺史，其餘各州為「支郡」），全國節度、觀察使多至四、五十道。部分節度使（如魏博、成德、平盧、淄青等節度使）手握重兵，不服中央之號令，隨意任免地方官吏，租賦稅收不入於中央，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節度、觀察使之下，各州刺史因多由節度、觀察使逕自任命部下將領充任，也多帶防禦使、團練使銜。節度、觀察使的幕僚，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節度掌書記或觀察支使（掌文書，有出身者稱節度掌書記，無出身者為觀察支使）、推官、巡官等。各州刺史因帶防禦、團練使銜，也有判官、推官等幕僚。新的「藩鎮」幕僚出現後，與原有的司錄（錄事）參軍、諸曹參軍等「軍府」僚佐並立。

在眾多改革項目中，廢除八股考試的變革，因為牽連到全國各地眾多科舉考生的前途利益，為最受爭議的項目，所遭受的阻力也是最大，因而失去民間知識份子的支持。而汰除閒散衙門與冗員，更直接衝擊官員的既有地位與利益，遭到強烈的反對聲浪。至於裁撤綠營，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導致眾多滿人的既得利益喪失，引來滿漢之間的嫌隙對立，使滿人官員更為痛恨猜忌。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即提出質疑「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認為古文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乃是漢人為幫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所偽造，藉以動搖泥古的保守觀念，舊學說不完全可信。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認為經書乃是孔子假託古人言論，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將古代政治理想化，藉以託古改制，藉以強調孔子也是維新派，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由於此二書的內容過於激烈，遭到知識份子的強烈批評，而其改革主張也過於躁進理想化，導致變法運動不僅被守舊派人士強烈反對，更無法獲得維新派人士的有效的支持。光緒皇帝在明言「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後，慈禧太后答允不過問下，光緒頒佈國是詔，變法運動正式展開。然而光緒皇帝並無實權，真正實權仍然掌握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再加上主持改革的官員諸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既欠缺實際的政治經驗又位居小官，沒有實際影響力，而原本支持變法的重臣諸如翁同龢等人，在過程中皆遭到罷退，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官員又皆由守舊派所掌控，導致所擬訂的改革無法推行。袁世凱由於參與過強學會，又曾和翁同龢深談時局，慷慨激昂，儼然是個觀念前進的愛國志士，使維新派人士以為袁支持變法維新。由於守舊派擁有實權，維新派等人於是希望取得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的支持，後由譚嗣同力勸袁世凱發動政變、誅殺榮祿，保護光緒。但袁世凱卻出賣維新派，將其密謀告訴守舊派大臣榮祿，慈禧太后遂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推翻新政，逮捕維新人士。

光緒二十八年成立法律編修館，將現行律例參酌各國法律重新制訂。停止捐納實官，裁汰各衙門蠹吏差役，歸併詹事府、通政司於翰林院，裁撤路礦總局、河道總督、雲南湖北廣東各巡撫。設立督辦政務處，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新設立商部、巡警部、學部。與原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合稱十部。光緒三十三年改巡警部為民政部、戶部為度支部、兵部為陸軍部、刑部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併為農工商部，增設郵傳部。軍事：光緒二十九年設立練兵處，全國擬成立新軍三十六處。停止武科考試，裁減各省綠營防勇，命各省籌設武備學堂，成立常備軍，一律學習新式槍砲、改西法操練。實業：提倡實業為富強之本，命親貴大臣出洋考察。保護實業、統一貨幣、設立銀行，頒佈獎勵工商業章程。教育：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光緒二十七年開經濟特科，錄用外洋留學生。各省城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設中學堂，各州縣設小學堂，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留學，停止鄉試、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光緒三十一年正式廢除科舉制度。其他：允可滿漢通婚，戒除纏足惡習，禁止鴉片。

嚴復年輕時以優異成績被派往新加坡、日本、英國留學實習。回國後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任職。他主張變法思想，並透過翻譯西方經典名著典籍來宣傳啟蒙中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著作，將物競天擇的進化觀念、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政治制度的精神架構有系統的介紹給廣大的中國民眾。透過這些全面性的介紹西方文明經典著作，使中國人得以接觸西方世界的真正內涵，從思想觀念上根本打破中國保守老舊的傳統價值觀念。他的影響力也並不侷限於變法維新，更進一步成為革命思想的啟蒙源頭。民國成立以後，嚴復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是他的政治立場轉趨保守，面對民初混亂的政局，他對於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懷疑與悲觀的態度，以為中國當時國民程度連君主立憲都不夠資格，又怎麼能夠立刻實行民主共和，他懷疑勉強實行的結果將造成大亂。他不僅在政治立場上主張漸進改革、反對革命，於民國四年擔任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支持袁世凱稱帝、民國六年肯定張勳復辟。甚至在思想立場上也更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倡尊孔反對五四運動。晚年期間不喜談時事，最後病逝於故鄉。

雖然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自強運動的失敗，但是它絕非毫無所獲。這段時期陸續在軍事、經濟、交通、教育等事業上創辦了不少措施，諸如國防設備的建設、外交、技術人才的培養、西書的介紹翻譯等，都為中國近代化奠定下一步發展的基礎。如果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因為此次巨大的衝擊也加速了中國人觀念的轉變，體會到光是器物改革是不足以面對西方的挑戰，還必須進一步更深入到制度的變革。因此，自強運動的失敗不應該將其視為是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它只是沒有達成其原本所設定的目標，卻為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奠定往前繼續邁進的基礎。這場因戰爭而起，也因戰爭而宣告失敗的近代第一次改革的自強運動，過往討論焦點，總是想找出失敗的原因，或解釋它為何失敗，甚至常拿同時在進行的日本明治維新相互比較，試圖解答為什麼日本成功而中國卻失敗了。假如自強運動的預定目標，訂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上，那麼甲午戰爭的失利，的確證明自強運動失敗了。但如果自強運動的目標，重新設定為維持國家的繼續生存上，自強運動可說是有貢獻的。1860年代，清朝所面對的是外有英法聯軍、內有太平天國的存亡關頭，而清朝順利渡過了此一危機，就這一點來看，它並非一無所成。

傳統中國是一個強調文化觀的的民族，華夷之分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界線，並非以血統來區隔。秦漢之後，中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龐大帝國，和境外各民族的聯繫逐漸密切。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主動與西域諸國結交，從此東西絲路交通大開後，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漢人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在遙遠的西方也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帝國，並以「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不僅將其對等看待，且表敬慕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東西貿易的往來依舊不衰，佛教的弘揚尤稱盛事。隋唐帝國時代，東西文化交流更加興盛，隋煬帝曾親幸突厥可汗帳中，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商。唐太宗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並接受四夷君長所上的「天可汗」尊號，成為東亞國際盟主。中國人對於異族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轉變，是從宋代開始。由於北宋長期處在外敵的威脅之下，思想於是強調夷夏之防，對外措施趨於消極保守。明清時代，在西方歷經大航海時代、宗教革命、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劇烈變化後，中國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更加自大無知，顯現出一股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

由於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優越，自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長期在東亞世界擁有優越性的領導地位，因此歷代中國王朝視四周鄰邦為戎夷蠻狄，以「天朝上國」自居，與四周鄰邦並無所謂的平等外交與互惠貿易的觀念，只有「天朝－藩屬」的上下觀念。在這種天朝觀念的影響下，對於四周鄰邦的貿易互市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想法，四周鄰邦能夠與中國貿易是一種天朝給藩屬的恩賜，而中國也可以隨時中斷貿易。總之對外貿易是抱持著消極的心態。宋代以後，由於東亞區域的各游牧民族逐漸開化，自認文化最為優越的中國漢族和四周鄰邦的關係愈趨緊張，在這種局勢的影響下，中國對於四周鄰邦的關係，開始強調夷夏之防的警戒心理。明清時期，對於夷夏之防的強調更是嚴厲。因此和四周鄰邦互市貿易不但是皇恩浩蕩下一種對於夷狄之人的恩惠表示，也是羈糜遠人的一種方法。在這種夷夏之防的心理因素之下，不會真正把中外之間的商務貿易看做是一種互市互惠的行為，所以外人前往中國貿易就不能提出任何的要求，而是應該完全聽從接受天朝對於貿易的所有安排。傳統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所有一切物質上的需求均能夠自給自足，所以對於外來貨物的需求並不高，造成中國本身對外貿易的動機並不強烈，開放與四周鄰邦貿易只是一種恩賜或羈糜外人的手段，而非目的。工業革命以後，由於西方各國生產力大幅提昇，因此對於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有著強烈的需求與企圖。所以在鴉片戰爭前夕，中西雙方對於商業貿易的看法，明顯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雙方又各自以自己的成見要求對方接受，造成摩擦叢生，關係愈趨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