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威望的低落固然削弱了教會的力量，但真正讓許多人痛心疾首的是教會腐化奢侈的生活，這是許多宗教改革者急欲根除的弊端。在中古時代，教宗的地位超越任何世俗的君主而成為歐洲的共主，累積的權勢與財富等更是驚人，例如︰教會領有的土地約占當時西歐土地的三分之一，除了領主應享的權利外，還向人民徵收「什一稅」等稅捐。中古後期城市興起後，受到商人牟利行為的感染，教廷從教徒手中搜刮錢財的方法更多，他們利用各種方式牟利。安貧、守貞與服從的誓約早已拋諸腦後，許多鄉村教堂裡的教士開設酒店、賭場以增加個人收入，甚至還娶妻生子。不只低階教士如此，更令人痛心的是連教宗都不能堅守誓約，如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有不少情婦，生子女八人，還為他的子女奪取封建領地；又如教宗李奧十世（LeoⅩ，1513-1521）曾利用他的職權，出賣兩千多個高級教職，平均每年可增加約一百多萬金元的收入。面對如此腐敗的教會，許多人急欲改革。「贖罪券」（Indulgence）是教會歛財的方法，也是促使馬丁路德改革的導火線。贖罪券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為了籌措軍費而發賣的物品，後來成為教廷斂財的工具。教徒透過購買贖罪券，來求得自身罪惡的減免，因此，贖罪券與罪罰的赦免有密切的關係。理論上，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但是教會認為他有能力可以為教徒取得一紙減免狀，雖然不能保證能夠赦免全部的罪惡，但是贖罪券可以減免教徒在世上及死後可能遭遇的苦行與懲罰。此外，為了使行為合理化，教會認為賜與罪人贖罪券，贖罪券領受者出於自由意志而「奉獻」給教會的金錢，並不涉及買賣行為的關係。十六世紀初，教宗李奧十世為了解決財務問題，因而擴大規模發行贖罪券。為了鼓勵一般人多買贖罪券，教會人士常過份吹噓贖罪券的好處，一般人普遍流傳這樣的想法︰「金錢投進募捐箱的當兒，從煉獄中就飛出來一個靈魂」，甚至還將贖罪券比作進入天堂的通行證。因為宣傳得力，能夠免除罪惡的說法頗具吸引力，不少民眾爭相購買贖罪券。但已有人對教廷的行為提出強烈質疑，認為此舉根本違背了聖經的說法。雖然有教宗李奧十世正式公布的教令，允許贖罪券的發售，但不少歐洲國家的君主仍禁止在其境內發售贖罪券，許多知識份子也抱持著反對的立場，例如︰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就是針對教廷販售贖罪券的不當而寫的名作。

耶穌會 ( Society of Jesus )是1504年聖依納爵?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創立的天主教修會。為了重振天主教教會，耶穌會士不再只住在修院隱修，而是要深入社會，與各階層人民接觸。耶穌會積極響應教皇號召，向海外傳教。當沙勿略(Xavier)想在日本傳教時，發現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因此開始著手入華傳教的計畫，但中國當時禁止外人入華傳教。直至1554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作為根據地後，澳門成為遠東的傳教中心。不過中國政府只允許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可自由信仰他們的宗教，仍嚴禁傳教士入內地傳教。真正第一位進入中國傳教的是巴來多(Barreto)，但也只是在廣州向葡萄牙的水手及士兵傳教。此外，西班牙也一直向中國政府提出傳教的要求，但被婉言拒絕。在中國傳教困難的原因，除了政府的政策外，也和傳教士不會說華語、不懂中國文化有關。故傳教士范禮安(Valignani)便提出學華語的建議，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便開始在澳門學習華語。 當羅明堅進入中國，其舉止符合中國禮儀，又說一口流利的華語，獲得中國官員的好感，成為明朝第一個獲准在中國內地居留的傳教士。

達摩祖師原是南印度國的三王子，經般若多羅法師的指點，看破名與利，決心拜師潛佛。達摩在南北朝時來到中國傳布佛法，曾入少林寺千聖山一坐九年，即使拿針戳入身，都不為所動，因此聖名遠播。他倡導「面壁坐禪」以定心性，後世追尊為禪宗祖師。

為了農業灌溉，埃及人很早就有水利灌溉的設施，在尼羅河上修建水利設施。定期的氾濫帶來的固定獲利，也造成了埃及社會發展的複雜化。

石窟藝術產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間自然的洞窟作為佛教徒坐禪修持、集會及生活之用，後來，人們自己開山鑿洞，並開始在洞中設置佛像、佛塔、畫上壁畫。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石窟藝術也一起傳入。莫高窟(甘肅省敦煌市)、雲岡石窟(山西省大同市)、龍門石窟(河南省洛陽市)為中國三大石窟，這些石窟藝術對於研究佛教史、繪畫、雕刻、建築、樂舞、服飾、東西文化交流等提供極為豐富的的資料。

最初，當日本接管台灣，各地發生武裝抗日時，謠傳教徒與日軍勾結，而出現民眾攻擊教會的事件。直到日本控制台灣後，天主教的傳教工作才有所改善。總督府對台灣原有的宗教及基督教，原則上一律不加干涉，因此天主教的傳教工作進展順利。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幾乎與在臺傳教士的祖國－歐洲國家對立，因此總督府對天主教的政策由放任轉為嚴密監控。1939年日本政府頒布「宗教團體法」，將各宗教團體粗分為神道、佛教、基督教三類，以有效控制各宗教團體。1941年日本天主教組成天主公教會，台灣天主教也不得不加入日本天主公教會，成為公教會下的台灣教區，接受日本教會的指揮。後來，在皇民化政策下，台灣天主教在1942年加入「台灣基督教奉公會」。此時期台灣天主教的發展，據1940年教務統計，全臺共有14個堂區，信徒總數9737人。另設有靜修女學校，及高雄與羅厝2處孤兒院。

希羅多德說：「尼羅河（Nile River）是上天賜予埃及的贈禮。」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全長約6671公里，在埃及境內長度為1530公里，流域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尼羅河谷和三角洲被譽為埃及文化的搖籃。尼羅河河水主要來源來自東非烏干達的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與愛伯特湖（Lake Albert），以及夏季時降於東非山區的季節性雨水。

新教的改革思想也傳播到羅馬教會所在的義大利半島，已有人察覺羅馬教廷的道德敗壞與各種弊端，不少當地的教士也承認教會改革的需要與急迫性，甚至有教士公開宣揚新教的改革主張。1534年保羅三世（Paul Ⅲ，1534-1549）被選為教宗，致力於宗教和道德的改革，整頓神職人員，並且實行嚴格的書籍檢查制度與宗教裁判。1545年，opd 首度在特稜特（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召開會議，以解決宗教改革以來的紛爭，之後的教宗朱利三世（Julius Ⅲ）、庇護四世（Pius Ⅳ）仍持續召集新舊教徒在特稜特召開大會。直至1563年，教會終於確定︰教士獨身、宣佈重罰納妾之神職人員、七聖禮之不可廢……等主張，改革以增進教士的道德與紀律為主要目標。 在特稜特會議期間，羅馬教會內部有不少進行改革的修會，他們絕大多數都擁有無比的愛心與行動力，同時能忍受惡劣的環境與嚴格的規律，以實際的行動來從事各類服務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者是西班牙的羅耀拉。羅耀拉原本是個軍人，在因傷休養的期間，深受基督及聖母的感召，決定奉獻一切給上帝。1522年，他在聖母面前發誓永守慈悲與貧窮的信條，就過著苦行的修士生活，三十三歲那年，更決心以教育磨練他的心志，認真研究哲學及神學，此時，他已經有了跟隨者。西元1537年，他和他的跟隨者希望能將自己奉獻給教皇，羅耀拉稱呼他的小團體為「耶穌的武士」，終生為反對不相信及離異份子而戰。1540年，教宗認可了這個團體，承認耶穌會是羅馬公教的正式修會之一，可以設立修院、招收修士、從事傳教等工作。1547-1552年間，羅耀拉制定了耶穌會的規律，欲加入的人必須經歷兩年的學習，而且要求對上帝絕對服從，經過嚴格的精神鍛鍊與從事低賤的工作，以確定這些學員都是能幹且進取的人之後，才可以進入下一階段。開始學習數學、古典文學、哲學及神學等，以培養成為一般的修士，或是有機會可以出任高級的神職。嚴謹的訓練過程，能確保培養出一群學識淵博而且充滿宗教熱忱的傳教士。羅耀拉以嚴厲的權威指導他的小團體在世界各地的行動，他本人也過著嚴苛的生活，一把果核、一片麵包及一杯水就能維持生命。歐洲只是耶穌會活動的一小部份，他們還派遣教士到前往亞洲、美洲、非洲等地傳教，他們忍受每一個苦難，視之為上帝的禮物，他們忠於職守，照顧弱者，同時又有良好的教養與風度，因此為羅馬公教爭取了不少信徒，例如︰明末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也是耶穌會傳教士，他豐富的學識贏得了不少當時中國士大夫的讚賞，進而接受羅馬公教的洗禮，開啟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在羅耀拉去世前，至少已有一百所耶穌會學院，學院以古典文學為基，並以拉丁文教授，同時強調人格教育。祈禱、默思、懺悔、聖餐、彌撒及神學之外，每日再三地教誨，施以嚴格的訓練，加強對宗教的熱忱。因此，雖然耶穌會的組織並不大，但耶穌會的聲望及影響力漸增，被認為是天主教改革最輝煌的成果。

十九世紀，天主教再度來台傳教。當時的社會事業只有孤兒院一項。是由郭德剛神父於1866年派傳教員嚴振(另有一說其名為嚴超)到台南辦理孤兒院，收容孤兒，並花錢雇用乳母哺育年幼嬰兒。一年後有六十多個孤兒入院。而後遭遇動亂，南移高雄。1875年彰化羅厝也成立孤兒院。

1949年中國共產黨驅離神職人員。許多神職人員從中國轉往台灣，繼續從事傳教工作。同時，大批的天主教信徒也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離鄉背井的傷痛，戰後物資的匱乏，使得天主教適時擔負起救助難民的工作。加上當時台灣在外交上與美國親近，獲得美國軍事及經濟的援助。天主教教會並協助美援物資的發放，如麵粉、奶粉等，而被當時人們戲稱為「奶粉教」或「麵粉教」。1960、70年代，天主教獲得迅速的成長。1970年代，天主教徒已有30多萬人，從城市到山巔海邊，遍佈700多所教堂，400多所各級學校和幼稚園，以及將近200家醫院、診所。但此後當台灣的經濟起飛，社會富裕後，民眾對物資救濟的需求減少，天主教的發展即陷入停頓。據2004年的教務統計，台灣天主教的信徒仍維持在3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遠不及佛教、道教數百萬的信徒，也不比基督教各派總和的40多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