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在今若羌縣的米蘭佛寺遺址上，發現了一些有翼天使的壁畫。壁畫上的人像特徵，類似地中海東部及愛琴海地區的居民，這些佛教藝術很明顯的受到希臘藝術的影響，其交流的管道就是絲綢之路。這種藝術風格的東傳，應該是中亞地區一些熟悉羅馬藝術風格和犍陀羅藝術風格的人才，借助佛教，走絲路東來而將此藝術風格交流。隨著絲路的繁榮與佛教的東傳，犍陀羅藝術經由西域進入河西走廊，再傳入中國。敦煌石窟、雲岡石窟等都受其風格影響。敦煌的莫高窟彩塑，數量眾多，技藝高超，人物繪得相當生動，風格上繼承了西域佛教雕塑的許多特點，即犍陀羅藝術風格，並在河西、中原一帶的佛像雕塑產生很大影響。隨著時間的發展，藝術風格亦漸漸與中國藝術融合一起，成為更具特色的藝術風格。

阿倍仲麻呂於元正朝（西元七一六年）被為遣唐留學生，後易姓為晁衡，歷仕唐廷要職，先後出任左補厥、祕書監、左敵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在華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與吉備真備同為日本遣唐使時代派往唐朝留學生中最著名者。

班超率領三十六名軍士，出使西域諸國，先於鄯善建功，後又和疏勒（今新疆喀什）、車師等國結成了友好的關係。他善用西域諸國的力量，以巧妙、以少勝多的戰略戰術，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例如平定疏勒的叛亂、擊敗了龜茲與莎車，並配合東漢的軍隊的勝仗，終迫使北匈奴西遷。班超被任命為都護，駐守龜茲，西域五十餘國全部歸附了東漢；班超後被封為定遠侯。自西漢末年起即被阻塞了的東西交通大道，因此又重新暢通了。班超還和安息（今伊朗）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並派助手甘英到達條支（今敘利亞一帶），前往聯絡大秦（今羅馬），在大漢絲路上留下了一代雄風。

出於大食諸國，及真臘、占城兩國，而以大食為上。獵者見象，以藥箭射之，象負傷逃遁一、二里後，藥發而斃。獵者取其牙，埋諸土中，積至十餘支左右，方搬至大食；再以舟運至三佛齊、日囉亭等地交易。

王圓籙，湖北人。早年因逃荒離開家鄉，後來在甘肅的巡防軍當小兵。士卒退伍後，流浪到莫高窟做道士，法名法真。喇嘛念的是西藏經，找他幫忙解釋漢文經典。因為佛窟改建道觀的工程，意外在十六號洞窟，發現大批文物，即後世所謂「敦煌寫本」。

唐墓中出土的三彩器，器形飽滿渾厚，線條圓潤，紋飾借鑒和吸收了唐代絲綢印染的圖案，花樣繁多，千變萬化，引人注目，令人遐思。

東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399年），法顯和同學慧景、道整、慧應和慧嵬四人，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蘭州、張掖、敦煌，西出陽關。在穿越白龍堆沙漠時，進入了此行最艱難危險的一段路程；翻越小雪山時風雪暴起、天寒地凍，同行的慧景禁不住嚴寒而死，法顯撫之悲慟難抑，但是為了完成大願只有揮淚繼續前行。在越過五千二百多公尺高的小雪山後，終於到達了恆河流域的中天竺！法顯此次西行前後凡十五年，帶回的梵文經典甚多，翻譯出六部六十三卷一百多萬字。他寫《佛國記》記述了西行求佛法的經歷，八十六歲時逝世於荊州。法顯不僅體現了堅毅不拔的精神，其經歷見聞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西域文明古國的風土民情。

三國統一後，新羅模倣唐的均田制，依官職的高低授給官僚田，而後進一步實施祿俸制，由國家向人民抽稅，再依官職高低支給租穀，但貴族官僚的反彈，導致王權的衰弱，地方豪族勢力抬頭。政府雖對二十至六十歲的丁男配給一定面積土地（丁田制），但因苛稅而無法擺脫窮困。至於被征服民及叛逆罪犯則被集中到鄉、所、部曲等區域，從事農耕、畜牧、手工業等勞役。

考古學家在今俄羅斯戈爾諾阿爾泰省烏拉干河畔，發現了西元前五世紀左右的墓葬群，名為巴澤雷克古墓群。墓中隨葬物品有大量的中國絲綢，其中第五號墓出土的蠶綢鞍褥面，上用彩色絲線繡著開滿花朵的樹枝，鳳凰飛舞其間；六號墓中發現了一面白色金屬製的中國鏡子。這說明了早在張騫還未通西域以前，中國的絲綢與文物，已在阿爾泰山一帶流傳了。傳輸的道路就是在沙漠道北邊的另一條東西交通要道，即草原絲綢之路。

清乾隆初期安溪人董日旭、李國開來到這裡開墾，並建公館收租，是三角湧地區開闢的開始。因地處大嵙崁溪、三角湧溪、橫溪三合匯流之處，故稱為三角湧莊，一九二零年改為三峽。同治初年，又有一位來淡水之荷蘭人，為了經營茶葉曾僱用淡水工人，到三角湧山員潭仔開墾山坡地二、三百甲，並由南洋輸入茶樹栽植製茶。同治二年，公館尾的富家李三朋曾到艋舺經商，和王益興合資開設北郊金益泰號。後自創安記號於艋舺舊街，置大船數隻，航行於大陸各港埠之間，累積了許多財富。此外，三角湧人還有許多人以水路進出艋舺、大稻埕經商。 大正、昭和年間，三峽仍以出產茶、樟腦、木材、木器、家具、米粉、染布、木炭而聞名。這些三峽特產，多由紅頭船運到萬華、台北銷售;再原船載回日用雜貨百貨回三峽。大正八年建造桃園大圳石門攔水堰，大嵙崁溪中下游河水減少，再加上三峽與板橋台北間的公路通車後，船運漸減，終至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