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佛教，也有影響建築的部分。起初具有象徵佛陀偉大含意的佛塔是中國發展出的宗教建築。這種具有宗教象徵意義的建築元素，後來塔也常常成為園林造景的搭配元素之一。

楊貴妃愛吃荔枝，讓這種水果帶著一股莫名的風韻，唐玄宗甚至遣專人為其摘取新鮮荔枝，由江南一帶替楊貴妃摘採鮮荔枝送至長安，還說荔枝上尚沾朝露，這可能是則穿鑿附的故事。因「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兩地相去何只千里，就算策馬不分晝夜狂奔，一定超過保鮮時限。而且「荔枝過一日，則色味俱變」，已經變質的荔枝，楊貴妃可會喜愛？事實上在四川也產荔枝，巴蜀與長安相去不遠，策馬狂奔一日可到，所以楊貴妃所食的荔枝，產自巴蜀盆地而非江南的可能性較高，但巴蜀荔枝的味道，遠不如嶺南荔枝的甜美，若和福建荔枝相比，也顯得肉少果酸。在宋代航運業相當發達，「閩中荔枝，三日到永嘉」、「四明海舟，自福唐來，順風三數日至，得荔子色香都未減」，福建的荔枝已經可以在短時間內送至京城。宋代的荔枝已經大規模的進行栽種，荔枝產量大為增加，大盤商人購買時需用「以林斷之」的方式簽約購買，可見其規模。除以新鮮荔枝內銷，更以製成蜜餞的方式外銷世界各地「悉為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鑄之」。荔枝可說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氣息的一種水果了。

在北京古代歷史長河中，遼、金、元、明、清五個封建王朝統治時期是極為重要的時期。北京的政治地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逐漸取代了長安、洛陽等古都的地位，由地域政治中心上升為全國政治中心。遼是契丹人建立的國家，西元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建國號”大契丹”，定都上京（今熱河林東縣），他成為契丹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皇帝。西元926年阿保機死，次子德光繼立，是為契丹太宗。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唐，向耶律德光求援，約定事成之後，割燕雲十六州、向契丹稱臣並每年輸帛三十萬匹給契丹。於是契丹南下滅後唐，立石敬瑭為帝，國號為晉，改元天福。在天福三年即西元938年11月石敬瑭遣使向契丹獻燕雲十六州圖籍，同一年，遼太宗耶律德光下詔改國號為大遼，以幽州為南京，從此今北京地區成為遼朝的陪都，北京的歷史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由地域性的城市開始向全國政治中心城市轉變。遼南京城基本上沿襲了唐代幽州城址，城內大體按唐代幽州城街市坊巷分佈，名稱也是大多沿用了唐代舊稱。遼代城池與宮殿建築沒有保存下來，保存至今的是宗教建築－天寧寺塔，一個八角十三層的密檐式舍利塔；以及牛街清真寺是北京現存最久，規模最大的伊斯蘭教建築。

在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希臘文化中，帕德嫩神廟最能彰顯希臘建築的古典精神，至今它仍俯視著雅典城市以及周圍數里的鄉村。在運用石頭的傳統之外，其建築設計的輪廓大膽而突出，細節精緻。在藝術史發展上，建築師由人類之身心能力加以調節的比例來建造，呈現著絕妙的和協。

日本時代，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合稱臺灣三大林場，太平山開發時間比阿里山晚，採較高效率的「運才軌道」和「架空索道」接駁的方式集材，首先在太平山地區依不同高度舖設軌道，小火車將木材集中運送至索道站，再經由索道將木材「溜放」至下端軌道，如此層層接駁，其實太平山林業產量高於阿里山，風景亦不遜色，卻因不能使用大型鐵路機車，70年代伐木停止，便黯然走入歷史。輕便軌道台車是早年臺灣地方運輸的特有文化，指軌距在500毫米左右，建築標準很低，以人力或小型動力推動的軌道台車。由於早年都是以人力推動，剎車時再以「木棍」摩擦後輪控制速度，又名「手押台車」其歷史比臺灣鐵路的歷史更早，初為運煤之用，大正年間專門載人的輕鐵會社已遍佈臺灣，目前臺灣最後保留的輕便軌道台車在烏來，不過「手押台車」已變成汽油動力的蹦蹦車，難以想像當年人力推行的辛苦。我們每天外出很累，總渴望回家好好泡個澡休息，火車也是喔！車庫就是火車的家，它們白天英勇奔馳載客，回到家也希望能洗個澡並補充養分，火車回到家，便有人會為「他們」洗澡，呵護「他們」，火車的家，中間有一個轉車台，左右旋轉，使他們可以進入或進出車庫。舊山線北起竹南，經苗栗、三義、豐原、台中至彰化，全長89.3公里，日治時代時期舊名為「台中縣」。這段鐵路由於坡度甚大，最高達千分之二十六，山區路段以單線通行，成為西部縱貫線最大的運輸瓶頸。其中「勝興」車站標高海拔402.326公尺，為昔日「臺灣鐵路」最高的車站。

而廣州是中國歷代以來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之一，與中國各地和海外的交流頻繁，粵菜久而久之的就逐漸吸收各種烹調方式之長，發展出了粵菜的獨特風貌。廣東的物產種類繁多，再加上不斷的由各地傳入新的食材，讓廣東菜是無所不用，也是粵菜勇於挑戰的原因之一。粵菜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細分廣州、潮州、東江三種風味，主流則是講求食材多、手法新的廣州菜。由於集各地口味、各菜系所長，粵菜的風味兼具清、鮮、爽、嫩、滑、脆，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調味方式也兼收各省之法，醬爆、辣炒、醋溜、紅燒，樣樣俱全。 近代又吸收了西菜的料理方式，使得粵菜的變化更上一層樓，不斷的創新求變，這可說是粵菜的最大特徵。

在北京小平原上除了誕生董家林古城外，還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區誕生了另一座城市－薊城，目前通過考古證實的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薊城，此時的薊城已是燕國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認為是在今北京城區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即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因為自1956年以來，在這個區域中發現了200多座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用一節節陶質井圈套疊成圓筒狀，在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示此區居民很多，而居民大範圍集中在當時應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另外，1957年發現了一處以戰國文化為主的遺址，出土有饕餮紋半瓦當，此乃燕國宮殿建築常用的構件，以及另有出土十枚方折式”匽”字刀幣，這都為燕都薊城位於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區域提供了證據。在春秋晚期特別是戰國時期，薊城已發展成為”天下名都”之ㄧ。【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是對燕都薊城的地位與作用之恰當評價。可惜到秦滅燕時，薊城遭到破壞，但是後來由於此地軍事地位重要，所以在秦漢之時，城池又被修復起來。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元代以後菜餚口味的變化也相當明顯，烹飪主流跟著改變，由清蒸、拍粉清炸、清炒等，可以吃出原味的調理方式，發生變化。因為清淡的調味、量少精美的裝盤方式，這對不同生活的蒙古和色目人，是很難以下嚥的。清淡的調味對於大量使用香料與醬汁的色目人，感覺無法忍受，所以淋醬，醬爆、醬炒、裹麵炸、炸後淋醬等重口味的調理方式，就在這一時代逐漸的出現了。量少而精美的裝盤方式，對於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來禦寒的蒙古人，更是難以饜足，所以大盤菜的裝盤方式，就逐漸取代了原本的精緻裝盤法。原本中原地區很少採用的直接燒烤（華南跟塞外較常用），也被華北地區所接受了，可以見到華北地區逐漸適應了征服者的習慣，這種口味較重的調味法，也符合當時庶民階級的需求，畢竟大量裝盤與較濃的調味方式，是靠體力勞動的庶民階級，更喜好的吃法。因此，蒙古游牧飲食的習慣，對一般庶民階層的改變是相當大的，在華北地區的影響，尤為顯著。

“山頂洞人”之稱呼是因為其遺址正好位於龍骨山的山頂，剛好在”北京人”居住的”猿人洞”的頂部之上。這個遺址是在1930年發現的，1933－1934年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重要的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山頂洞”遺址分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個部分，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主要是出土於上室和下室。上室地面有灰燼層，並發現骨針和裝飾品，推測應是山頂洞人的居住地，而下室發現3具完整的頭骨和一些體骨化石，人體周圍並散佈有赤鐵礦粉和陪葬品說明這裡是墓葬地。經過測定，”山頂洞人”生活年代距今約2.7萬年前，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人類，由頭骨及一些體骨化石推算，他們的骨骼型態與現代人類已沒有太大的差別。山頂洞人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很少，只有25件，但骨角器和裝飾品卻非常豐富，從這些由獸牙、魚骨、蚌殼磨製而成的裝飾品以及骨針（用以將獸皮縫製成衣服）可以說明他們已開始用獸皮縫製衣服禦寒遮體並且具有審美意識。在他們墓地周圍散佈有赤鐵礦粉，表示他們在埋葬死者時可能實行灑赤鐵礦粉的原始宗教儀式，說明他們已有原始的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