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菜系之中，並沒有北京菜。不過北京身為“首善之區”，為了滿足歷代皇室、士大夫和商賈等各階層人士的飲食需要，因此集中了大江南北最豐美的食品﹔同時，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北京又得以不斷地吸收國內外飲食的精華，形成了五花八門、南北風味皆有的地區。所以說北京的飲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歷代中國飲食文化的最高水平。北京菜又稱京菜，是由具北京風味的山東菜、市肆菜、譚家菜等、民族清真菜和宮廷五種風味的菜肴組合而成。北京地方風味菜主要由魯菜轉化而來，又受到其他菜系的影響，所以品種、口味均有變化。如砂鍋居的白肉菜係本是滿洲風味，全聚德烤鴨來自山東，東來順、鴻賓樓、烤肉季等則為自成體系的回族風味。此外，京菜的“重要成員”──官府菜，以譚家菜和厲家菜為主，是由一些頗講究飲食的南方漢族官僚或滿洲貴族由府邸家廚的手藝發展而來。京菜最上層的宮廷菜，則是經過歷代御廚不斷改善的產物，它揉和滿漢，品種繁多，極為精緻鮮美。歷經百年的發展，現在“北京烤鴨、宮廷菜、譚家菜、烤肉、涮羊肉”並稱為北京五大傳統名菜。宮廷菜代表－北京的”仿膳飯庄”是中國第一家專營正統宮廷風味的著名飯庄，開業已70餘年，最初是由宮廷御膳房的廚師所開設。多年來它把挖掘和發展宮廷名菜作為經營宗旨。“滿漢全席”是它獨有的最佳菜肴。這種當年的宮廷御膳，始於乾隆年間，那時正處於所謂“康乾盛世”，清帝把全國進貢的滿漢名菜集中起來，大辦筵席，賜宴群臣。他們把宮中滿席與漢席的特色融為一體，在同一宴會上出現，形成了包括“禽八珍”、“海八珍”、“山八珍”、“草八珍”等為主的滿漢全席。經過滿漢名廚的精心烹製，做出134道熱菜，48道冷葷以及點心、水果等等。可謂匯合了滿、漢、南北品味之精華，豐富多彩，蔚為大觀。應該說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最高檔次。直到當代恢復了這種宮廷御宴之後，博得了中外客人的贊揚，認為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絕。尤其仿膳飯庄不僅在飲食上學習宮廷，連內部裝潢、服務生的穿著等都能讓人感受到猶如置身在古代宮廷中用餐。官府菜代表－在官府菜中最著名的是譚家菜。譚家菜流傳到社會上來後，有人說：戲界無腔不學譚（譚叫天即譚鑫培），食界無口不誇譚（指譚家菜）。譚家菜出自清末官僚譚宗浚家中，流傳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了。譚宗浚一生酷愛珍饈美味，作京官時，便熱衷在同僚中相互宴請，而譚宗浚之子譚瑑青講究飲食更過於其父。所以譚家常不惜重資禮聘京師名廚，將技術學到手，隨請隨辭，不斷吸收各派名廚之長，精益求精，獨創一派。不過可惜譚宗浚後期，因仕途不順，鬱鬱而終。最後，譚瑑青落到了這樣的地步：不得不將自家大名鼎鼎的譚家菜拿出來變相營業，以獲得一些收入，補貼入不敷出的家用。譚家菜就是這樣逐漸流入了社會，並且名聲日噪。食界無口不誇譚之說，便是出自這一時期。涮羊肉代表－涮羊肉是源自蒙古的回教清真菜，此菜的炊具?做法?吃法均十分獨特。火鍋既是炊具又是食具﹐吃時以生料上桌﹐邊涮邊吃﹐味道異常鮮美獨特。在北京最出名的涮羊肉就是具有百年歷史的「東來順飯莊」。東來順創建於1903年，具有選料精、糖蒜脆、調料全、火鍋旺這四大特色，所以北京人說「涮羊肉，何處嫩，要屬東來順」。東來順的羊肉是從內蒙古來的大尾巴綿羊肉，由刀工精湛的廚師切出既薄又整齊的羊肉片，這樣精緻的羊肉片涮過後既沒有羶味也不油膩，再沾上東來順講究的調料實在是非常好吃。烤鴨代表－北京有一句順口溜：「不到長城非好漢，不吃烤鴨真遺憾」。北京烤鴨是以北京特產填鴨烤製而成，曾是元?明?清歷代宮廷御膳珍品。後來傳入民間，成為京菜之首，獨步中國食壇，譽滿全球。著名的全鴨席即是以烤鴨為主菜設置的，北京有名的烤鴨店有很多家，其中以「全聚德」、「便宜坊」等名氣最為響亮。全聚德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開業，創辦人是楊全仁，烤鴨的製作方式是掛爐烤鴨，即直接將鴨子掛在爐內，以果木燒烤，所以烤出來的鴨子呈棗紅色﹐外皮像綢布一樣光潔漂亮﹐吃起來皮脆?肉嫩?香酥?細膩，用荷葉餅塗上甜麵醬放上片好的鴨肉和蔥條，是最適合的吃法。便宜坊與全聚德一樣都是上百年歷史的老店，賣的也是烤鴨，但是作法卻完全不同，它是燜爐烤鴨，靠的是燜的功夫在鴨肚內灌入老湯，使其外烤內煮的過程中受熱均勻，這樣燜出來的烤鴨才會好吃。烤肉代表－「烤肉季」是有名的烤肉大餐，在這裡以烤羊肉為主，所用的羊肉都是駱駝隊經張家口外馱進來的羔羊，羔羊吃的是壩上的草，所以吃起來不僅肉質鮮嫩，且不會有羊羶味，經過調味烤熟後香味四溢，肥瘦肉搭配得宜。

牛街清真寺－伊斯蘭教來華歷史甚早，位於北京牛街上的「禮拜寺」，興建於遼聖宗統和14年（西元996年），距今已有上千年的歷史，為北京最古老的清真寺。白雲觀－興建於唐代開元27年（西元739年）的白雲觀是北京最大的道教廟宇，目前為中國道教協會的所在地，當初唐玄宗為信奉道教而建，名為天長觀，明初才改為白雲觀，目前的建築是清朝時修築的。

當纏足普及後，不論是鞋子的樣式、相關的配飾，在不同的時期，皆有各自的流行風尚，如同現代的服飾的流行趨勢一般。因此中國的纏足在長期發展下逐漸複雜化，進而形成一套文化。在此要特別提到的是，當纏足普遍後，發展出一種十分特殊的比賽，名為「賽腳會」。賽腳會，顧名思義即是將「腳」的比賽，即是約定一年中某一固定日子，當地所有纏足的女子，露出平時不輕易示人的金蓮，在眾人面前品評一番。如同現今的選美比賽，只是賽腳會是比哪位姑娘的金蓮是最符合美的標準，即「小、瘦、尖、彎、香、軟、正」。比賽結果出爐後，還會排名次，若金蓮獲得好評者，不僅姑娘自身，包括她的家人在內，皆會感到無比榮幸。賽腳會主要流行於北方，當中又以山西大同最著名。而賽腳會的出現，可謂纏足風盛行下的一種產物；而舉辦賽腳會，又對纏足的風氣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另外，有辦賽腳會的地方，當地的金蓮也會特別有名；雖然有些地區的小腳也十分美麗，但因為沒有賽腳會，名氣反而不如有賽腳會的地方響亮。由於這種金蓮比賽是纏足風氣的產物，故當纏足衰弱且消失時，這種比賽也就沒落而不復見。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清代的皇家園林主要修於康、雍、乾三朝，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山一帶的五座行宮，通稱”三山五園”，即暢春園、圓明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和清漪園（瓮山），而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圓明園（明朝時稱清華園），建於康熙48年，經過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共六朝營建，前後歷經150年，集結中國皇家園林精華，為世界公認之”萬園之園”。圓明園的特點之一是將宮殿與園苑建築相結合，園內仿紫禁城也呈前朝後寢的佈局，前面建有”正大光明殿”為主的一組建築，是皇帝處理政務地方；後面是以”九洲清晏”殿為主的一組建築，是帝后居住和飲宴的場所。在圓明園裡，不僅有江南的奇園秀景，也有傳統的亭台樓閣，還有西洋的宮殿建築，圓明園也因為這座由當年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法國傳教士王致成及蔣友仁設計籌畫的巴洛克風格西洋樓，而得到「東方凡爾賽宮」之美稱。當年圓明園的建築及維修費共用去白銀2億兩（比頤和園足足多了將近十倍），耗費當時六年的國家總收入，可惜竟然在1860年英法聯軍時，被一把火燒了三天三夜，如今只剩空盪的園林和殘破的遺址，令人唏噓不已。

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並稱阿里山五奇勝景。其中尤以森林鐵路最負盛名。直立式汽缸車頭、之字型折返道、螺旋形爬山道及熱帶、暖帶及溫帶三種林相為其特色。1906年臺灣總督府核准日人「藤田組」開始興築阿里山森林鐵路，以開發其森林資源。因為阿里山森林資源的開發，在阿里山北門車站附近聚集許多與林業相關的行業，帶動了嘉義地區的繁榮，並招來許多外地人來這裡討生活。尤其在林森西路一帶有很多木材商因此而發展致富。早期生活環境不好，許多阿里山沿線的住戶靠著在火車靠站時，在火車外面叫賣維生。這些叫賣的阿婆或小女孩拉高嗓門的叫賣聲，是早期火車停靠時常見的景象。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生活環境的改善，這些景觀已不復見。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並稱阿里山五奇勝景。但也有許多人是為了山櫻花而來，山櫻花成了阿里山除了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之外吸引遊客的另一大美景。花季時，滿山的櫻花讓人陶醉。

奧古斯都在晚年宣稱：「昔日由磚塊建成的羅馬，如今已成為大理石之都」。因此對羅馬人而言，大理石是宏偉的象徵。不過目前唯一大規模倖存的是萬神殿的內部。

北京大學創立於1898年，是光緒皇帝戊戌變法下的產物，原名為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近代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改為現名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在中國歷史上民初時期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更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斯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發源地，對中國現代史之影響實在是非常大。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透過以下作法建立北大自由校風：1.聘請教員摒除黨派門戶之見；2.重視學生個性發展，建立自由選系制度；3.設立研究所，誘導學生自由研究；4.鼓勵學生組織社團，促進學生課外活動；5.創辦刊物，鼓勵學生發表意見－如：【新青年】、【新潮】，也因此促成「五四」運動的發生。而現在的北京大學更是中國的最高學府，繼續擔任培育傑出人才的搖籃。

與神社參拜政策互為一體兩面的，就是「寺廟整理運動」，日人拆除台灣舊有民間信仰的寺廟，獎勵各街庄以參拜神社取代傳統信仰，很多漢人信仰受到壓迫，甚至沒收寺廟的神像集中焚毀，稱為「神佛升天運動」。1938年台灣總督府召集各地方官會議，授權地方政府開始整頓寺廟，有關寺廟整理的原則為：一、寺廟以全廢為原則，但過度時期可一街庄保持一寺廟；二、舊有慣習中的祭祀活動的改善以及寺廟管理的行為須盡量合理化；三、祭祀的神明應改為純正的佛教或道教的神佛；四、寺廟的建築物必須漸次改為佈教所或寺院型態；五、被廢止的寺廟及神明會等宗教團體，其財產另外組織教化財。日人實施寺廟整理運動的原因，事實上與其因應戰爭爆發的政策有關：一來是為了排除皇民化運動的障礙，為了徹底根植臺灣人敬神尊皇的思想、神社參拜、大麻奉齋、日本式的生活普及等觀念，與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冠婚葬祭、年中行事等不可分割的寺廟，就變成皇民化最大的妨礙。二來台灣傳統的信仰可以說是「支那的信仰」，把中國的思想從台灣掃除是必要的，尤其是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中國與日本是敵對的關係，中國的色彩變成疾病一般，在台灣被窮追猛打。寺廟的撤廢、神佛像的燒毀等等，是掃除從中國來的迷信很重要的象徵。其三，地方官廳對於寺廟或神明會龐大的財產都相當在意，若是寺廟整理之後，這些財力對神社的建造、國語講習所或集會所的建設，甚至可以轉為其他社會教化事業的利用，寺廟整理當然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剛開始整理寺廟時，台灣傳統寺廟的各種神像，凡是泥塑者均被摧毀，木雕的除了部份送政府研究單位典藏外，大部分都被燒毀，寺廟則是被拆除，各種祭祀器具都被毀棄，如果能夠獲得保留的寺廟，還得將寺廟的屋脊兩個角拆除，讓寺廟變成日本式的建築物。廢除寺廟的行動實施後，引發民眾的不安，在台灣的日籍僧侶及學者，都不主張以強迫的手段整理台灣的傳統寺廟，1939年日本國會議員即質詢過這個問題。只是台灣總督府的目標是藉著皇民化運動讓台灣人的精神日本化，在日人看來，寺廟與迷信的整頓，不可諱言是皇民化運動的一環，只是這個措施雖然有助於陋習的改良，卻往往引起更多的民怨。很多寺廟為了自保，紛紛加奉佛教的神祇如觀世音菩薩、釋迦摩尼等，以免被拆除。1936年起，地方也發起改變台灣傳統廳堂配置與祭祖習俗的運動，台南州東石郡鹿草庄的後堀、麻豆店兩個村落，舉辦了「牌位燒毀儀式」，總共有1224座牌位堆積在焚燒場中，由僧侶舉行盛大莊嚴的焚化儀式，從此之後各地紛紛起而效尤，不僅祖宗牌位，連神佛像與掛軸都難逃燒毀的命運。

1861年，貴州主教胡縛理獲得法國公使所發的“傳教護照”後，乘坐紫呢大轎，肩挂紫帶，頭戴方帽，盛設儀從，前呼後擁，前去拜會貴州巡撫何冠英及提督田興恕。但田興恕本來對洋人就十分不滿，藉口有事不予會見。胡縛理為了此事，很不高興，便向法國公使報告，希望能通過清朝皇帝施加壓力。此項行為激怒了田興恕，便三次派兵查抄教堂，趕走教徒。1861年端午節，貴州人們按傳統習慣，上街 “遊百病”。當百姓經過教堂時，四個教士出來驅趕人群，氣焰十分囂張。田興恕便派人將4名教士綁赴刑場斬首。史稱“貴陽教案”。教案發生後，法國要求懲處田興恕。這使得清廷兩面為難，既希望中外相安，又不想懲處屢屢立下戰功的田興恕。但法國對貴州官府殺害教士的行為無法諒解，堅持清廷嚴懲。最後清廷將田興恕及其幕僚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對貴州教會賠銀一萬兩千兩，並將田興恕所居住的公廨給胡縛理作為天主教堂，才得以結案。